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思想史家馮契先生誕辰百年和逝世二十周年。5月8日，清華大學法學院馮象教授在華東師范大學主持了題為《論真誠信仰——從家父的一封思想總結談起》的講座，從馮契先生寫于建國初的一份思想總結談起，反思了考驗的悖論，進而提出“思想改造如何可能”的問題。講座引人深思，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錄其大要，以供討論，并以此懷念馮契先生。

“自以為革命有功”：從馮契先生的一份檢查談起

        思考的起點是馮契先生寫于思想改造運動中的一份檢查。這份運動內部匯編手冊由一位年輕學者在拍賣市場上拍得，其中《華東高等學校思想改造情況》一冊收入了華東地區高校具有代表意義的知識分子的思想檢查和匯報。復旦大學有周谷城、譚其驤、趙景深等人，華東師大即當時的大夏大學有三人：老校長歐元懷、中文系的許杰，還有一個就是馮契先生。

        馮象說，書中大部分思想檢查的調子都差不多，比如歐元懷校長，談自己解放前跟蔣介石的幾次會面。歐校長本人是教育家，在民國時期很活躍，蔣介石接見過他，所以要寫檢查，檢討自己當時沒有認清獨夫民賊的真面目。許杰先生，雖然是左翼作家和文學家，但也有一些歷史上的事情需要交待。

        馮象坦承，對其父親檢查書中所說的這段歷史沒什么研究，但其中所講的事情他都是熟知的。馮契在其中從清華的學生時代開始交待，再到延安，從延安到昆明西南聯大時期。馮契先生的檢查，風格較其他人略有不同，非常個人化，像文學作品，而非習見的套話。另外一個特點是，檢查的內容跟別人不一樣，其中最有意思的那句話——“自以為革命有功”，就直陳了他思想上的最大問題：它既跟“反動派”沒什么關系，也非在某個歷史關頭被抓，更不是學術上的問題，而是覺得自己有功勞。他的這個檢查，是要找出思想上的問題。

        檢查寫了這樣一段往事，坦陳馮契在延安時期不服從組織的問題。當時抗戰開始后，清華大學先是遷到長沙。1937年復學的時候，馮契先生和他的同學到長沙報到。當時長沙聯合大學是進步學生的大本營，他們在那里聽了從延安來的徐特立動員年輕人投身抗日的講話，非常受鼓舞。當時在清華大學跟馮契來往密切的幾個學生受到感召，都去了延安。馮契也下決心去延安，就像他在回憶文章中說的，當時他向金岳霖告別，金先生說，我要是年輕二十歲，同你們一塊兒去，也扛槍打鬼子去。可見當時氣氛。

        去北方的另外一個原因是之前在“一·二九”運動中，同馮契一塊兒的兩位朋友：李昌、于光遠，當時都已在山西。在山西，薄一波成立了犧牲救國同盟會（“犧盟會”），當時非常需要人，所以這批學生的第一個目的地是山西，去前線參加犧盟會。一行人11月到達山西參加隊伍。但過了不久，這個地方已不再是前線，他們隨之前往延安。馮契去延安是和兩個山東大學的學生同行的，他們自稱“三劍客”，路上穿過封鎖線，經歷了很大的考驗，可謂九死一生。到了延安之后，恰逢魯藝開辦文學系第一期。魯藝從1938年3月開始辦音樂、戲劇和美術專業的第一期，到當年6月辦文學系第一期。周揚兼任文學系主任，但實際上由作家沙汀負責具體事務，教員有何其芳、卞之琳等，學員二三十人，比音樂戲劇美術稍多。

        學習期間，發生了馮契先生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事，即入黨。他在山西時已經參加了革命工作，但正式入黨是在魯藝，當時由音樂系同學安波作介紹人，安波就是著名秧歌劇《兄妹開荒》的作曲者。

        同馮契先生一起入黨的還有何其芳先生。入黨后不久，賀龍將軍從前線回來，給魯藝師生做了報道，動員大家上前線。當時魯藝作了決定：這批學員在校學理論三個月，接下來三個月去部隊。當時四個系一共去了二十多人，文學系大概去了七八個人，由沙汀和何其芳帶隊，在前線，賀龍還親自帶他們去和白求恩等人會面。

        馮象先生說，檢查書中的這些事，他小時候都聽父親講到過。思想檢查中還有個更有趣的事，就是馮契先生到了前線120師之后，就在師部宣傳部。當時日軍方面經常轟炸，所以白天不能行動，只能睡覺，晚上才行軍作戰。學生做不了什么事情，覺得很艱苦。期間發生了一件事：學生們覺得到了三個月就應該回延安了，但是部隊不讓走，他們就提出要求希望回延安。請愿書是由馮契遞上去的，因為他在學生中年紀大一些，又是大學生，其他同學把他看作領頭的。請愿遞上去之后，發生了沖突，最后政治部主任關向應出面解決，關雖然批評他們，但最后還是做了讓步，說愿意回的待滿六個月再回。最終，1939年夏天，除了少數人，其他學生都回了延安。

        在思想檢查里，他沒有細說此事由來，而馮象先生所了解的具體情況更復雜一些。他認為，1937年10月發生的槍殺女學生的“黃克功案”對此事頗有影響。當時在120師也發生類似的事，干部追求女學生，女學生不肯，魯藝學生替她說話，要求回延安。當時，甘泗淇（120師政訓處副主任）、關向應來調解，最后還是要處理一下領頭學生，認為他“對抗組織”，給了一個警告處分，并延長預備期，要求作檢查。但馮契非常激烈，不同意組織處理。回了延安以后，就向魯藝黨組織申訴。魯藝顯然不愿意管這個事情，他一怒之下，就離開了延安。

        當時是在延安整風之前，整個氣氛比較自由。馮契就這樣走了。當時看來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但是從組織的原則來說，畢竟是違紀。半路上他遇到一個清華的同學，兩人一塊回重慶，再從重慶去昆明。

        這都是他檢查書上的內容。

思想改造如何可能？

        馮象說，對于這樣一件檢查書，他的興趣點不是在其歷史，而是想以此為契機，探究思想檢查本身，以及后來六十年代一系列的運動，為什么很難獲得成功。

        馮象認為，對于《匯編》里的這些知識分子來說，他們的思想改造都是真誠的，并接受這種改造過程，雖然用語是套話，但對于老一代知識分子，應該也是新事，正如楊絳先生所說的“洗澡”。

        馮象提出，他所說的不成功并非指運動對當事人的不成功，而是就整個運動來說，它并未達成目標。因為包括思想改造在內的歷次政治運動，其主要目的并不是要改造老一代知識分子。老一代實際上不是一個很大的難題：首先，他們中的大多數擁護新中國，愿意留在新中國，參與建設新中國；其次，解放后他們的地位和待遇都不錯，五六十年代教授的收入要比普通人高得多，而國家并不富裕，所以在生活上沒有什么可以抱怨的；最后，從這個運動的初衷來說，對象還不是被改造的少部分知識分子，還有全國人民怎樣來參與新社會的建設，也就是說，思想改造是給大家看的，不是僅僅針對幾百號幾千號人，從這點來說，知識分子對新政權既不是威脅，也不是置身事外的一個人群，實際上是參與新社會建設的。

圣經的啟示：考驗的悖論

        從這封檢查報告，再到思想改造對人的考驗談起，馮象先生將目光轉移到自己的學術擅場——圣經研究中。他指出，圣經里也有一場出名的考驗，它是思想改造的極端版本，可以讓我們從學理上，從法學、政治學、道德倫理等方面討論這種類型的考驗。

        圣經里嚴格說來只有一次考驗，即上帝對亞伯拉罕的考驗。上帝決定考驗這位他自己挑選的先知。如何考驗？《創世記》二十二章說：“此后忽一日，上帝決定考驗亞伯拉罕。亞伯拉罕！上帝說，帶上你的兒子，你心愛的獨生子以撒，去到摩利亞，將他做全燔祭獻給我！”

        這非常不合情理。但故事好玩的是，亞伯拉罕居然這么干了，沒有任何猶豫，也沒有像其他先知那樣質問上帝，就帶著兒子和仆人，背著木柴、打火的石頭，往小山走。走了三天到了山上，把兒子綁起來，拿些石塊堆了個祭壇，把兒子擱在祭壇上，然后把刀拿出來。在要砍的千鈞一發之際，天使阻止了他。亞伯拉罕抓了一只羊替代兒子，獻給上帝。

       從文本上來說，這個故事特殊之處在于：它可能是圣經里唯一一次考驗。上帝后來就放棄了這種殘酷的考驗，盡管后來以色列經常犯錯誤，有無數值得考驗的理由，但上帝再也不考驗了。馮象認為這個考驗，實際是個悖論，原因在于：考驗的前提是考驗者對被考驗者的不知情，但按基督教的解釋，神是全能的，是至善至愛的，他早就知道這個人的忠誠，知道他的過去、現在與將來，有什么理由來考驗呢？

        有人提出另一種可能，即上帝是故意的，他考驗自己的先知，是希望普通人或亞伯拉罕的后人，認識到他對先知和追隨者的要求。正如馮象所說的，思想改造等政治運動，不僅僅是針對被改造者被考驗者的運動，它要求全民參與，全民從中得到教訓的正確回饋。

        但在亞伯拉罕的例子中，可能上帝也不應該這樣辦，因為對亞伯拉罕太殘酷。馮象指出，更麻煩的是，因為上帝是善的最終根源，這樣一個上帝是不可能讓亞伯拉罕殺掉自己兒子的。由是，就上帝的品質來說，是同亞伯拉罕的考驗相矛盾的。亞伯拉罕對此自是了解于心。大家知道，圣經并非一般歷史，實際上是從教義的角度，神事先安排好的一次拯救，拯救的展開，變成圣經里描述的各個故事，假如這么理解，就根本不用擔心他的考驗。

社會運動中的考驗問題

        這個考驗的悖論原理，也同樣適用于我國建國初期的社會運動。思想改造第一次全面鋪開的時候，可能大家當然不知道如何應對它。馮象認為，從歷史來看，絕大多數人是接受思想改造的，但接下來的運動中就不一定了。這道理很簡單：除了“文革”外，政治運動有其規矩和套路，參與者和旁觀者一旦認識到政治運動無非就是揪出幾個人批判，并非真正要把他們怎么樣的時候，就產生了經濟學家說的“投機”問題。

        與其他的政治體制一樣，解放后為有效治理國家，建立了一套官僚制度。但毛澤東一直想扼止這種官僚化趨勢，但非常難。官僚化的一個特點是，生活在制度下的人們，必須養成一個習慣，來判斷包括政治運動在內的事物，其目的是什么，以及在其中如何不得罪人或者獲益。從投機的角度來說，參與者一旦明白，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中必須表現積極，黨委說他思想有點右，參與者干脆就指出他就是右。明白意圖，然后更好地適應，這就是投機。在這個意思上，它跟上帝對亞伯拉罕的考驗是一樣的：它陷入困境，考驗變得沒有意義了。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政治運動，困境正在于此：如何保證所有的參與者和受教育者，不能將之作為一個投機，而是真正地看作思想改造和文化上的革命？但實際上這種運動多來幾次，大家就知道該如何應付它。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本身的需要來說，老一代知識分子顯然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更大的挑戰實際上是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變成知識分子就要經受一定的改造，然后提高他的覺悟，這些過程才是政治運動真正需要解決的，馮象將它稱為“接班人問題”。

        20世紀社會主義事業從世界范圍看，都沒有解決好接班人問題。中國的特殊之處在于，毛澤東很早就意識到這個問題，因而他主動發動一場又一場運動和制度上的改革，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但沒有成功，這是一個真正的時代的挑戰，也是社會主義革命本身內在的問題。這在思想改造這樣的運動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因為從檢查材料中看，它好像已經成功了，老一代知識分子得到了改造，而五六十年代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干部的問題，卻因為考驗本身的悖論，很難通過運動的方式來解決。

        總之，真正的考驗無法通過事先規劃的運動來解決，應該是在每天的工作、每天的戰斗中體現出來，這在戰爭年代比較好做到，但建國以后，制度的官僚化趨勢慢慢顯現出來后，日常生活變得好像很難對人有什么考驗。這個問題，在社會革命成功第二天，就出現了。

        馮象說，列寧也曾碰到這個問題。十月革命之后，蘇維埃政府馬上碰到一個問題，因為俄共是少數黨，黨組織要求加快發展黨員，但列寧發現新進來的黨員難以控制，就提出兩個辦法：第一個辦法是上前線，要入黨的人跟白軍作戰，但問題是無法永遠跟白軍作戰，后來白軍也被打敗了，和平時期來臨；第二是參加星期六義務勞動，黨員干部放棄收入，放棄休息，無償為社會服務，這個制度當然沒堅持下去。當然，列寧也意識到接班人問題，對身后事業憂心忡忡，他既不滿意斯大林，也不滿意托洛茨基，也不滿意布哈林。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不可能一起工作，布哈林是理論家，處理不了實際問題，而且他認為不論是托洛茨基還是布哈林，都過于關注事務性的挑戰，而忽視制度本身的挑戰。這恰好也是毛澤東遇到的問題，就像“文革”中他經常說的，老干部忠誠度不是問題，但隨著官僚化，他們一天到晚搞事務性問題，不關注制度。

        馮象指出，這里的問題是，假如考驗不能通過規劃來實現，它實際上是人類生活中遇到的一般性挑戰是一樣的。從根本上來說，與我們在生活中遇到的挑戰有一個相通的地方，比如在大學里做研究，探索各種問題，面臨的是不確定的將來，學術活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也是一個考驗。但假如規劃它，像現在教育部搞的這套制度，把某些刊物當作核心基刊，把發表論文作為成果的話，學術就已經失敗了。這個邏輯跟政治運動的邏輯是一樣的：假如事先設計好考驗，參與者立即把你的設計當成考驗本身，取代真正的政治和倫理意義上的考驗，規避實際風險，那么運動也就失敗了。學術活動如此，現在的司法改革也是如此。

        最后，馮象總結說，思想改造運動和后來的一系列運動，其中的悖論實際上就是亞伯拉罕的故事里提出的一個原則，這也是為什么上帝后來放棄考驗了，照圣經學家來說，“他把臉轉過去”，或者“他把臉藏起來”，不再看被考驗者，讓以色列自己去接受其他民族的侵略、腐敗的貴族，落入各種各樣沖突中。上帝把手放開了，在這個意義上，以色列的確比過去自由，它獨立地面對各種挑戰，但碰到的卻是真正的考驗，因為這下不是上帝的考驗，而是日常生活的考驗，在這個考驗中，能不能堅持信仰，成為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因為民族獨立、民族認同、延續，反過來真的跟上帝連在一塊了，猶太民族因此在失去自己的土地、國家，流散到羅馬帝國的各個地方的時候，居然堅持下來，在世界各地一直堅持到1948年重新建國，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上帝的決定也許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