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歇家遍天下”：一個學術瘋子的研究宏愿

        鐵球原在寧夏大學教書，通過遞“投名狀”的方式要求來華東師大歷史系攻博。這“投名狀”便是已經《歷史研究》編輯部三審、待時即發的“歇家研究”三、四萬字長文。“歇家”這個名詞，算是知道的，因為指導研究生論文的需要，不久前剛讀過《西北社會經濟史研究》上下兩冊，里面便有青海“歇家”。鐵球說江南也有，倒是把我嚇了一跳。我不信。他說：到時會拿出一大疊材料給你看，“歇家遍天下”，老師，這可是個大寶藏啊！于是，我們約定，我騰出華東師大一片“草地”任君踩踏，在江南墾出個“歇家”大菜園算是你真有本事；領主是你，收獲歸你，我絕不沾“指導”分享之光。

青海來丹噶爾城的內蒙商客

        鐵球是個瘋子。來上海的三年里，沒日沒夜地開挖他的“歇家”寶藏。每天不到凌晨三、四點不睡覺。上午十點后起床，早、中二頓并作一次吃，紅燒肉一塊加些青菜，吃得很節省。他的單人寢室，幾乎從不打掃，毛巾、腳布不分，灰飛煙滅，堆成小丘，臟亂出了名。所幸我也不講究，常在他“龍床”上睡午覺（那時我每周在閔行有兩次課），醒來見他仍不停地在打電腦，爬格子，精力過人。告訴我，積累的原始資料已經有一百多萬字，說話時神采飛揚，令我忘不了。那個時節，他滿腦子的“歇家”，別的啥都不想。路上遇到熟悉的人，開口便是歇家長、歇家短，一開講便剎不了車，半小時還不想結束。有人開玩笑地跟我說，華東師大幾乎要被他“歇家化”了。誰不知道歇家，他一定揪住不放，免費為其啟蒙，直鬧到有的人遠遠見他身影，趕快繞道而行。他是一個拿歇家研究當生命的瘋子，甚至學術重于生命。我真的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一個世間罕見的，學術瘋子！

        鐵球的另一個特點，就是“鐵”。“比鐵還硬比鋼還強，向著歇家斯蒂開火”，他真有那股湖南蠻子一往無前的狠勁。從認定它有著巨大開發價值那一時刻起，便鐵了心，不挖空這座礦山，讓寶石盡見天日，他是決不會松手的。也是天佑有心人。如果憑著閱讀紙質文獻的傳統方法，一本一本地搜，一頁一頁地翻，恐怕到禿發齒頹、垂垂老矣，也完成不了“一網打盡”這個煌煌大目標。所幸我們已經進入了電子數據時代，各種電子化的文獻產品陸續問世，鐵球又很快熟練地掌握了電子搜索“關鍵詞”的方法，憑著一臺電腦，飛向網絡空間，原始史料滾滾而來，“天下歇家”盡收眼底。當然這仍然需要工夫，一天天地積累，時間就這樣地在電腦桌上度過。三年啊，過時艱難，回首恰似一瞬間，有飛流直下那種暢快感。一分耕耘一分收獲，這個亙古不易的真理，即使在科技先進的時代，依然是鐵的法則。

歷史研究者的修行：“土地主”如何琢磨“藝術品”

        “大數據技術”正在逐漸衍化為一種神話，似乎史學變得像電腦游戲那樣，人人可玩出花樣，考據實證一類的科班訓練被徹底廢了武功。真是如此嗎？我就不信這個邪。凡說那樣話的人，我敢肯定他壓根兒就不明白人文、史學為何物，意義在哪里？

        先拿眼前胡氏“歇家”做例子，說點起碼的常識。茫茫史海，哪里有歇家的資料？總先得有史料學方面的素養，知道什么樣的史籍里可能會有歇家的史料。即使讀書階段經過“史料學”訓練有點兒數，也還少不了往四處亂撞瞎摸的周折，線索才會逐漸清晰明朗起來，最終打開一條血路，直奔目的地沖將過去。當初，鐵球說他掌握了不少歇家資料，我怎么沒感覺？好奇之下，利用電腦里“四庫全書數據庫”搜索“歇家”，居然出現二三百條，果然不少（但重復的比例挺高）。梳理一下，發現“二十四史”里基本沒有，“十通”里也極少，最多的是保存在任職地方官吏的事跡以及他們所編的官方文書里。這就合乎情理了，“歇家”屬下層小人物，進不了正史；又非正面角色，只有當官方采取管制行動（即“打黑”）時，才被作為“邪惡勢力”載入文字。

        憑這樣的摸索，等到黃山書社出版《官箴書集成》時，鐵球的學術敏感發生功效了，立即不吝重金買下全套（后來有了電子數據文本）。這是他積累的第一桶金。來師大后，他開發的第二桶金，便是全國各地的方志庫，竭盡全力南北搜尋載錄。而后，又發現正被司法史界大力開發的司法訴訟檔案也是一個“海”，再度下海掏寶。可以說，正是這三大宗史料，建構起了他傲人的歇家資料庫，底氣十足，敢說別跟我討論短長，“先拿資料來說話”！三百六十行，行行有門道。“史料即史學”，說的就是史學的門道。那活兒，你可以小看，但決不是什么人一上手就做得成的。它需要“看三年，做三年”，慢慢練就講究史料搜集和磨勘的“手藝”。功力靠苦練，細磨琢巧妙，七分笨勁加三分靈氣，斯可謂“出道”。

《官箴書集成》

        俗話說“師傅領進門，修行靠自己”，我和鐵球的關系正好顛個倒。“歇家”，是他把我領進門。三年里，我和眾師兄弟，幾乎成了他“胡歇家”伴讀的一群頑童。說實話，我們中沒有一個有志于歇家研究。他早早占著山頭，備足糧草兵馬，誰敢挑戰這么個實力派的“山大王”？我們能做的，就是挑刺捉岔子，逗樂搞激將，讓他把家寶琢磨得成個可觀賞的“藝術品”，而不要成了占地五六十畝、年產百擔稻谷的“土地主”。

        猶記得當年研究生討論班上，“思古勉今”網頁上，唇槍舌戰，你來我往，直殺得昏天黑地，好不熱鬧。此生能有幾回這樣的師生混戰？鐵球從來沒有認過輸，但眾師兄弟看了，一定會跟我有同感，在印成書的論著里，他的“改進”隨處可見，明顯的漏洞都經彌補，不說天衣無縫，至少也是自圓其說，儼然成一周密的體系。鐵球是個有雄心壯志的人。他不滿足于做富有的“史料大王”，而是想通過鉤沉索隱，披沙瀝金，以小見大，切入賦役制度與司法制度的宏大背景，勾勒出“社會結構變動”下“與以往研究不一樣的明清社會”（此語出于他的《成果概要》）。“行百里路半九十”，越近絕頂懸空處，行走越是艱難，這點他并不害怕。現在五十余萬字大著出來了，回頭看看他的心愿究竟實現了多少？這應該由他自己來交代。到我寫序時，大著尚未完全殺青，結論還在修改，我只能猜測若干。然而，既作為被邀請的預展入場者，不發表一些觀感似乎也有違主人的好意？

這本書的精彩在于，“官家貓”與“民間鼠”的角色扮演

        最近報刊發表了紀念田余慶先生學術成就的一組文章（參《上海書評》專輯），涉及治學精神與治史方法，返身對照我們自己，大有良藥苦口之感。例如，用盡力氣研究某個問題，沉浸既久，由寵愛而變溺愛，就很容易把問題強調到過分的程度，主觀放大拔高，失了本真。田先生詳盡地討論了一百年的門閥政治史，具體而微，細節畢顯，卻始終清醒地認識到門閥政治只不過是“皇權政治的變態”，絕不茍同中國存在個什么“門閥貴族時代”。先生又說“從理論出發”提出的問題往往是假問題，力主研究中不應有預先設定的解釋模式，一切從實際出發；研究務必注意反證，復雜的問題往往有反證，反證方能顯示問題的復雜。

        鐵球雄心勃勃，孜孜以求，欲把“歇家”問題朝著“推動社會結構變動”的方向延伸拔高。對此，我一直心存擔憂，覺得有主觀邏輯恣意擴張的危險。下面，我略做些回應性的評論，結合著自己跋涉明清史這些年感受過的困惑，或許對其繼續加深研究有一些啟發。

        綜觀鐵球整部書，通過豐富的史料實證，發掘出一種名謂“歇家們”的基層社會小人物，詳細描述了他們由客棧小老板到向各處變臉滲透，插手與被插手多種官方事務的過程。作為充當官府“代理人”的角色，相互爭鋒、勾搭、摻和的一群中介人（除歇家外，還有劣紳、訟師、奸商、圖甲或保甲，甚至地痞流氓等等；我不認為存在集團性的歇家群體組織，也未見有歇家會、所），他們生存狀態的奇特性。全書的精彩處，在我看來，并不在“高大”，而在“細微”，細微處發見真情實況。透過這個窗口，移步換景，放大鏡頭，折射出了高度集權國家垂直制權力統合下基層官僚機構處境的艱困，實際操作應付手段的多方權變，官方與紳商、小民利益博弈如何成了“貓捉老鼠”般的游戲，以至讓“歇家們”無孔不鉆，有聲有色地扮演起“官家貓”與“民間鼠”的雙重角色，吃里扒外，亟圖一逞，好些細節是過去不曾被具體描述過的。

        此時，我想起了他師兄周保明所做的《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與鐵球現今的《明清歇家研究》，像是姊妹篇，風格各異，側重面不同，卻是可以對照著互讀的。他倆探究的都是傳統中國君主高度集權體制之下，賦役征收（含漕糧、倉場、稅關）、司法訴訟等官府主要職能在操作過程中遇到的尷尬場面。盡管持續不懈地禁革打黑，卻總舍割不了與各種“代理人”的牽絲攀藤；喊出興利除弊的高調，不斷檢討時政利弊，實施政策微調，打擊“邪惡勢力”，卻屢戰屢敗，老壓制不了野猴子玩耍十八變的法外盤招。這些情節都大大幫助我們加深了對這個帝國政權在廣袤國土上進行有效治理和嚴格管制艱難程度的認識。平心地說，中國古代施政者的智商是不低的，從不缺乏有識之士出于憂患，殫思竭慮地設計過整肅吏治、防微杜漸的種種方案，搖搖晃晃里終使世界罕見的帝國政治體制，雖然漏洞百出，多災多難，卻每每能轉危為安，繼續存活下去。能說這不是一種政治奇跡？畢竟長壽達二千年之久，僅明清就將近六百來年啊！

        從秦漢到明清，皇權操縱著一條垂直的官僚機構上粗下細的行政索鏈，卻要向近千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撒下天羅地網，通過無數毛細血管汲取“營養”，以滋潤龐大帝國的生存，保證不致顛覆崩潰。其中處行政第一線的縣級單位，編制外的“代理人”（衙役、職役、圖甲、保歇等），到明清時代的江南各地，已經擴張到多達一萬余人（我曾經通過乾隆《吳江縣志》做過統計，此處不贅），而領取俸祿的經制官吏不足二十人。與保明的研究類似，鐵球的“歇家研究”通過另一視角生動地呈現出帝國毛細血管運動中功能性紊亂的多種病癥。從淤塞--疏通--再淤塞--再疏通的反復“化療”折騰中，讓我們看到了帝國治理地方難以根治的頑癥，處處遭遇悖論嘲諷的無奈。

        明清時代，地方官府既要完成鐵定的向中央交納賦稅的任務，又不容許挪用公款侵蝕國家財政，生出地方債務，正是“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人力財力不足，地方官府便利用舊式的“徭役”（人身依附）觀念，強制征派或讓無業者“志愿”充當編外人員，來協助應付操作過程中的細瑣碎活（有幾分像今日之編外干部、“城管”、“協管員”之類）。官府極微的補貼只能叫他們靠“灰色收入”夯實生計。官府又對這些人吃里扒外的行為極端不滿，不高興時就當作“邪惡分子”猛猛打黑，以示政府主持公道的威權。試問這樣自己打自己臉的架式，如何可能“除惡務盡”？有識之士總是感慨扶得東來西又倒，說不盡地郁悶。這樣的真情實況，不充分閱讀地方性史料，生在現代的我們怎么可能有真切的理解？！這是舊集權體制內政策微調往往會遇到的“死囚困境”。在我以為，這樣的研究已經有點用“新史料”說明新問題的意味，不簡單了。鐵球還不滿足，不清楚他究竟握有多少足夠的理由，可以把把歇家替官家做事的營生提升到某一社會學高度？在我看來，舊體制不動，官府政策的調整要達到影響“社會結構變遷”的高度，不知有多難！

講歷史故事的人，多一點深入淺出的“手藝”

        通讀全書列舉的史料，我的感覺，歇家總是只在官僚把他們當作“禁革”的對象，揭露賦役司法的弊政時才出現；民間也把他們從事的營生看作“不正當職業”，既離不開他們的參與，又百般地厭惡他們人格的卑劣。到雍正搞新政后，他們的勢力實際上已經式微。如此這般，歇家的出現能給明清社會（鴉片戰爭前）帶來什么新的希望？比較起鄉紳、工商會所甚至宗族同鄉會多少還能起點保護自身小團體利益的作用（但也得以搞好官府關系為前提），歇家除了協助官府、吃里扒外之外，他們往往仗著準官方的身份，欺凌敲剝工商小民，在民間力量與官府利益博奕方面，為工商小民做出過什么樣的貢獻？他們只能隨著官方管制手段的強化，政策的變動，不斷改變他們謀財的空間和行為方式，為自身利益“兢兢業業”。或許延伸開來觀察，也可以把歇家看作近代買辦、經紀人、貿易物流公司的“前世今生”，但畢竟是近代社會經濟大變動在前，而后才有這等“中介人”身份的“轉世投胎”，乘時而起。

位于山東聊城的清代山陜會館

        古代歷史上的中國，史料繁多，至今仍可不斷開掘。豐富的“作料”，經史家調制烹煮，可以端出一碟碟菜肴，顯一手好本領。假如只限定于小圈子內，自娛自樂，互評互比，搞得專深繁復些，或許更沾便宜。若是想擴大閱讀面，供人品賞，事過境遷之后，如何讓現代的人進入那種歷史情境，讓一般讀者可以有回味咀嚼的勁兒，倒是很需要史家講究義理，多一點深入淺出的“手藝”。

        就說手頭這本書，關聯最多的是明清時代錢糧賦役征收那些煩人的事兒。官府針對著以農田人丁為目標的“農業稅”（國家財政大頭），既把握不準人口田畝數據，又掌控不了非常煩瑣的操作全過程，只得步步設防堵漏，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努力提高財賦完成的指數（類似今之GDP，攸關縣級長官黜升的命運），到頭來反給小民百姓添不少麻煩。二百多年里，真不知鬧過多少種“均賦均役”改革，東改西改，改過去，改過來，師弟侯鵬至今還在使勁啃這塊硬骨頭。

        然而，結局卻令歷史當事人感慨萬千：“法之弊，遂相為救，而漸調于平者，率漸觭于重。數十年來有一厘改，定有一增派，征斂之日繁，亦時勢所必趨也。”（天啟《海鹽縣圖經》主纂胡震亨語）請注意，這話說得要比“黃宗羲定律”來得早，方志里提供的情節非常細致入微。“歇家”之類就是憑借著這個利益交叉紊亂的財賦舞臺，從官方政策衍生出的“法外利益”里，狡猾謀生掏寶，做起“土豪”暴富夢；即使官方最后下決心禁革掉歇家，又會有類似歇家這樣的“邪惡勢力”出現。猶如明清革糧長圖甲包攬后，則有歇家劣紳包攬；革歇家把持糧冊后，又有縣書、圖書把持，直到民國，縣級政府仍感可惡難辦（詳見無錫縣民國田賦改革調查報告）。試問，我們什么時候就缺了這種“空手套白狼”，玩弄小智小伎，游刃于官民利益糾結的風口浪尖，像蒼蠅蚊子嗡嗡飛竄于各類空間，敲剝民眾、吸血斂財的人物？究其根本原因，官家管“眾人之事”，執行者也是“眾人”中一員；官家頤指氣使，常想一手遮天，卻網多縫隙，五指按不住跳蚤。

        于是，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的糾葛，人與人之間的利益較勁，官家制度與政策的隙漏，個人對政策隙漏的利用等等，戲中有戲，盡是“三岔口”式的暗中打斗。“國家與個人”、“公與私”、“實利與道德”的大話題，在歷史上的展開，在無數故事里，訴說的卻是極普通的生活常識：人啊人，知人知面難知心，“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面對人性的多求善變，利益的永難滿足，“水至清則無魚”，以權謀財、仗勢壓人、暴強凌弱的現象實難根絕，如何調處得當一些，公正一點，永遠是一個考驗所有政權智商的特大難題。若看得明白一些，就能感受穿透什么傳統、現代，什么主義、信仰，拗口難懂的各類“社會科學”概念之爭，背后都隱藏著一些可以共享的日常知識，普通道理。講歷史故事的人，為什么不把讀這些史料所得的體驗連同故事一起說出來呢？說出來，至少可以激發起讀者從自身生活感受到的困惑里引出聯想，發覺不必徒尋煩惱，原來古今中西都存在著共同的人生宿命，我們都被現實中許多不悅煎熬，卻必須在現實生活中反復閱讀社會，如同從歷史中體驗到的那樣。

        

        （本文系王家范先生為《明清歇家研究》撰寫的書序，同時發表于《探索與爭鳴》2015年第4期，題為《體制之痛：明清地方治理的頑疾》。《明清歇家研究》，胡鐵球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3月。澎湃新聞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