【編者案】《興邦之難：改變美國的那場大火》展現了一場火災前后的政治變革。1911年，紐約格林威治村的三角工廠突發火警，奪走了146條生命，引發了一系列工人運動以及勞動法規的出臺。由此拉開了反抗和改革的序幕，被稱為“新政第一天”。經授權，澎湃新聞摘錄本書第一章“時代精神”的部分內容。

席卷美國的進步主義運動

        社會進步有其自身的政治行動：進步主義是新生事物與改良的福音。進步便是支持婦女的投票權、保護消費者和勞工權益、工聯主義（trade unionism）。但與其它平臺不同的是，進步主義是一套思維模式。它是實用主義和具有科學性的。進步主義者將工程技術手段運用于社會工作、社會性的意識形態等新的領域。對他們來說，在一個擁有夢幻般的60層高的摩天大樓、科學發明的自動鋼琴的城市里，不應該有上百萬窮人在悶罐般簡陋狹小的空間里為生計而掙扎。

        需要糾正的問題在這城市里隨處可見：臟亂的居住環境、危險的工作場所、滿街的垃圾、到處流浪的孤兒、蔓延社會的腐敗現象。但進步主義者不是僅憑眼中所見，他們在真理戰勝邪惡這一信念的驅使下，積極投入親身記錄、一線研究的工作，致力于發掘問題的所在。美國各地高校中的高材生們紛紛進駐社區服務中心，比如芝加哥的胡爾中心、曼哈頓的大學社區中心及亨利街服務中心，在那里與窮人同吃同住。他們寫的第一手報告里滿是圖表、數據以及原原本本的口述見證，講述了工廠內的工作情形、社區內有多少住宅改裝的簡陋作坊、一個在煤油燈下熬夜做手工活的家庭能掙到幾個銅板，以及為什么貧民窟容易出現火災。他們的研究報告不僅發表在專業的新聞雜志如《調查》（Survey）上，而且還登上了專事揭發丑聞的月刊《馬克魯爾》（McClure’s）。

        到1909年，進步主義運動開始進入一個高潮。當時紐約州的州長查爾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是個進步主義者，他在州府奧爾巴尼推行保險制度改革，支持一項早期設計的勞工工作賠償計劃（被法院否決），還發動禁酒與禁賭行動。而作為進步主義的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在剛剛結束的兩個任期內帶頭反壟斷，發起食品與藥物安全行動，并推行保守主義政策——甚至在一次煤礦罷工事件中站在了罷工者一邊，還曾邀請一位黑人到白宮共進晚餐。當時羅斯福剛剛50歲，沒有人相信他的政治生涯會很快結束。紐約沉浸在節日的狂歡之時，這位前總統正在非洲狩獵，報紙爭相刊登他的照片，手握獵槍，望著剛殺死的斑馬、豹子或犀牛。他那腳蹬靴子、目光堅毅的形象代表著美國的氣質：生命力、勇氣、欲望，甚至目空一切。他體現著純粹的可能性。

查爾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曾任紐約州州長，是個進步主義者。        

坦慕尼社：主宰紐約的政治機器

        坦慕尼社，這一主宰紐約已經半個世紀的政治機器，所代表的恰恰相反。很多坦慕尼的政要對進步除了冷嘲熱諷之外沒有別的。“改革者在政治中無法安身立命，”長期掌管西區的喬治?華盛頓?普倫凱特（George Washington Plunkitt）這樣說。下城大佬提姆?薩利文（Big Tim Sullivan）表示贊同：“改革？豈有此理。”坦慕尼黨魁們認為，改革者除了削減福利工作和關閉街坊酒吧以外一事無成。但坦慕尼社還是懼怕改革者的。進步主義者要求建立市民服務（Civic Service）體系，想讓市政工作不受政治立場的左右。這是直接射向坦慕尼這一政治機器心臟的子彈。普倫凱特稱市民服務為“國家的咒符”。“那我們還怎么養活給坦慕尼社工作的人？”他曾這樣問道。正如記者威廉姆?艾倫?懷特（William Allen White）指出的那樣，“坦慕尼社教導人們滿足現狀。”這一政治機器保護現存秩序，因為它有利于坦慕尼社當政。

        如亨利?哈德森（Henry Hudson）和布魯克林橋一樣，坦慕尼社是紐約歷史的一部分。它因一些哲學因素而產生于革命時期：為了抵制精英主義和同情英國的人。它那怪誕的名字（正式名稱為圣?坦慕尼社）來自特拉華州一名印第安頭領坦瑪門（Tamamend），這一印第安主題作為坦慕尼兄弟結盟的象征而延續下來——成員之間互稱“勇士”，地區領導稱為“酋長”，辦公中心稱為“窩棚”。坦慕尼社或許演變成為一個論辯俱樂部或兄弟會，然后靜悄悄地在歷史中遁去了。但當時精英主義與普羅主義的對撞成為美國早期的一次政治斗爭，在此期間坦慕尼社成長為一個純粹的政治組織，即紐約的民主黨——并由此發展成為龐大的政治機器。

        坦慕尼社像軍隊一樣紀律嚴格，而它的社會網絡是一幫跑腿的跟班和嘍啰——類似步兵編制。走卒和地區的小頭目就分別是上校和準將，老板就是將軍了。像所有軍隊一樣，坦慕尼社將忠誠與紀律奉為價值準則，坦慕尼社式的政治不那么過多強調理念，更強調的是勤奮，以及具體工作——也就是坦慕尼的領導層要求的“徹底的政治組織和一年到頭的工作”。以東區的工作情況為例，看看坦慕尼機器在那里行之有效的程度：在選舉日的下午3點，坦慕尼領導已經掌握了區內每一個還沒有投票的選民的名字，他有能力派遣足夠多的走卒去上門催促投票。想象一下那一幕：在電話還沒有入戶的時代，一大群人蜂擁向千家萬戶，急急地逐一叩門。坦慕尼政治是講究實際的政治，而所有問題中最實際的就是：誰擁有選票？一個能夠拉幾張選票的人比一整班理論家更有存在價值。要想在坦慕尼立足，“如果你是單槍匹馬，就先去找個跟隨你的人，”普倫凱特有句話成了坦慕尼社的名言：“去跟地區的領導說……‘我找到一個可以死心塌地跟隨我的人。’”并從那里起步。

理查德?克勞克（Richard Croker）

        坦慕尼社在“鄉紳”理查德?克勞克（Richard Croker）手上曾登峰造極，他主政的正是腐敗盛行的1890年代。克勞克一邊給窮人小恩小惠，一邊花大把錢養肥了保守派政府。“理查德?克勞克是紐約勞動階層心目中的反自由派祖師爺，”一位研究坦慕尼社的歷史學家指出，“他是黑手黨眼中的英雄，又是上流社會所珍視的盟友。”勞工階層聚居的市中心，成了“大哥”提姆?薩利文及其親友的一統天下，以致在19世紀末的一次選舉中，民主黨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在其中一個選區以388：4票的絕對優勢勝出。盡管如此，事后據“大哥”提姆對克勞克說，“（共和黨）比我預想的多得了一票——我得把那個家伙找出來。”在他的運作下，薩利文每年從嫖、賭賄賂中獲取的資金達300萬美元（約合今天的5000萬美元）。

        腐敗的關鍵是警察的無法無天。任何人想當警察，無論職位大小，都得花錢。各官階之間有不同價位，小到300美元一個治安警察職務，大到1.5萬美元在油水大的地區出任所長。（在當時，1000美元是一份不錯的年薪。）進貢的人樂此不疲，因為一旦取得職位，回報將是成倍的，從城中那些賭場、妓院、酒吧、吸毒場所及監獄保釋金中可以大把撈錢。

        克勞克的濫權行徑終于遇到了克星，那就是一位名叫查爾斯?派克赫斯特（Charles Parkhurst）的嫉惡如仇的牧師。派克赫斯特在一連串講道期間，接連揭露和指責坦慕尼社的惡行。紐約上州的共和黨大佬托馬斯?普萊特（Boss Thomas Platt）從中看到了扳倒競爭對手的機會，他提出由州議會展開相關調查。其結果就是于1901年將一位改革派人士送上了市長的寶座。“鄉紳”逃到英國流亡去了，走時腰纏萬貫，卷走了任內貪污的錢財，在英國住著城堡、養起賽馬來。        

墨菲：紐約大佬是怎么“正當腐敗”的

        1919年9月28日，星期二，紐約盛大巡演的第四天，雷瑟遜工廠門前沒有罷工行動。第五大道及周邊街區都為迎接紐約歷史上最盛大的慶典活動而封閉了。（那一個星期發生的所有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盛大、壯觀……）據報道有兩百萬民眾上街觀禮，人流長達六英里。大廈都裝飾了彩旗，空氣中彌漫著肉欲。

        精心挑選的馬匹列隊拉著52輛花車，每輛車分別演繹著紐約歷史上的重要一頁。一隊隊參加游行的方陣代表的是這個城市里的各個社團，每個隊列都有自己的管樂隊：挪威人、德國人、波蘭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法國人及愛爾蘭人。“有色人種隊伍盡管不起眼，但還是引起很大注意。”《時代》周刊報道說。

        有個消息在游行的人群中奔走相告：查理?墨菲也在游行！這可真是新聞。查爾斯?F.墨菲（Charles F. Murphy）總是真人不露相，外界只聞其聲不見其人。他是坦慕尼社的大頭目，“鄉紳”克勞克的繼任者、紐約市的大老板。墨菲看上去身材健壯，戴一副無框眼鏡，留著寸頭。盡管他主持坦慕尼社已經七年有余，“很多民眾還是在游行中第一次一睹墨菲先生的尊顏”，《時代》周刊這樣報道說。

        有人高喊：“告訴我們，大佬，你會是下一任市長！”墨菲聞之，笑而不語。

查爾斯?F.墨菲（Charles F. Murphy）

        查爾斯?弗朗西斯?墨菲站在那里，像很多51歲的男人一樣，安詳地橫跨在過去與未來之間，一腳走出悶罐一樣的出租屋，另一腳踏入電力四射的摩天大樓。1858年，墨菲出生在一個貧窮的愛爾蘭移民家庭，天生是坦慕尼社的材料。他在愛爾蘭人與德國人聚居的社區長大，家長們很多都是為煤氣廠打工的低薪層，他們生活的煤氣街因而得名。墨菲14歲就輟學去了電線廠做工。

        后來他又去了東河造船廠當木工。他做過不少苦力，深深明白不能就這樣過一輩子。于是——可能是攢了些錢換取了坦慕尼社的一個差事——墨菲得到了為跨城藍線開公共巴士的機會。他節衣縮食，午飯自帶便當，攢夠錢后在第十九街和第A大道的交角處開了一家酒吧，取名查理酒吧。在那個時代，紐約有不少男人可以放浪形骸的酒吧，喝得醉醺醺地嫖著童妓，然后為拿不出錢而被暴打致死。但查理酒吧不是那種。墨菲不許在他的地方賭博、嫖妓或打架斗毆。有個朋友曾經調侃說：“我給女士講的故事都能講給墨菲。”他給顧客盛酒用大杯子，一碗湯只要5美分。他的酒吧只接待男士。

        墨菲是酒吧的模范管理者，善于傾聽，通過開酒吧（墨菲最終開了4個酒吧）他認識了不少人。在一次次暢談中，他逐漸明白了該怎么把煤氣街的選民們組織起來、調動起他們的積極性。他做了無數善事，結交了成千上萬的朋友，最后成為區領導。墨菲喜歡在第二十街上倚著一根電線桿接洽鄰居們的政治訴求。誰想將兒子從監獄里保出來、想找份工作，或免受警察的騷擾，都知道墨菲先生會在忽閃的燈光下傾聽你的心聲。

        他是打著燈籠難找的那種人：機智、耐心。1924年去世時，他已經在坦慕尼頭把交椅上坐了1/4世紀。富蘭克林?D.羅斯福稱他是“天才”。一位研究坦慕尼社史的學者稱他是坦慕尼社歷史上“最有洞察力和智慧的領袖”，“對權力的掌握及其運用駕輕就熟，對時機的把握能力無人能及，知人善任，能發掘和調動人們潛在的能力。作為一位政治象棋的高手，他從沒有勢均力敵的對手”。當他成功地獲取了“鄉紳”克勞克空出來的頭把交椅時，墨菲開始逐漸意識到，社會的進步是無可避免的，而坦慕尼社應該成為其中的一部分。“他完全明白，”一位觀察者說，“一個政治組織如果沒有政治理想和優秀品格，單靠資助是無法生存和壯大的。”

        但這需要多大的變化？什么樣的變化？在什么時候？這是些更為復雜的問題。墨菲從內在的變化開始，希望能不再聽到針對坦慕尼社貪腐的批評。據喬治?華盛頓?普倫凱特所述，坦慕尼政治的貪腐現象有兩種：“不正當貪腐”和“正當貪腐”。他解釋說，“不正當貪腐”就是搜刮市政財物、敲竹杠或與賭徒及違法分子沆瀣一氣。而“正當貪腐”則包括利用內幕消息及政府合約來惠及坦慕尼社一方的投資者。“比如要新建一座橋，”普倫凱特說，“我得到有關方面通風報信，然后我可以先下手買下沿途的物業，等升值時出價賣掉，把錢存入銀行。”

        作為區領導以及后來的大佬，墨菲從事的明顯是“正當貪腐”。1897年，“鄉紳”克勞克任命他做碼頭調度員，這是一個肥差。據墨菲的傳記作者南希?喬安?韋斯（Nancy Joan Weiss）記載，墨菲通過這份工作“建立起一套碼頭租賃的制度，這在后來給坦慕尼社的政客們帶來豐厚利益”。他在紐約合約卡車公司安插了自己的兄弟和兩個助理，令他們通過非投標的政府項目賺了大錢。很多年里，墨菲的政敵費了很大力氣想證明墨菲從這家公司撈了很多錢，但最終沒有能做到。但沒抓到把柄并不等于沒有這么回事。無論怎樣，墨菲成了一個富豪，盡管他43歲時就辭掉了一生最后一份工作。他在長島保留了一份物業，還建了一個私人高爾夫球場，并在獨家經營的度假村休閑娛樂。

        但墨菲相信，坦慕尼社要甩掉“不正當”貪腐。當他把持了煤氣街之后，“所有坑蒙拐騙的把戲以及惡警全部靠邊站”。后來，在做了黨魁之后，他拿掉了幾個腐敗的區領導。但他行事謹慎。至于墨菲是否只是在替“大哥”提姆?薩利文整固地盤，這一點并不是很清楚。畢竟，薩利文是坦慕尼社中唯一對他有挑戰能力的人。   

向市長寶座發起沖擊

        墨菲面對的外在問題更加棘手。在新世紀到來之際，坦慕尼社開始在廣大城市貧困移民中逐漸喪失群眾基礎。墨菲從小生活的市中心一直是愛爾蘭人、德國人以及少數“外人”待的地方。但后來，老移民開始外遷，新移民進駐。這些新來的主要是東歐的猶太人及意大利人。

        在這兩大族群中，坦慕尼社對東歐移民更有興趣。意大利移民在很多年里都像是匆匆過客。

        另一方面，猶太人社區的政治活動——無論是共和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或者無政府主義——正逐年活躍起來。有些坦慕尼領導早就留意到了這些，并試圖通過坦慕尼社擅長的那套籠絡人心的方式來爭取新移民。在墨菲的支持下，一些猶太人的名字開始出現在地方選舉的選票上。一次在飛機上，薩利文會見了新興的一代猶太黑手黨——其中最聲名顯赫的就是阿諾德?羅斯坦（Arnold Rothstein），即1919年世界棒球大賽的幕后黑手——向他們打開冒險家樂園的大門。

        但事與愿違，墨菲在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市長競選中險些失手，差點斷送掉自己的事業。1905年，躊躇滿志的《紐約美國人》出版人威廉姆?倫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宣布，他有意參選市長。赫斯特是一位一夜暴富的加州金礦礦主的獨生子，驕橫，我行我素，又富有創造力。在其成長過程中，他不知不覺培養出對勞動階層的親近態度和相應品味。赫斯特有無人可比的公關造勢天分，而且野心勃勃。他想有朝一日當上總統。

《紐約美國人》出版人威廉姆?倫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

        通往白宮之路清晰可辨。當時相繼的兩任總統——格羅弗?克里夫蘭和西奧多?羅斯福——都因大力打擊紐約貪腐現象而奠定事業基礎。

        于是，赫斯特也如法炮制，從打擊貪腐入手。他許諾要接管那些私人經營的公共服務公司——煤氣供應商、有軌電車及其它公司——因為這些私人公司受到坦慕尼社的包庇，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赫斯特這一“市政所有權”的主張一提出，立即在市中心的貧民社區得到巨大反響。“選票如雪花般從各地飛來，”《時代》周刊報道說，“這可是進行社會主義宣傳的好地方，因為這里是社會主義活躍分子的大本營，他們多數都可稱為赫斯特的人。”

        1905年的競選是紐約歷史上最難解難分也是最富爭議的一次。在猶太移民社區的力挺下，赫斯特在市中心的得票實際上超過了坦慕尼社的市長競選人喬治?B.麥克萊倫（George B. McClellan Jr.）。在全市范圍內，麥克萊倫得到65萬票，僅比赫斯特高出不到4000票。赫斯特要求重新點票，因為據傳聞說薩利文的黑手黨朋友四處威脅赫斯特的選民，而坦慕尼社的人通過重復投票拉高了票數。甚至有報道披露，見到有人將支持赫斯特的選區的未拆封票箱投進河里。坦慕尼這臺政治機器的群眾基礎從未如此薄弱過。

        1909年，赫斯特再度出山競選市長。市中心的移民社區肯定是對查爾斯?墨菲每天仍然按部就班——機械又奢華——地生活感到擔心了。每天早上，這位大佬9點起床，穿戴整齊，一副銀行家打扮，一絲不茍地系上夫人為他選好的領帶。他喜歡步行到位于十四街的辦公室，感受著熱血在他那隨著年齡增長開始發福的運動員體內流動，享受著路遇跟他有各種千絲萬縷關系的市民們的驚喜問候。墨菲會在他窗明幾凈的辦公室工作上一兩個小時，會見些找工作的人、商人及黨內各種人物。中午時分，他會乘坐馬車去第五大道和四十五街，去世界聞名的德爾摩尼克餐館用餐。那里的二樓四室——也就是紅房子——是他的私人密室，他會在那里召開一些秘密會議，那個房間正中是個紅木長桌，桌腿雕刻成虎爪，這是坦慕尼社的吉祥物。四壁掛著紅布，地板上也鋪著厚厚的紅地毯，座椅是松軟舒適的紅色軟席，自助餐臺也是紅木的。

漫畫版墨菲

        在這間被政敵稱為“密室”的房間里，墨菲進行著他最重要的社交活動——召開執委會、聽取密報、接受律師們的請愿信、接待政客和富豪。“介紹客人身份及來歷的名片會先經人從外面遞進來，交給一位守電梯的男侍者，再傳到守候在二樓接待處的人，”傳記作者韋斯這樣記載。最終，每張卡片都落到人稱“笑面菲爾”的多納休——墨菲的守門人——手上。“如果墨菲決定見某個人，那鑲板的大門就會打開一條縫，剛好夠一個人進去，擋住外面等候的其他人的視線。”

        來訪者步入這昏暗而血紅的房間，大佬（他喜歡人們這么稱呼他；或叫他“老總”也愛聽，直呼他“墨菲先生”也勉強能夠接受）在里面正襟危坐，儼然國王坐在寶座之上的派頭。這陣勢別提多震懾了。但作為一個有權有勢的人，墨菲似乎不是那種自戀的人。他是一位傾聽者、觀察者，而他的沉默寡言是有名的——媒體稱他為“沉默的查理”。“如果人們用腦去想而不是用嘴去說，世上絕大部分麻煩都可以避免，”他曾經這樣告誡一位手下人。他寧愿發問而不是發話。如果他開口，那一定是短句子，并字斟句酌，一字一頓。但當他發話的時候，他的話就是金科玉律。墨菲的沉默寡言總給人感覺他知道的比說的更多；沉默寡言也避免了輕易向人許諾。這一點對墨菲來說很重要，因為他一旦許諾了什么事，他就一定要辦到。

        紅房子的訪客多是些高尚人士。不過有些時候，有些很普通的人也會找上門來——讓一些有身份卻不得其門而入的人跌破眼鏡——并立即被請進密室中。店主、教師、工廠的領班：這些人是墨菲的私家兵團，是他在紐約的耳目，是他核實坦慕尼官方消息真確性的管道。每當墨菲認識了一位可靠的線人，他就會永遠跟他保持密切關系。這一監察網絡給這位大佬帶來了所有可想而知的信息和數據。1909年春末夏初之際，墨菲的信息網絡肯定已經通風報信，把克拉拉?萊姆利奇及其姐妹們在制衣廠區鬧事的消息傳遞給了這位大佬。

（《興邦之難：改變美國的那場大火》，[美]大衛?馮?德萊爾著，劉懷昭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