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阿爾方斯?都德的《最后一課》，大家都不陌生。最近，這篇愛國主義名文受到了質疑，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閻京生先生的《<最后一課>騙了你，德國在占領區禁教法語是謊言》一文。他認為，阿爾薩斯和洛林本來就是廣泛使用德語的地區，德國當局沒必要推行取消法語的政策，所以，在阿爾薩斯-洛林地區推行強制語言同化政策的并非德國，而是法國。

        都德真的是個罔顧事實的民族主義煽動家嗎？在阿爾薩斯-洛林強制推行同化政策的究竟是法國還是德國？所謂同化，是一個國家或民族對于異類的改造或吸收，同類是無需同化的。所以，首先必須了解當時的阿爾薩斯-洛林人究竟更認同法蘭西還是德意志？

阿爾薩斯-洛林：一個千年難題

        很多國內學者都把阿爾薩斯-洛林問題的起源歸結于近代法國的向東擴張，似乎阿爾薩斯-洛林屬于神圣羅馬帝國是個不證自明的問題。實際上，阿爾薩斯-洛林問題至少可以追溯到加洛林王朝，它從9世紀開始就是法德兩國爭奪的對象。

        加洛林王朝興起于洛林的梅斯地區，定都于離阿爾薩斯-洛林不遠的亞琛。查理曼創立了一個統一西歐的大帝國，然而到他的繼承人虔誠者路易時期，維系和傳承這個廣闊的帝國變得困難重重。公元843年，虔誠者路易的三個兒子根據公平原則簽訂了裂土封王的《凡爾登條約》。

        根據條約，帝國被分割為西法蘭克王國、中法蘭克王國、東法蘭克王國三個部分，這三個王國分別是今天法國、意大利和德國的前身。阿爾薩斯-洛林此時歸屬于中法蘭克王國。但是，中法蘭克王國領土狹長，阿爾卑斯山以北的領土易攻難守，僅十年后，東西法蘭克國王就輕松穿越邊界，在阿爾薩斯境內的斯特拉斯堡會盟討伐中法蘭克國王。阿爾薩斯-洛林地區作為加洛林王朝的“龍興之地”，從此成為東西兩大強鄰爭奪的重要目標。

        西法蘭克王國的禿頭查理先拔頭籌，于869年吞并了洛塔爾吉王國，開啟了第一次爭奪阿爾薩斯-洛林的“百年戰爭”。在接下來的一百年里，阿爾薩斯-洛林地區多次易主，直至9世紀末，由于西法蘭克王國發生王朝更迭，取代東法蘭克王國的神圣羅馬帝國才穩定控制了阿爾薩斯-洛林地區。

效忠法國，卻不是法國人

        然而從13世紀開始，神圣羅馬帝國皇帝的權威日益衰落，帝國核心領地從今天德國西南部的士瓦本變成哈布斯堡王朝的奧地利。原本處于帝國核心的阿爾薩斯-洛林地區逐步滑落到帝國的邊緣，神圣羅馬帝國對阿爾薩斯-洛林的政治控制也日益松弛，當地諸多教俗領主逐漸獲得了事實上的自治地位。16至18世紀，法國為了打破哈布斯堡王朝的包圍圈，逐步吞并了阿爾薩斯-洛林地區，因為此地既是連接哈布斯堡王朝德意志領地和尼德蘭領地的南北走廊，也是連接法國和德意志的東西要道。

        法國波旁王朝基本維持了當地的特權和傳統。在司法、稅收、貿易等領域，阿爾薩斯-洛林都享受了特別的待遇。比如，廢除法國境內新教合法地位的《楓丹白露敕令》只有阿爾薩斯可免于執行。文化方面，雖然法王弗朗索瓦一世于1539年頒布了《維萊?科萊特法令》，規定法語為官方文件唯一語言。但正如佩里?安德森所論，此時的官方語言僅限于“官話”層面，當時的官員既無意愿也沒能力強制阿爾薩斯-洛林德語居民學習法語。所以，德語在當地被保留下來。

        波旁王朝給阿爾薩斯-洛林帶來了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但是當地居民對法國人的身份并不認同，他們只是因為法國能提供安全的環境才選擇效忠法國，在戰亂頻仍的德意志，安全是昂貴的奢侈品。

同一種語言，不同的陣營

        1792年，路易十六的王權在大革命的沖擊下岌岌可危，奧地利和普魯士組建干涉軍，從法國東北邊界全面入侵法國。他們名為扶持波旁王權，實際意欲趁機削弱法國，所以一路上燒殺搶掠，阿爾薩斯-洛林首當其害，即使說德語的當地居民也未能幸免。

        法國革命政府號召各地民眾組建國民衛隊參戰，對于阿爾薩斯-洛林人而言，為了保衛家鄉，必須拿起武器和說德語的普奧聯軍戰斗。4月17日，《萊茵軍團軍歌》首次唱響于斯特拉斯堡市政府。這首戰歌將所有參戰的法國人都比做“祖國的孩子”，他們要共同抵抗 “歐洲的暴君和傭兵”。這首誕生于阿爾薩斯的軍歌后來演繹成為法國國歌《馬賽曲》。

        9月，法國革命軍取得瓦爾密大捷，將普奧聯軍趕出了法國。在這場被歌德評價為“為世界歷史打開了新時代”的關鍵戰役中，法軍指揮官、阿爾薩斯人凱勒曼功不可沒。他指揮的摩澤爾軍團以阿爾薩斯-洛林人為主，后來演變成了德意志軍團，多次參與拿破侖在德意志地區的軍事行動。如果在德意志人眼中拿破侖是燒殺搶掠的“馬賊”，那么這支軍隊就是馬賊的重要爪牙。因此，普魯士和奧地利把阿爾薩斯-洛林當作馬賊老巢，在1814年反法聯軍攻入法國時，再次搶掠了阿爾薩斯洛林地區。

革命與戰爭重建民族認同

        為何說德語的阿爾薩斯-洛林人成了拿破侖軍隊的中流砥柱？

        這主要是因為阿爾薩斯-洛林與法國其他地區一起接受了大革命的洗禮。舊的封建特權全部被廢除，人人平等的原則結束了高級軍職被貴族壟斷的制度，打破了平民晉升的天花板，為保衛家鄉而戰的阿爾薩斯-洛林平民子弟有了步步晉升的機會。

        另外，母語是意大利語的拿破侖從不把語言和忠誠劃上等號，因此對說德語的阿爾薩斯-洛林人不吝重用。阿爾薩斯人口不足法國總數的百分之二，但阿爾薩斯籍將領卻占法軍將領總數的百分之五。在拿破侖1814年前敕封的24名法籍法國元帥（法軍軍銜最高級別）中，阿爾薩斯人兩名，洛林德語區一名，占總數的八分之一，遠高于當地人口所占比例，前文提到的凱勒曼就是其中之一。

        正因為阿爾薩斯-洛林人在革命和第一帝國時代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權利和社會上升空間，他們的政治認同在革命和戰爭的錘煉下逐漸傾向于法國。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說：“這種（法蘭西）共同體的情感，來自共同的政治經驗，以及間接的社會經驗。人民大眾在心中高度評價那些被看做摧毀封建制度的象征性事件。有關這些事件的故事取代了原始英雄傳說的地位?！?/p>

        因此，當革命政府為了傳播新思想，在全國強制推廣法語時，由于阿爾薩斯-洛林擁戴革命，強制推廣法語的政策反而在此地繞道而行了。所以，直到1833年德語仍為當地小學的唯一教學語言。但是從1853年開始，法國中央政府規定法語為阿爾薩斯地區的唯一教學語言，并限制德語課時為每天一課時（45分鐘）。

        耐人尋味的是，當時唯有新教路德宗教會站出來抗議此規定，因為他們擔心限制德語教學從長遠看會削弱與德意志地區聯系密切的路德宗信仰。大多數阿爾薩斯人選擇了沉默，這不僅因為法語的地位和實用性遠高于德語，更因為他們在政治上更加認同法蘭西，因此他們對學習法語并不抵觸。這一點約翰?密爾在1851年寫成的《論代議制政府》中曾經提及：“任何巴斯-布列塔尼人，甚至任何阿爾薩斯人，今天都沒有絲毫意愿要從法國分離出去。”

德意志帝國的壓迫式同化：《最后一課》誕生

        普法戰爭中法國的慘敗使德意志帝國得以吞并阿爾薩斯-洛林，但戰爭前后阿爾薩斯-洛林人的表現多次驗證了他們對法國的忠誠，這導致德國在當地不得不采取半殖民地式的統治政策。

        普法戰爭中，普軍在阿爾薩斯遭到當地軍民的激烈抵抗。馬克思曾在《法蘭西內戰》中對此戰描述如下：“他們不敢公然說阿爾薩斯-洛林的居民渴望投入德國懷抱。恰恰相反。為了懲罰這些居民對法國的愛國情感，斯特拉斯堡被‘德意志的’爆炸彈野蠻地濫轟了六天之久，城市被焚毀，大批赤手空拳的居民被殺害！”德意志帝國最后也沒獲得整個阿爾薩斯，因為阿爾薩斯最南端的貝爾福爾城抵抗普軍圍城長達104天，直到停戰都未陷落，因此被保留在法國境內。

        在這種情況下，德意志帝國政府采用多種強制手段對占領區進行高壓統治。和其他德意志邦國，阿爾薩斯-洛林被劃為帝國直轄領地，在德意志聯邦議會中沒有自己的地區代表。在地方事務方面，雖然1875年德國允許阿爾薩斯本地精英組建委員會參與政事，但僅有顧問權，沒有決策權。要知道，阿爾薩斯-洛林在舊制度末期就有本地代表參加法國三級會議，從大革命到普法戰爭，阿爾薩斯-洛林人一直享有法國公民的所有政治權利。而在德意志帝國治下，同說德語的阿爾薩斯-洛林人卻淪為“二等公民”，這種情形持續了四十年之久。柏林中央政府對當地居民不信任態度可見一斑。

        除了剝奪政治權利，德意志帝國還推行文化同化政策。1871年，義務教育法令頒布，規定所有適齡兒童都必須接受普魯士式的教育。法語在公共領域和學校被完全禁止，德語成為了唯一授課語言，阿爾薩斯方言僅允許在小學低年級學習德語時使用。而發表于1872年5月13日的《最后一課》正是都德為反映強迫性文化同化政策對阿爾薩斯人的壓迫而作。雖然1873年新的法令放松了在法語人口多數地區的禁法語令，但是并不能否定《最后一課》描述的歷史現實。

        

        除此之外，阿爾薩斯-洛林城鎮和街道名稱被德國化，公共節日完全仿照德國設置，其中特別加入了德皇的生日。斯特拉斯堡大學原有師資全部解聘，空出來的教職授予外地調來的德國教授，德意志化在阿爾薩斯-洛林無孔不入。

 

反抗與強烈的法國認同

        這些壓迫性的同化措施激起了當地人對德國的反感情緒。1906年，當地知識分子建立了阿爾薩斯語協會，以保護當地方言和文化遺產為名，實際上是為了抵抗來自柏林的文化同化政策。此外，當地居民還有意孤立遷居阿爾薩斯-洛林的德國新移民，20世紀初擔任斯特拉斯堡大學歷史學教授的弗里德里希?邁內克感嘆 :“我們生活在這里就像在殖民地一樣。”

        除了抵抗德國的同化政策，阿爾薩斯-洛林人還公開表達對法國的懷念。20世紀初，馬克斯?韋伯在實地游歷考察中發現：

        “阿爾薩斯人不認為他們自己屬于德國，其原因必須到他們的記憶中去尋找。他們的政治命運已經使其道路和經歷脫離德國的環境太久太久了；因為他們的英雄就是法蘭西歷史上的英雄。如果考爾瑪博物館的管理員想向你介紹所有展品中他最珍愛的東西，他會帶你離開格呂奈瓦德（16世紀德國畫家）的祭壇，而來到一個擺滿三色旗、消防器具、鋼盔以及其他一些顯得具有重要意義的紀念品的屋子，所有這些東西都來自他心目中的一個英雄時代?！?/p>

        就在民族主義高漲的一戰前夜，德國剛宣布總動員令，三千名阿爾薩斯-洛林青年就潛逃至頭號敵國法國。鑒于此，整個一戰期間德國都不敢讓阿爾薩斯-洛林籍軍人就近參加西線戰事。

 

        從歷史事實來說，都德的《最后一課》并沒有欺騙讀者，他真實地反映了德意志帝國壓迫性的同化政策，表達了阿爾薩斯-洛林人的悲傷與憤慨。如果非要說都德撒謊，那也是因為他過于強調語言的重要性，一廂情愿地認為：“亡了國當了奴隸的人民，只要牢牢記住他們的語言，就好像拿著一把打開監獄大門的鑰匙?！?/p>

        事實上，阿爾薩斯-洛林的歷史已經說明，相同的語言文化不一定等同于政治認同，后者來自共同的歷史經歷和相似的政治理念。激發人們愛國之心的不是語言，而是對一個國家的認同和歸屬感。

（作者系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法國史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