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黃仁宇《我相信中國的前途》近日由中華書局出版。書中收錄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一系列以中國歷史與發展為主題的演講文字，可謂黃仁宇晚年學術思考的結晶。黃仁宇書中以其獨特的長時段、大視野的歷史觀，透視百年中國歷史進程，探討了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途徑。該書搜集增補黃仁宇先生《資本主義與負債經營》《四個共識 ：對兩岸三地文化交流的建議》《我相信中國的前途》和《中國不再是個謎》四篇，其中后兩篇為首次公開發表。澎湃新聞經授權摘編其中的《中國不再是個謎》。黃仁宇表示，“我抱著審慎的樂觀來看待中國所發生的一切”。

        中國最近的發展也許重新激活了許多人的一個想法，那就是：這個國家真是不可預測！的確，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國家；巨變即將來臨，但尚未達到最終穩定的階段。如果我們在短暫的視野里評論這些事件，我們可能會感到吃驚。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如果我們讓自己略微遠離事發現場，那么這幅景象就決不會模糊不清。二戰期間以及其后，我曾在蔣介石的軍隊里服役，擔任一名下級軍官。我也有一些當時已是共產黨員或其后成為共產黨員的朋友，有幾位后來還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高官顯要。然而，我在國外花了數十年的時間進行研究和反思，才明白了一點：這個國家所發生的一切，只有通過“大歷史”的視野才能理解。

        傳統中國像一塊潛水艇式三明治。其上一片狹長的面包是 “文職官僚”，其下一片狹長的面包是農民階層，二者都數量巨大，而且毫無差別。上下兩層的制度性聯系并非建立在法律觀念或經濟紐帶之上，而是完全依靠一系列社會價值觀念。男尊女卑，長幼有序，讀書人統治文盲，這些社會規范統治中國長達數百年。科舉考試定期從社會底層挑選出少數成功的舉子，使之獲得成功。反之，也篩除一些無用的人，使之重回底層，形成向下的社會流動。只要中國保持著封閉性和非競爭性，這個以令人乏味的農業穩定性和平均主義為特征的基本組織就能永存下去。但是，在現代西方文明的面前，人們發現這種組織與潛水艇式三明治里的萵苣和蛋黃醬一樣，根本不具備結構上的穩定性和實用的靈活性。

        正如亞當?斯密所指出的，現代西方的繁榮是建立在“商業系統”上的。信用的普遍展開，代理經營，包括運輸、通訊和保險等服務設施的共享，這些共同促進產生了一個不斷增長的雇傭和所有權系統。在這個系統中，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都能參與。當中國面臨承受這種新的壓力的時候，一個多世紀的騷亂和暴力隨之發生。甚至可以說，這些騷亂和暴力之所以在這個多民族融合的國家里發生，是因為對將一個如此巨大的國家加以改組的技術難度估計不足而造成；如今看來，這個過程卻是歷史的必然。

        僅僅在20世紀30年代，蔣介石和國民黨才敷設了一個新國家的上層結構。當然，它也是因緣際會、臨時湊合而成。當我還是國民黨步兵團里的一個排長時，我們常常步行行軍，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一路上，我們沒有看到一輛摩托車，一部電話，一個網球場，一處診療所，或者一份報紙。在內陸省份的許多地方，完全沒有現代商業。鄉村經濟只在村莊院落里進行。大地主和遙領地主很少，而抵押和高利貸就在農民彼此間轉讓和進行。

        為產生突破，毛澤東和中共提供了新的下層結構。他們的策略是讓國民黨保護中國不受外敵的侵犯，而他們自己暫時完全遠離城市文化。在土地改革期間，大約有300萬到500萬人喪失生命。但是，在每一個村莊，窮苦農民的同盟組織起來了，成為農會賴以有序建立的核心。接下來，農會為村委會提供了組織基礎。然后，黨的地方支部成員接受村民們的詳細審查。除非該成員在意見聽取會上獲得半數以上的贊成票，否則他就會被拒之黨的門外。這種安排體現了共產黨所提倡的“人民主權”的主張。

        這種主張是否合理正當，無關緊要。土地改革之后，清洗隨之展開。清洗徹底廢除了新社會成員之間的債務，賦予人民共和國以充滿新鮮活力的農民大眾，而這種情形在帝制中國或者蔣介石統治下的中國都是不可想象的。農業公社迅速建立起來，而且正如現在所發生的一樣，又在沒有引起紛擾的情形下予以解散，這些事實反映了掌權者控制的強度。今天，中共自稱擁有近4000萬黨員，不過，其中相當多的人仍是文盲。

        從結構上來說，中國社會盡管緊湊堅固，但依舊是一個潛水艇式三明治。在毛澤東的各種試驗期間，不斷暴露出中國社會依舊缺乏靈活性。“文化大革命”以后，如果中國希望完全趕上西方的富裕和多樣化，在組織程序上很明顯將要實施一套不同的制度性聯系。實際上，領導人X—Y—Z……的作為就趨于這個方向。內向和非競爭性的姿態被舍棄了。公社所擁有的土地租給了私人去搞生產。國民經濟迅速展開多樣化經營。鼓勵對外貿易，公開吸引外國投資。經濟上的放權如此之大，以致兩年前海南島被要求盡其所能籌集工業和商業資本，明顯是希望將它變成另一個臺灣。地方官員對這一指示生搬硬套。他們建立農業銀行，發行債券，用來收購大陸公司手里的外匯（大陸公司的進口業務是受到限制的）。接著，他們大量進口汽車和奢侈品，冠以“二手貨”的名義，賣往大陸來獲利。地方政府的舞弊行為如此明目張膽，以致中央政府不得不中止方向錯誤的自治……供求定律將決定一切。

        這時，我們可以認為中國人已經成熟起來而放棄了有關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爭論。無論如何，這些典型的主義標簽只是理論家發明的。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幾乎很難符合任何一個標準。顯然，如果這個國家將傾其全力發展工業和商業，那么數量如此之多的國有企業必定被私營企業擠掉而退居二線、三線。不然的話，為什么僅僅數周之前人民代表大會忙于討論制定新的《破產法》？情況正是如此……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將誕生于多元化的經濟之上。如果你給應急修理工人的家里安裝了電話，他們的妻子馬上就會打電話，給孩子們安排聚會活動。隨你愿意，稱呼他們為資產階級或者社會主義者都可以。畢竟，物質決定意識，而不是相反；而這條真理的提倡者正是馬克思本人。        ……

        許多西方人……很少有人停下來想一想，西方的公民權是來源于自治城市的特許權。只有在經濟上取得實質性的進步之后，這種當初只是賦予城市居民的特權才擴展到全體人口。然而，中國必須一開始就面對數量巨大的農民，而他們只能接受整體控制。而且，在參加爭取自由的運動中，中國人可能考慮從美國得來靈感。沒有誰告訴他們，美國在建國期間面對的是非常有利的形勢。在美國獨立宣言發表之前，普通法與衡平法的融合在英國已經進行了將近100年。因此，美國的農業設法與工業和商業保持了一致。這個體系還因擁有實質性的發展空間而得以成功。遲至1862年，宅地法仍能許可在公共土地上勞作的每個家庭以低價購買160英畝的土地。即使有這樣的有利條件，美國仍遭遇了謝斯起義、威士忌酒反抗、州對聯邦法令的拒絕執行和長達4年的南北內戰。此外，在貨幣、銀行業、反托拉斯法案、國內貿易以及社會與勞動立法上都存在著爭論。從這些爭論中，產生了大量的民法和商法。美國公民所享受的自由視這個國家能得以貨幣化管理而定。

        在寫作本文的時候，中國人在放棄食品價格補貼上仍面臨巨大的困難。從自由市場上買煤，所費大約是政府供應價格的6至7倍。單上海一個城市就有300萬輛自行車。它的公交車每天要運載1500萬名乘客，這對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負擔。超過100萬的知識青年以前被送往鄉村或工廠從事生產勞動，如今返回這座城市。如何安置工作，如何供應農產品，這些都成了問題。這些問題不都是因為中央的計劃體制而產生。多數問題都根源于數十年前的不均衡發展。當時，現代法律以西方為參照，絕少關注偏僻的內地，故仍然只在沿海城市有效，對大部分地區都不起作用……

        總的來說，我抱著審慎的樂觀來看待中國所發生的一切。暫時性的后退自在預料之中。然而，過去模糊不清的，現在已經變得明晰。問題多多，但是可以理解。我的信念不在于對任何掌權者的贊美，也不在于任何政府的一貫正確，而在于歷史長時段的合理性。從這個有利的角度觀察，中國的經濟改革是一個堅定的進程。可以預期，這不僅將能提高生活水平，而且將在發展商業的過程中建立起標準和程序，使得這個國家能夠進行貨幣化管理。

        《中國不再是個謎》由圖書責編徐衛東先生根據黃仁宇先生英文打印件的復印本譯出，該文應撰于 1987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