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婚姻制度是皇族宗族史、宮廷史的重要內容，清代皇家婚姻制度因為實行以政治目的為主的“指婚制”，因而也是政治史研究的特殊內容。

        清王朝作為“滿洲帝國”在處理民族關系上有何獨到之處？其皇室婚姻在多民族國家歷史進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與明代相比清代皇室婚姻又呈現出怎樣的“滿洲性”個性？

        5月11日南開大學杜家驥教授帶領聽眾揭開清代皇室生活面紗，以“清朝皇室的婚姻制度”為題在沈陽故宮博物院開講。該講座是沈陽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主辦的“清史公益講座”第七講，也是遼寧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遼海講壇——清朝歷史與文化系列講座”之一。講座重點闡述了清皇家指婚制及其演變、清皇家的婚姻禮制、與額駙家庭成員相比公主高級身份的禮制體現和明清兩代皇家婚姻的差異等問題。

結朔漠：清代皇家指婚制

        杜家驥教授對清代滿蒙聯姻問題素有研究，《清朝滿蒙聯姻研究》一書是其此領域的代表作。“滿蒙聯姻”貫穿清代始終，是談及“清朝皇室婚姻制度”繞不開的話題，講座也正從這個話題開始。

        滿洲入關前，皇室成員婚嫁不具備完全的自主權，汗對皇室成員指婚當時已是慣例，違反者即受懲罰：天命年間弩爾哈齊（nurgaci）曾將其弟舒爾哈齊之女出嫁蒙古王公，又將侄孫女嫁予科爾沁部；多鐸、阿濟格則因自主擇婚被皇太極治罪。

        滿洲入關后皇家指婚制是這一慣例和制度的延續，但有變化。

        入關后實行八旗選秀女，以指婚皇室及宗室子弟。《大清會典》記述：“凡秀女之及歲者，三歲而一選，應選者，具名冊名牌而引閱焉，……秀女閱選畢，將記名數目請旨覆閱，不記名乃聽其婚嫁。凡宗室近支則指配焉。”

        皇子指配福晉有指婚儀式，福晉父母需到乾清門前跪聽宣旨，指婚后皇子彩服往見福晉父母。

        指婚的另一方面內容，是將皇家之女指配旗人子弟及指嫁蒙古。理藩院、八旗都統分別將藩部蒙古、八旗的俊秀子弟名單交給負責皇族事務的宗人府，宗人府將其與及歲皇家之女名單交予皇帝點鴛鴦譜。最初皇帝只憑呈上的綠頭牌簡介指配不見本人。嘉慶帝以為此方式太過簡單，改為引見制，無論八旗還是藩部蒙古子弟，一律引見皇帝——在蒙古史的學術會上曾有疑問：此舉是否是為監視蒙古？杜家驥教授的研究否定了這一質疑：包括公主下嫁蒙古，也不是為了監視——乾隆朝之前公主下嫁后不許住京，也不許輕易回京，都入居蒙古。直到乾隆與富察皇后之女和敬公主與蒙古王公在京完婚時恰好皇后去世，乾隆不忍再讓和敬公主遠嫁蒙古骨肉分離，修和敬公主府，從此公主不再遠嫁蒙古，改為蒙古額駙長期駐京，在中央擔任高級武官等要職。

        清初指婚在整個宗室人口中實行，乾隆帝即位后，鑒于宗室繁衍，規定指婚只在近支宗室（當朝皇帝祖父直系后裔）內實行。由于清前期宗室王公多不愿將女兒遠嫁蒙古，以致乾隆還制定強制指婚蒙古之制——私嫁蒙古可以，對私嫁京城旗人者，罰俸一年。這種規定為滿蒙政治聯姻提供了強制性的保障。

        嘉慶之后，近支宗室人口減少，被指婚八旗、藩部蒙古的公主、近支宗室之女人數也減少。但宗室王公與蒙古王公間自行的結姻人數仍然很多，且多有世代聯姻的情況。這種宗室與蒙古王公間自行結姻的變化，與滿蒙貴族的門第觀念和“世婚”習俗有關。滿族小說《紅樓夢》里賈史薛王四家的世代聯姻，反映的就是滿蒙的世婚習俗。

        每年冬季蒙古王公到北京朝覲，滿蒙之間往來密切，為滿蒙親貴自行聯姻創造了條件。從乾隆強制指婚蒙古到清后期滿蒙王公自行結親，反映了清代皇室指婚制度的重要變化，應該說，自行結親比指婚更多地反映了自愿性，體現出兩個民族之間關系更為密切了。

社稷安：聯結姻親度艱危

        指婚具有明顯的政治目的性，杜家驥教授著重從三方面史實說明了這點。

        一是指婚蒙古，尤其是與漠北蒙古（今蒙古國地區）聯姻。康熙三十年多倫會盟，之后漠北蒙古歸屬清朝，但漠北仍不寧靜。康熙將四公主（恪靖公主）嫁給漠北蒙古三部中最大的土謝圖汗部領主之子敦多布多爾濟（該家族也是清代四大活佛之一的尊丹巴活佛轉的世家族），府邸在今呼和浩特。康熙六公主（純愨公主）嫁給漠北超勇親王策凌。雍正帝從土謝圖汗部中析出賽音諾顏部，命策凌為賽因諾顏部大扎薩克（執政官）。

        二是內廷教養。允許蒙古王公子弟自幼駐京與皇子同在宮廷接受教育，這些王公子弟自幼與皇家感情密切，長大后很多被指婚為額駙，再派回蒙古或常駐北京擔任要職。和敬公主丈夫科爾沁部的色布騰巴勒珠爾即為自幼教養于宮中。

        第三個方面即娃娃親。乾隆時漠北蒙古發生青袞雜卜之亂與撤驛之變，形勢危急，漠北蒙古超勇親王策凌之子成袞扎布正駐兵烏里雅蘇臺，成為扭轉時局的重要人物，乾隆遂將剛出生三個月的皇七女指配成袞扎布之子拉旺多爾濟。

        慈禧太后也將其侄女指嫁科爾沁蒙古王僧格林沁之孫那爾蘇。僧格林沁同治四年戰死平定捻軍的沙場，次年慈禧將醇親王長女指予納爾蘇，這既是對僧格林沁戰死的撫慰酬獎，也體現了剛剛通過辛酉政變掌權不久的慈禧對朝中最有權勢的蒙古親王家族的拉攏。

金玉枝：公主、舅姑孰為尊

        皇家女，尤其公主，等級身份較高。清代公主分兩個等級，皇后所生為固倫公主，其他為和碩公主。親王嫡福晉生女為郡主（和碩格格），郡王嫡福晉生女為縣主（多羅格格）。清代公主身份高貴，固倫公主相當于和碩親王，和碩公主相當于多羅郡王。旗人最高封“公”，福康安被封為郡王是極個別的。蒙古王公雖然有被封親王的，但與宗室的親王相差一級。所以公主下嫁后，家庭中所有人的級別都沒有她高。因此其府邸都稱“公主府”而非“額駙府”——“戶主”是公主。在家庭生活中夫家親屬要向公主行禮，這在歷代都是如此。

        針對這種現象，道光帝曾在1841年壽安固倫公主出嫁蒙古奈曼部郡王之子德木楚克扎布時發布上諭：

        向來固倫公主、和碩公主下嫁，額駙及額駙之父母俱給公主屈膝請安，如有賞項，亦必磕頭，此等禮節殊屬不合禮制。本年十月初三日，壽安固倫公主下嫁后，固倫額駙德木楚克扎布見公主時，著站立向公主請安，公主亦站立問好，額駙之父奈曼王阿宛都窪第扎布，與其福晉，及額駙之生母，見公主時，俱著站立給公主請安，公主亦站立向其請安。如遇公主送給額駙及額駙之父母什物等事，亦俱站立向公主說“磕頭”，不必屈膝，以重倫禮。各宜欽遵，著為令。

        上諭發布后，情況有所改變，但由于當時等級名分制的存在，公主即使以一般家禮叩拜公婆，公婆也不敢接受。

滿洲性：明清皇室家風異

        關于明清兩朝皇室婚姻的比較研究，杜家驥教授著重指出了兩點差異：

        首先，明代皇室婚姻基本囿于漢族內部。但清代皇室婚姻則跨越種族、民族。由于旗人內部來源的多樣,皇帝后妃除滿洲人外，又有八旗蒙古、漢軍、高麗、回部（維吾爾）。八旗之外又有藩部蒙古及漢人。清代后妃中，除皇后外，其他妃嬪就有漢人（民人），康熙皇帝的妃嬪中漢人較多。而宗室王公的庶妾中，則漢人女非常多。因而，清代的皇族中存在大量滿漢混血。

        其次，明代中期以后，為限制外戚勢力，皇室有意識地與平民通婚，公主鮮與貴族官宦之家結親，“委之宦寺，求之市井，而勛臣家禁不入選”，這是明代皇室的“家法”，有其政治考慮在其中。滿族結親注重門閥，皇室多與高貴門第、官宦世家聯姻，其中滿族“八大家”（一般認為是佟、關、馬、索、齊、富、那、郎八個家族）與皇室通婚較多。滿族結親注重門閥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滿族習俗注重門第；另一方面作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更注重通過聯姻形式維系和鞏固執政根基。

        選秀女后來也有這方面傾向，鄭天挺先生曾指出清代選秀女之制“武官嚴于文官，外官嚴于京官，駐防嚴于外官，孤孀嚴于現任職官，蓋重家教也。秀女入宮，妃、嬪、貴人，下逮答應唯帝命，但貴人以上必選自世家女，其選閱之嚴，與明代委之宦寺，求之市井，而勛臣家禁不入選者迥異。故有清皇子之母鮮有出身微賤者……清代皇室教育遠勝于明，或亦以此”。清代帝王素質較高能夠勤政而沒出現明朝“二流子”皇帝，和這種擇親傳統下形成的家風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