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爾和巴頓不是，朱可夫才是二戰中最偉大的將軍

[英] 杰弗里·羅伯茨（Geoffrey Roberts）

2015-05-14 09:09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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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基于朱可夫本人未經刪節的回憶錄及最新解密的蘇聯檔案完成的《朱可夫：斯大林的將軍》近日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這部關于二戰中“綜合能力最優秀的將領”的全景式傳記，還被評為“世界軍事史協會2013年度杰出著作”。

該書作者杰弗里?羅伯茨（Geoffrey Roberts），是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愛爾蘭科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和院長，著有《斯大林的戰爭》和《斯大林格勒的勝利》。

正如羅伯茨所說，“雖然斯大林依然是個有爭議的人物，但朱可夫卻是大多數人眼中的英雄。他的傳記是個激動人心的故事，講述了一個貧苦農民的孩子是如何在紅軍中一步步成長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偉大的將軍的。它還講到了他跌宕起伏的戰后生涯，當時他曾先后逃過了斯大林和赫魯曉夫的清洗。斯大林和赫魯曉夫都企圖把他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中抹去，但又都未能得逞。在那些艱難的日子，朱可夫再次展示出鑄就了他作為一名偉大的將軍的種種品質：意志堅定、百折不撓、堅持不懈、足智多謀。就如同戰爭期間一樣，起初在對手手下吃了敗仗的朱可夫又重新站了起來，贏得了爭奪歷史記憶的勝利。”

澎湃新聞經授權摘編該書第14章“常勝元帥”中的內容。

朱可夫

朱可夫為什么還享有這么高的聲望，這一點其實并不難理解。在打贏1941~1945年衛國戰爭的那些聲名顯赫、才華橫溢的蘇聯將領中，沒有誰現在的光芒還能蓋過朱可夫。對于從希特勒手中拯救俄羅斯和蘇聯的那些重大的轉折關頭和戰役，唯有朱可夫是一個不漏全都參與的。在一場讓蘇聯付出了2500萬人死亡的代價，耗費了全國1/3的財富并毀掉了數萬座村莊、城鎮和城市的戰爭中，朱可夫是而且永遠是“常勝元帥”。在某些方面，這是一場“皮洛士式的勝利”，但要是被并入希特勒的種族主義帝國從而處于受奴役的地位，那就更糟了。

戰爭期間朱可夫經歷過許多挫敗，而他麾下的部隊在通往勝利的道路上，傷亡也很驚人。但是，只要贏得戰爭，就可以讓所有針對具體戰役或行動的批評，或者是有關不同行動路線和不同指揮決定的種種帶有假設性質的議論，全都偃旗息鼓。在俄羅斯，朱可夫作為一名偉大的將軍的威名，還會一代一代地傳下去。原因很簡單，那就是不管他犯過什么樣的錯誤，有過什么樣的失敗，他還是贏得了最偉大同時也是最具決定性的勝利。

俄羅斯軍人對朱可夫的看法也和民眾一樣。俄羅斯軍事科學院院長M.A.加列耶夫（M.A.Gareev）將軍——他本人也是參加過莫斯科戰役的老兵——在其2004年對衛國戰爭的蘇軍高級將領的研究中認為，朱可夫作為指揮官具有如下品質：無窮的創造力，大戰在即時的深思熟慮和靈活性，對每次行動的周密計劃和準備，以及在追求自己目標時的勇敢與堅定。加列耶夫的結論是：在俄羅斯軍事史上，作為偉大的指揮官，只有18世紀沙皇的將領和戰略家、從未有過敗績的亞歷山大?蘇沃洛夫可與朱可夫相提并論。

然而，朱可夫是個偉大的指揮官，卻不是傳說中無與倫比的軍事天才。在戰略理論或軍事思想方面，他并未做出任何具有深遠影響的貢獻。至于說如何進行現代戰爭，他也沒有留下任何深刻的洞見。在哈拉哈河，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戰役中，在1944~1945年通往柏林的道路上——他的戰場表現的確非常敏銳，但他的才能在于調度，而不是作戰的創新或想象力。同樣，雖然朱可夫的強硬同時也往往粗暴的領導風格在全面戰爭的危難時刻有它的用處，但它的轉移價值（transfer value）卻值得懷疑。要讓人們全力以赴，如果用嚴厲的紀律處分相威脅，并不一定就是最有效的辦法。其他許多蘇軍將領的領導風格都大不相同，但也一樣是成功的。這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羅科索夫斯基——在他看來，對部隊既要強調紀律，又要進行鼓勵。

朱可夫的特別之處在于其非同尋常的求勝意志。他在自己的一生中展示出了強烈的追求成功的決心，以及努力完成任務的強大干勁。對他周圍的人來說，朱可夫的執拗也帶來這樣一種自信，即，哪怕是在最困難的局面，也能轉危為安。這一點在1941年夏天形勢嚴峻的那幾個月表現得最為突出，后來在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當德國和軸心國軍隊顯得勢不可當的時候也是如此。朱可夫在任何時候都不會動搖，也不會讓自己因為有可能失敗而畏首畏尾。他的決策總是干脆利落，毫不含糊。

在遇到似乎無法克服的困難時，朱可夫那種出了名的泰然自若與其說源自個人的勇氣——雖然他并不缺少勇敢——不如說源自最大程度的自我約束。朱可夫對官兵們的要求——自控與服從——與他對自己的要求是相似的。作為一名作戰指揮官，朱可夫在大本營內部的核心指揮班子中，會盡力爭取做出他所贊成的決定，爭取他用來執行自己命令所需的兵力和資源。可是決定一旦做出，命令一旦下達，哪怕并不是一切都如其所愿，朱可夫也會執行命令，而且希望其他所有人也都如此。

意志力、自我約束、堅決、處變不驚，朱可夫性格上的這些特點，得到了才智上的一些重要品質的補充：思維清晰、目標明確，再加上愿意從經驗中汲取教訓。所有偉大的將領都必須具備這樣的能力，即，透過自己所處的復雜的戰略形勢和戰場上的混亂局面，弄清楚什么才是關鍵性的部署、決定和目標，以便采取適當而有效的行動。此外，既要堅持追求己方的作戰目標，必要時又要靈活選擇實現該目標的途徑，這一點同樣重要。

在戰爭的頭幾年，這種必備的能力在朱可夫那里發揮得并不穩定。例如，在1941年夏天他擔任總參謀長的時候，未能放棄進攻戰計劃并轉而采取戰略防御態勢——如果那樣，或許就可以更好地遏制德軍的閃電入侵了。又例如，1942年他在勒熱夫—維亞濟馬地區采取了一連串的軍事行動，想把德國中央集團軍群從其位于莫斯科前方的陣地上趕走，最后卻以“火星行動”的失敗而收場。但是，朱可夫在戰爭的進程中逐漸懂得，有時候為了更有效地脫離接觸，為了用暫停或終止行動來取得長遠的勝利，后撤也是必要的。

關于朱可夫的將才，還要說的就是他的戰略眼光。他在戰爭期間一次又一次的行動，起初都胃口極大。1941年6月德軍入侵時，他想對敵方領土發動戰略性的反入侵，為的是一舉扭轉局面，就像他在1941年1月的圖上作業中所做的那樣。同年12月莫斯科反攻的目標，不僅是要從蘇聯首都趕走德軍，還要發動一場倒轉過來的“巴巴羅薩行動”，把他們徹底趕出俄國。1942年11月，蘇軍把德國第6集團軍包圍在斯大林格勒，這被視為對南方集團軍群和中央集團軍群實施更大合圍行動的開始。1943年1月的“北極星行動”的目標，除了要解除對列寧格勒的封鎖，還要包圍北方集團軍群。這些宏大的目標并沒有實現，但在此過程中所取得的成功，為1944~1945年的解放了白俄羅斯和波蘭，并使朱可夫進逼柏林的“巴格拉季昂行動”和“維斯瓦河—奧德河行動”奠定了基礎。

朱可夫的那些雄心勃勃的軍事行動，并不只是他個人的想入非非或別出心裁。斯大林和大本營也都有類似的想法，而且它們與蘇聯在社會改造中好大喜功的傳統是一脈相承的。朱可夫對軍事事務的理解便是在這種傳統中形成的。雖然它可以允許有創造性，但其強調紀律和服從的威權主義的等級制色彩非常強烈。朱可夫更多的是靠干勁和魄力而不是想象力來實現自己的目標，這一點與整個蘇維埃體制中主流的精神特質是一致的。所以，朱可夫有那么大的成就，有一個特別的原因，即，他是蘇聯的將軍。他要是在其他任何一支軍隊，都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作用。

作為一名蘇聯的將軍，朱可夫指揮著一支特別的軍隊，一支由農民組成的軍隊，他們只受過有限的教育和差不多的基本的軍事訓練。這些穿著制服的農民，有許多人，連同他們的父母和祖父母，都經歷過強制集體化所帶來的痛苦。雖然有些人對共產主義事業是真心地堅定地擁護的，但至少有同樣多的人對這一事業是不了解、不關心甚至抱有敵意的。在蘇德戰爭驚心動魄的惡戰中，很難想象除了依靠嚴厲的紀律和懲罰，還能有別的什么辦法可以把這樣一支軍隊團結起來，而這種方式毫無疑問是嚴厲無情的。戰爭期間在蘇聯人自己的部隊中，被處死者達到了驚人的158000人。還有數萬人被送進了所謂的懲戒營，讓他們有機會為自己的罪行和不端贖罪，如果他們足夠幸運、能夠在這種死亡率高達50%的炮灰部隊中活下來的話。現在并沒有任何跡象可以表明，朱可夫對自己批準采取的那些嚴厲措施曾經懊悔甚至猶豫過。

應該記住，朱可夫是在斯大林這位非常得力的最高統帥的手下服役的眾多才華橫溢的蘇軍將領之一。就其對戰爭轉折關頭的所有重大戰役都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而言，如果說朱可夫是二戰中最偉大的將軍，那也不僅僅是靠他個人的努力。他是蘇軍統帥部的一員，而蘇軍統帥部作為一個集體，表現非常出色。可以說，與將領們個人的天賦、能力和功績相比，斯大林對他們的管理同樣重要。斯大林憑借其領導藝術和權威地位，把一個個強悍且時常發生沖突的人物捏合到一塊，激發出他們個人和集體的最優秀的才能，喚起他們的忠誠感，團結一致，共渡難關，爭取勝利。在這一群體中，就個人而言，朱可夫是斯大林最大的依靠。朱可夫一次次毫不猶豫地——盡管并不總是沒有異議——為蘇聯獨裁者帶來了軍事上的勝利。他從不挑戰獨裁者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或者有追求勝利之外的非分之想。他，其實就是“斯大林的將軍”。

這位蘇聯的傳奇人物與二戰中其他偉大的指揮官相比又如何呢？而且，比什么呢？簡單統計勝利的次數，并不能說明單個戰役打得有多么艱難。人物的個性不代表作戰的技藝。在同儕中擁有的人氣或招惹的是非，無法成為衡量才能和水平的標準。至于朱可夫，比較起來就更難了，因為就像艾森豪威爾說的，這位蘇聯將軍“作為負責指揮重大戰役的領導者，他的經驗要超過我們時代的其他任何人”。

也許最恰當的做法是把他與蘇軍的高級指揮官們相比，尤其是科涅夫、羅科索夫斯基和華西列夫斯基。但這些將軍誰也沒有扮演過像朱可夫扮演的那么多不同的角色，因為他分別做過總參謀長、方面軍司令、大本營協調員和副最高統帥。華西列夫斯基干過不同的工作，但主要還是作為大本營代表，而且他是到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才擔任方面軍的指揮工作的。朱可夫、科涅夫和羅科索夫斯基在成功之外也都有過失敗，所以很難去評判他們作為方面軍司令彼此功績的大小。科涅夫和羅科索夫斯基在戰后頗有怨言，說自己方面軍的行動受到了總參謀部和朱可夫、華西列夫斯基這些大本營代表的干預，說自己作為現場指揮官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選擇。但無論是科涅夫還是羅科索夫斯基，都從未遇到過這樣的挑戰，即從中央來協調并指導牽扯到多個方面軍的軍事行動。所以，要是讓他們來做，他們的表現能有多好，以及這樣的經歷是否會改變他們的指揮風格或者改變他們的勝率，那還是個未知數。

在性格及領導風格方面，朱可夫與科涅夫非常相似。作為下轄多個集團軍的方面軍指揮官，他們都以一種冷酷的決心驅使著自己的部隊前進，而且為了實現既定目標，只要有必要，就不惜任何代價。兩人都屬于進攻型，喜歡主動出擊，但也都知道何時該叫停進攻并調整部署。羅科索夫斯基處理問題的方式更加巧妙而聰明，至少是在涉及自己最直接的同事和下屬的時候。正如羅科索夫斯基在回憶錄中指出的，斯大林在必要時也很善于采取審慎而耐心的方式，盡管蘇聯獨裁者也可以發脾氣，可以使用威脅和侮辱性的語言——這些都屬于朱可夫和科涅夫領導方式中的典型做法。

如果與蘇聯之外的將領相比，他們的許多特點，不管好壞，朱可夫的身上都有。朱可夫最喜愛的美軍將領是艾森豪威爾，這個人和他自己一樣，能夠有效地管理負責數百萬名士兵的龐大而復雜的組織。而兩人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都是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周圍團結了一批忠實而有才干、能夠勝任這項工作的副手。不過，朱可夫缺乏艾森豪威爾的外交技巧。雖然兩人在戰后都成功地進入政壇，但事實證明，朱可夫在政治上還比較稚嫩。

艾森豪威爾

巴頓將軍由于掌摑兩名生病的士兵而出了名——因為他以為他們是在裝病。在1943年夏天的西西里登陸作戰中，巴頓指揮的美國第7集團軍損失很大。8月3日，巴頓在戰地醫院視察時發現，有一位住院士兵身上沒有任何外傷。他問這名士兵得了什么病，回答是“煩躁不安”。巴頓聽了勃然大怒，以為這位實際上患有戰斗疲勞癥的士兵是貪生怕死、逃避戰斗，于是就又打又罵，把他拖出了帳篷。8月10日，在另一所戰地醫院，又發生了類似的事情，而且這次巴頓還拔出手槍，揚言要親手斃掉那名“膽小鬼”。這兩起掌摑士兵的事件在美國國內引起了強烈的反應，結果，巴頓不但向當事人道了歉，他的職業生涯還因此受到很大的影響。而現在有報告說，朱可夫偶爾也會打罵自己的部下。他的這種做法是在沙皇軍隊中養成的，因為這種事情在沙皇軍隊中司空見慣。巧合的是，巴頓和朱可夫都始終如一地堅持訓練，以此來強化戰場紀律。兩人都崇尚進攻并告訴自己的士兵，要想消滅敵人，就要和他們搏斗。巴頓同朱可夫一樣，在戰爭期間成了傳奇人物，深受廣大公眾及自己士兵的愛戴。這兩位指揮官最喜歡做的就是與自己的部隊一起行動，而且要盡可能地靠近前線。

另一位深受官兵愛戴和信賴的將領是英國陸軍元帥伯納德?蒙哥馬利。朱可夫和蒙哥馬利的共同之處在于，都喜歡對行動進行周密的計劃和準備。為了保證勝利，兩人都會動用大量的資源，集中壓倒性優勢的兵力。不太走運的是，兩人在得到其他高級指揮官的愛戴的同時，也招致自己同儕的嫉妒和敵意。

朱可夫對于德軍將領不屑一顧，其中的原因部分在于他們的親納粹的政治觀點，但主要還是因為那些幸存的將領激怒了他，因為他們在回憶錄中聲稱：他們之所以輸掉戰爭，是因為希特勒在戰略上的失誤、俄國的惡劣天氣以及紅軍在數量上的絕對優勢，這種數量優勢使蘇聯人承受傷亡的能力大大超過了德國國防軍。在朱可夫看來，他們誰都不愿承認，蘇軍高超的指揮藝術才是他們輸掉戰爭的首要原因。

戰爭期間，唯一差不多與朱可夫一樣有著巨大人氣的德軍將領是陸軍元帥埃爾溫?隆美爾，但隆美爾是個戰場上的戰術家，而不是個戰略家或大規模行動的組織者。在隆美爾最終輸掉的北非戰役中，他麾下只有少量的兵力。事先精心策劃的戰役也許并非朱可夫的最強項，但他在哈拉哈河地區和1941年8月葉利尼亞攻勢中作戰的實施情況，肯定可以比得上隆美爾在北非的成就。還有，隆美爾幸虧沒到俄國前線作戰，那里可是讓許多德軍將領折戟沉沙、丟掉自己性命和名聲的地方。

能夠活下來講述東線戰場的戰斗故事的兩位德軍將領是海因茨?古德里安將軍和陸軍元帥埃里希?馮?曼施坦因（Erich von Manstein），他們的名字經常出現在朱可夫的回憶錄中。實際上，他是引用他們書中的內容來佐證自己對歷次戰役的敘述的真實性。但是，朱可夫在自己的寫作中除了一帶而過地提到馮?曼施坦因“有膽識”之外，根本沒想去評價他們兩人的戰績。

在“巴巴羅薩行動”中，古德里安的部隊和朱可夫的部隊在莫斯科戰役中有過正面交鋒。古德里安把自己在蘇聯首都門口的失敗歸咎于糟糕的天氣，但是正如朱可夫喜歡指出的，寒冷的天氣對于蘇德雙方的士兵來說，都是一樣的。當德國第6集團軍被圍困在斯大林格勒的時候，

負責救援的德軍指揮官是馮?曼施坦因。盡管那次行動失敗了，但后來在掩護頓河河畔的羅斯托夫以南的德軍撤退時——他們在希特勒奪取蘇聯巴庫油田的行動中失敗了——曼施坦因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曼施坦因像朱可夫一樣，證明了自己不僅長于進攻，而且精于防守。

將朱可夫和道格拉斯?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進行比較也許是最有趣的。和朱可夫一樣，麥克阿瑟在太平洋戰爭初期也被敵人的兇猛攻勢打了個措手不及，結果在1941~1942年與日軍在菲律賓的作戰中連遭敗績，損失慘重。但麥克阿瑟后來又卷土重來，發起了一連串漂亮的兩棲作戰，奪回了那些島嶼，還有婆羅洲和新幾內亞。如果日本人沒在廣島和長崎遭到原子彈轟炸以及在蘇軍進攻中國東北的日軍之后于1945年8月投降認輸，麥克阿瑟就會成為進攻日本本土的先鋒，從而遇到朱可夫在戰爭中多次遇到的那種規模的軍事考驗。與朱可夫一樣，麥克阿瑟也是相信自己的直覺和判斷更甚于相信別人，而且也都不愿主動承認自己的錯誤。但朱可夫不像麥克阿瑟在其回憶錄中那樣過分，因為后者聲稱，自己在軍事生涯中沒有犯過任何重大的錯誤。

麥克阿瑟

在對這些可與之相比的將領有了大致的了解后，可以得出的結論是，盡管朱可夫在軍事活動的任何一個領域都不是“迄今為止最好的”，但他是二戰中綜合能力最優秀的將領。他既擁有戰斗的勇氣，又擁有遠大的戰略眼光、決心和組織能力。雖然他不能得到自己所有同儕的真心實意的尊重，但他自己的士兵對他不僅僅是畏懼，還有愛戴和信任。遭遇挫敗時他就隱忍以待，取得勝利時他就興高采烈。他有著似乎是無窮的精力和不管困難多大都要取得成功的意志。

戰后，這些品質在朱可夫那里再次派上了用場，當時他先后受到斯大林和赫魯曉夫的人身和政治攻擊。兩次他都沒有灰心，而是決心在失意后東山再起。朱可夫在戰后的沉浮，幾乎和他在戰時的表現一樣，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在戰爭中一樣，朱可夫從失敗和逆境中勝利歸來。

構成朱可夫生活和事業大起大落的背景的，是現已不復存在的蘇維埃體制。作為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他擁護這一體制；不管這一體制有什么樣的缺陷，它都是他服務與忠誠的對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只是由于1991年蘇聯政權的垮臺，人們才有可能剝離種種神話和政治上的歪曲，著手研究并揭示出朱可夫作為一名將軍和一個男子漢的真正形象。

后蘇聯時代的朱可夫傳奇還在繼續發酵。但是，新的證據材料的出現讓我們有可能從經常是平淡無奇的現實中廓清誘人的神話，真正抓住一個從農民的貧苦生活中崛起并成長為偉大的將軍和英雄人物的男人身上的復雜性與矛盾性，而這個英雄不僅僅屬于俄羅斯人民，還屬于所有珍惜他為戰勝納粹德國而做出的無可比擬的貢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