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版本的澎湃新聞，今天正式上線。

        在此，我們刊載澎湃CEO邱兵為一本新書所作的序文。

        在《新聞的騷動》一書中，英國作家阿蘭·德波頓試圖探究兩個問題：我們該如何應對那些無所不在卻又面目可疑的新聞報道，以及“理想的新聞應該是什么模樣”。

        澎湃新聞上線至今298天，發表文章約3萬篇。每一個清晨，澎湃新聞都像一枚海貝貼在您的耳邊，讓您傾聽這個星球和這個國家驚心動魄的澎湃聲音。

我們的失敗與偉大

文/邱兵

        為阿蘭·德波頓新書《新聞的騷動》而寫。

        1989年春節后，我開始在《中國青年報》實習。大學三年級的實習，差不多應該視作每一個新聞系學生職業生涯的開端。

        那個時候，北京的街道還沒有那么多的人和車，沒有鳥巢、水立方和華爾道夫酒店，但是因為干冷的天氣和玻璃瓶的酸奶，這里的冬天比上海更讓我們喜歡。

        當然我并沒有錢住旅館和招待所，我住在北京大學我老鄉的宿舍里，哪一個床空我就睡哪一個床。那個冬天我聞到過來自陜西、河北、廣東、四川、云南的各種味道，偶爾我需要將兩根醒寶香煙插在鼻孔里用嘴呼吸才能入睡。

        每一天去單位上班的路程都是非常漫長的。我需要從中關村坐332公交車去白石橋，然后坐地鐵到東直門，出來后換107坐到海運倉胡同。

        一個多小時的路程中我永遠哼著同樣的一首歌，那是臺灣的民謠歌手馬兆駿唱的歌，叫《我要的不多》，它翻來覆去就唱，你一定要告訴我，這個世界孤單的，不只我一個。

        另一個孤單的身影每天也從北大出來坐332公交車。

        他叫老肖，和我一樣21歲，但是長著41歲的臉，宜昌人，他學的經濟，在一家中央大報實習。我們每天早晨一起在校門口買酸奶，在白石橋車站分手。

        他第一次和我講話是在公交車上，這家伙像地下黨一樣湊過來說：“海子死了你知道嗎？”我那時不知道海子是誰，沒敢接茬。這家伙繼續神秘地說：“從山海關到龍家營的鐵軌上，啪，一分為二。”

        老肖說：“得空我得去一趟山海關，我要搞清楚海子看到些什么、想些什么。我素材收集了不少，不出五年，中國第一思想記者就姓肖了。”

        再大的牛皮也掩蓋不了思想記者老肖比我更沒錢。我有時會買兩個肉包子吃，但他從來不買，說早晨吃不下，但是有一天我請他吃了一個，我覺得他只花了一點五秒就吃完了。

        3月底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這件事成為新聞人老肖的終結。

        那個周末老肖來宿舍找我，問我可不可以第二天陪他去一趟延慶縣。

        老肖的父親患了重病，過來北京求醫，結果幾家醫院都不收，理由是治無可治。20多年后回想起來，大概是腸癌轉移到了肝部。束手無策的老肖從他老鄉那里拿到了一個神醫的地址，說神醫救過不少無藥可救的人。

        地址就在延慶縣。

        第二天天還未亮，我們倆架著行動困難的肖老伯上了往延慶縣的長途車。肖老伯其實只有50出頭，早年喪妻，一個人拉扯老肖和一個還在上初中的妹妹。疾病讓他的身體只剩下70多斤。

        神醫在一個民宅里坐堂。我們剛剛坐定，一個助理模樣的人朝我們伸出一只張開五指的手，老肖傻乎乎地也伸出一只手準備擊掌。那人面無表情地說：“50塊。”

        老肖有20多塊，我有30多塊。湊完錢神醫背對著我們在紙上寫了什么，然后折好交給我們說：“去吧。”

        我們走到光天化日下打開那張紙，竟然只有兩個字：地瓜。

        那天已經很晚了，我們在延慶縣找了一個農民的房子住下來，一塊錢一晚，有熱炕。

        肖老伯睡下后，我們倆走到屋外來說話。3月底的塞外還很冷，白楊樹在黑暗中像巨人俯視著我們。

        老肖哆嗦著說：“我早就知道地瓜是好東西，吃了就放屁，通腸胃，防癌。”

        我說：“要我說這神醫就是個錘子，地瓜要能救命，衛生部長好去吃屎了。”

        老肖說：“你咋就不能把人往好里想呢？”

        回到屋里時，肖老伯沒有睡，他坐在炕上看著我們說：“不要再吵了。我要走了。地瓜是你媽媽小時候的名字，又矮又胖，她在喊我去陪她了。我沒有什么要求，讓我死在湖北老家的床上。”

        肖老伯父子回家的盤纏是我們幾個哥們一起湊的。在火車站的時候，老頭突然跪在地上說：“下輩子我報答你們。”

        之后的日子，我又回到了332-地鐵-107的軌跡。中青報的食堂里，每天就兩個菜，一葷一素，還有就是白饅頭和大鍋湯。我這個重慶崽兒經常會想起麻辣火鍋和爆炒腰花。但是這里有很多我崇拜的新聞人，張建偉、麥天樞、盧躍剛……我每天坐在食堂的角落里，聽他們咬著饅頭說那些我似懂非懂的宏大敘事，日復一日，癡迷其中。

        偶爾忍不住感嘆，新聞是多么神奇的職業，那么遠的熱情，讓我淡忘了那么近的憂傷。

        一個多月以后，我收到一張50元的匯款單和一封寄自湖北的信件。

        信中說：“父親是在床上過世的，很安詳。我承包了長江邊的魚塘，能掙一點錢。我要掙錢照顧妹妹，不能再讀書了。當然，也做不成新聞人了。羨慕你，可以面對那么大的世界。老邱，不管你擁有多么大的世界，當個正派人。”

        26年后的3月底，出版社讓我為阿蘭·德波頓的新書《新聞的騷動》寫序。誠惶誠恐中，讀到書中的一段文字。他說，查閱新聞就像把一枚海貝貼在耳邊，任由全人類的咆哮將自己淹沒。借由那些更為沉重和駭人的事件，我們得以將自己從瑣事中抽離，讓更大的命題蓋過我們方寸前的憂慮和疑惑。

        26年里，很多次從長江尾的上海飛往長江頭的重慶，忍不住透過飛機舷窗尋找那片長江邊的魚塘，還有那個在塞北和我爭吵的身影，還有他的思想記者的夢。每一個清晨，那個人會不會把海貝貼在他的耳邊，傾聽這個星球和這個國家驚心動魄的聲音，讓他忘記延慶縣綿延的山路，和我們曾經無望的憂傷。

        但是極目之中，只有那條悠遠的河流，仿佛是歲月的眼淚匯成，清澈著、混沌著、奔騰著、遺忘著、燃燒著、毀滅著，長流不息。

（《新聞的騷動》一書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即將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