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閻步克在上海師范大學開講《官制象天——中國古代官制的禮制化》，百余人的講座會場座無虛席。在講座中，閻教授以新莽改制為中心，為觀眾講述了中國古代官制的禮制化——從理想到現實，《周禮》所描述的社會理想體系如何實現？五行、數術等中國傳統文化對古代官制的設置有怎樣的影響？中國古代統治者為何頻頻愛復古？

“官制象天”：古代世界人為制造的完美秩序

        安徒生在童話故事《海的女兒》中有這樣一段敘述，說（海王的母親）對于自己高貴的出身感到不可一世，因此她的尾巴上老戴著一打牡蠣，其余的顯貴只能戴上半打。這講的就是等級禮制的形式化。

        這在中國古代極為常見，比如宗廟祭祀制度。據《禮記·王制》記載，周天子為七廟，諸侯為五廟，大夫為三廟，士為一廟，庶人不準設廟。而且，針對不同的對象，宗廟的位置規定也有不同，天子、諸侯設于門中左側，大夫則廟左而右寢。庶民則是寢室中灶堂旁設祖宗神位。這種運用數列化、形式美來實現象征意義的制度設計同樣也存在于我們的生活中，比如，某個紀念建筑物有多高，有多少級臺階，特定的數字背后都有其象征意義，再者如少先隊員的一道杠、兩道杠，數字化背后體現的也是一種等級制。

        以上，是就象征性制度而言，實際上在中國古代，實用性制度也存在這樣的象征化。比如中國古代法律條令中的“八議”制。所謂“八議”，是指法律規定有八種人犯罪，一般司法機關無權審判，要由皇帝根據其身份及具體情況，予以裁決，這八種人就是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這“八議”制度，在清代的刑律中依然保留，但實際上早已不實行了，選擇保留，維持的只是一種象征意義。

        此外，中國古代在職能部門的結構設計以及官名的設計上也存在高度的象征化。

        首開其端的就是先秦時期的《周禮》，這是人類主觀設計出的一個完美制度，所以，它只是一種理想模式。此外，《禮記·王制》以及漢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都對古代政治制度提出了高度象征化的設計方案。“官制象天”，就是董仲舒提出的，這是中國制度史的一個奇特現象。

        所謂“官制象天”，就是董仲舒以五行學說為基礎提出的一套理論體系。具體地說，設立司農、司馬、司營、司徒、司寇五種官職，依次與木、火、土、金、水五行相配，根據其所屬五行的象征意義，區別其職責；并且利用五行相生、相勝的關系，規定不同官職之間的促進、制約關系。舉例來說，如果司寇罪不可恕，司營可以依法誅殺，因為司營屬“土”，司寇屬“水”，“土克水”，所以制約司寇的官吏是司營。

        如此高度形式化的制度設計在基督教、佛教中也有類似闡述，比如基督教中的天使等級和數量以及佛教對天堂地獄的闡述，然而這都是宗教里的內容，并未在現實中貫徹實施，可是中國古代卻將其貫徹到現實中，而且在一些歷史時期還體現得尤其突出。

理想的實踐：從漢儒開始的古禮復興運動

        漢初繼承的是秦的制度，即由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組成的“三公”，這樣的官職設置體現的是秦帝國的發展特點，自商鞅變法以后，它是摸索著發展，反映在官制、官階上，就是按需分配。也就是說，它需要有人擔負什么樣的職責，就設置什么官職，它看重哪個職能部門，就提升其官階。因為秦朝重法治，所以廷尉的官階高，而專職文化教育的官階就低。

        漢儒以《周禮》為藍本，以周公為典范，呼吁制禮作樂，復古改制，提出了新的政治訴求。從董仲舒開始，經歷過新莽改制、魏晉之后的制度復古、北周改制，直到唐代的官名大改制，閻教授稱其為“古禮復興運動”。在幾次試圖將古禮納入日常的實踐中，官名、官階的數字化、形式化、象征化都是其中的重要內容。

        閻教授關于《周禮》六冕制度的研究就是一例?！吨芏Y》記載的六冕制度，其等級安排具有君臣通用的特點，這種等級結構帶有周朝等級君主制的印跡。兩漢間統治者采用了古代冕服，《周禮》六冕記載開始顯示影響。而后，北周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多列式”冕服等級體制。隋唐上承北周，繼續搞冕服復古，但隋用“單列式”服制，唐用“多列式”服制。

        此外，唐代官名的大改制也是一個體現。武則天時期，曾大改官名、地名，比如門下省改為鸞臺，中書省改為鳳閣，尚書省改為文昌臺，“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也分別改稱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形式對稱、文字優美——當然文學色彩如此之濃的收效，想必不少文人墨客也參與其中。唐朝從高宗龍宿二年，一直到玄宗時期，這股改革熱情持續了八十多年，一直到唐肅宗時才全部改回唐高宗以前的官名。

        另外，時間稍近一點的太平天國，雖是以基督教為國教，但對制度架構的設計是非常傳統的，大量運用《周禮》和數術的元素。比如太平天國時期有二十四節氣侍衛，以立春到大寒為名，正副共48名；再者，其軍職位階，將軍先分炎水木金土，再分正副，再以數字為分，于是出現“炎一正將軍”到“土十副將軍”，共100員。監軍則以五行、正副、數字為分，又輔以干支，于是又有“炎正炎一丙一監軍”、“土副土十巳十監軍”如此繁復的名稱。還有，“天王萬歲，東王九千歲，北王六千歲，翼王五千歲”此類說法，更是以數字標識的壽命長短來體現其位階的高下。

王莽，一個改造新世界的烏托邦者

        上述幾次實踐中，最有趣就是王莽變法。這完全是集中人的智慧，用人力設計的社會秩序藍圖。班固在《王莽傳》中說，“莽意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如此論斷不亞于一位現代史學家。在王莽看來，只要有一個完滿的制度設計，以此用之天下，就能“天下自平”，這也是漢代儒生的想法。有人說王莽是成熟老練，有人說他是空想主義者、烏托邦者，閻教授說他贊同后者觀點，并分享說，曾與某歐洲教授交流，這位教授說中國人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理想的社會制度可以用人力建構出來。這說法確有獨到之處，我們可以從歷史上看到這樣的文化基因，王莽就是這樣的。

        王莽改革的依據，第一是復古，第二是在經典之作中有理論依據，第三是形式的完美，要求和諧對稱，宏大壯麗，數列化，體現宇宙法則，名稱要優美吉祥。

        舉例來說，王莽根據《尚書·大傳》“古者天子有四鄰”而設四輔——太師王舜（安新公）、太傅平晏（就新公）、國師劉歆（嘉新公）、國將哀章（美新公）。而針對古文家三公六卿說與今文家三公九卿說的不同，王莽則兼而用之，設立三公六卿——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以及納言、作士、秩宗、典樂、共工、予虞。在封爵方面，王莽依然也是循例改制，而名稱上則改用新說法。

        王莽改地名，也是循著字義優美、吉祥的原則。比如，安漢改為安新，漢陽改為新通（前二者是以“新”朝代“漢”朝），杜陽改為通杜，曲逆改為順平，東昏改為東明，符離改為符合，無錫改為有錫，無鹽改為有鹽，亢父改為順父（以體現儒家孝道），白土改為黃土（土德尚黃，王莽以土德自居）。

        據統計，漢代的縣大概百分之六七十的地名都被王莽改了，這無疑是徒然增加了行政成本，為減少陌生感，詔書中新改之地名常需要注明原名，比如說到“新平”，還要注明“故淮陽”。這么一來，能說王莽是實用主義政治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