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穆時英小說處女作《交流》由上海芳草書店出版。按小說末尾所標明的完成時間“二十三日，五月，一九二九年”推算，應是穆時英高中一年級行將結(jié)束、但未進入光華大學修讀大學階段課程時期寫就；而其完成地點又署“于懷施堂”。那么，“懷施堂”這個地點是實有所指，還是作者為自己的書房、寓所所取的齋名、雅號？一個新文學家、文學青年，緣何要署以如此這般古色古香的名字？其又有何寓意？這首先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交流》初版本

檢核近現(xiàn)代歷史文獻資料可知，上海圣約翰大學即曾有一建筑物，名“懷施堂”。其落成于1894年，建筑面積五千零六十一平方米，整體為二層磚木結(jié)構(gòu)。設計方為通和洋行（Atkinson & Dallas Architects and Civil Engineers Ltd.），也是1904年美國圣路易斯世界貿(mào)易博覽會中國館的設計者，其在西方建筑美學的基礎上，參考中國古典建筑風格，規(guī)劃出一尖頂、檐角上翹之鐘樓，與兩旁之大屋頂、外墻帶有拱廊之建筑連接，直構(gòu)成一四合院，為該校標志性建筑。校長卜舫濟（Pott. F. L. Hawks 1864-1947）謂其“外觀略帶華式”，實際上也是中國大學校園里最早出現(xiàn)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因其美觀，引起各教會學校的模仿。落成后，校方為紀念該校創(chuàng)始人、美國圣公會上海主教施約瑟（Schereschewsky，一譯“施勒楚斯基”），將其命名為“懷施堂”（Schereschewsky Hall），1951年后改名“韜奮樓”。

但“懷施堂”這一建筑的功能何在？大多數(shù)論者咸稱其為教學樓，亦有說其是宿舍樓者，又有說其落成之初，樓下設課堂、食堂和圖書館，樓上則為學生宿舍，至于以后是否有變，則未見諸記載。研究圣約翰大學校史者亦語焉不詳，姑存疑以俟諸來者。

圣約翰大學懷施堂

令人好奇的是，當時連高中一年級學程都尚未結(jié)束的穆時英，是如何跑到圣約翰大學的懷施堂里，開始自己的小說寫作？筆者在《穆時英教育背景考——以華東師范大學檔案館所藏資料為中心》（《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4期）中曾征引《新命月刊》第2卷第7、8期合刊（1940年12月20日出版）所載署名“重綠”的《一年來的中國文藝運動》，以為旁證：

當他（王按：即穆時英）十八歲時，便脫離家庭，只身漂流各處，有三四年的時期，沒有受到家庭的接濟，這時他已開始對文藝有特殊的愛好，在中學時期，即致力于創(chuàng)作，以稿酬所入作為學膳之費。因為他資質(zhì)聰慧逾人，所以他的欲望也與時俱增，在光華高中時，他便起了躐等的念頭，準備投考圣約翰大學，埋頭勤習英語，他英語的深湛的修養(yǎng)也許就在此時打定基礎，在圣約翰大學沒有多久，又回到光華，一直到畢業(yè)。

“重綠”即朱重祿，乃是穆氏友人，可能相對較為熟悉這段經(jīng)歷。而按照穆時英胞妹穆麗娟的說法，她們家里給穆時英和她的另一位哥哥穆時彥，很早就請了專門的英文教師；為了給他們哥兒倆時常補習英語，這位女教師還帶了自己的保姆來，常年住在穆家。打小兒時的補習，修能學社以及光華初中、高中的學習，可能讓穆時英的英文水平，遠遠超出了一般同學，加之已經(jīng)嶄露的文學才華，都刺激著穆時英去大膽跳級、投考約翰，孰料他一考即中，遂于1929年春季正式注冊入學。而這一點，在華東師范大學檔案館所藏穆時英學籍檔案中，也有明確的記載。

在圣約翰這一學期即將結(jié)束的時候，穆時英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交流》。這部小說取材于北伐戰(zhàn)爭，聚焦革命與愛情與之沖突，揭示了新時代青年努力反抗自己的命運、爾后卻迎來死亡的結(jié)局這一悲劇主題。全書以主人公項氏與陸霞玉的愛情為主線，又插入項氏從軍、凱旋后目睹陸霞玉的婚禮遭受強烈刺激，一怒之下先殺掉媒人謝老兒以泄憤，然后自殺，同情兩人愛情的陸霞玉的親哥哥劍君，也在當場開槍殺死了陸霞玉等橋段。最后，“這一對可憐的情人”“在縱聲的大哭中顯現(xiàn)了勝利的微笑，漸漸的斷了氣。”“在一片號哭聲中，命運之聲露著牙齒獰然地笑了！”翌年5月，該書由作者自費出版、上海芳草書店印行，首印兩千冊。

此雖非穆氏上乘之作，但即便是關于其文本形態(tài)、形成及出版過程的考察，尤其全稿完成一年后付梓，就有一番曲折可表。據(jù)報道，小說寫竟后，穆時英曾與北新書局、光華書局等等上海灘有數(shù)的“新文學”出版商聯(lián)系，不幸皆遭退稿，幾經(jīng)周折，方在黃中主持的一家小店——芳草書店——出版。芳草書店位于上海四馬路棋盤街西，店面雖小，但也出版過章克標的《一個人的結(jié)婚》、陳白塵的《罪惡的花》、滕固的《睡蓮》等數(shù)十種文學作品。數(shù)年后，這家書店關門大吉，《交流》的“命運也就結(jié)束了”。如果不是吳福輝在研究海派文學時無意間發(fā)現(xiàn)此書，我們對穆時英早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的面貌之了解，也就非常有限了。嚴家炎進而指出：

當時穆時英只有十七歲，完全沒有什么名聲，別人無須利用他的名字來推銷假貨賺錢。小說情節(jié)建立在憑空編故事的基礎上，破綻頗多，技巧相當幼稚，但語言中詩的質(zhì)素和回旋復沓的調(diào)子，證明它確屬穆時英的手筆。（嚴家炎：《穆時英長篇小說追蹤記》，嚴家炎、李今編：《穆時英全集》第3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8年）

這一評論肯定了吳福輝對《交流》作者為穆時英的判斷，但對該小說的評論，卻是非/反文學史性質(zhì)的，似與其主題之文學史性質(zhì)研究不能一致，而且，也疏忽了對這些穆時英的早期文學文本中所隱現(xiàn)的古典文學淵源的考察。事實上，在《交流》寫作的同時，穆時英已經(jīng)在嘗試擺脫古典小說的敘事成規(guī)，寫作更切合時事的作品。例如，其同一時間創(chuàng)作的短篇小說《獄嘯》，雖然書寫一群在監(jiān)獄中暴動的民眾的悲壯經(jīng)歷，但作為《南北極》的先聲，和《南北極》一集一樣，不再是“新瓶裝舊酒”，而顯示出穆時英在《交流》之外，進一步創(chuàng)造性地轉(zhuǎn)化古典小說傳統(tǒng)時所做出的各種努力，應予一定的注意。

更有趣的是，在圣約翰的第一學期結(jié)束之后，亦即1929年秋，穆時英又在光華大學任誠訓育主任的推薦下，轉(zhuǎn)回光華大學，成為文學院特別生，直至畢業(yè)。相較之下，穆氏一生對光華大學充滿深情，屢屢撰文道及此間師友與求學生活，而對只讀了一個學期的圣約翰大學卻似乎只字未提，以至于直至最近我們才能考證出這一經(jīng)歷，不過，如上所述，小說《交流》所署作地“懷施堂”一語，仍向我們提示了可能的研究線索，只是之前的研究偏多文學批評取向，且著眼于某些“宏大”或所謂“重要”之問題，而無暇顧及此點。

懷施堂南立面

不過，《交流》畢竟只是穆氏的處女作，今天我們重讀，有時很難想象與為穆氏贏得大名的《南北極》小說集和“新感覺派”時期創(chuàng)作竟出一人之手。而“懷施堂”，除了紀實，指出《交流》的寫成地點乃是在圣約翰大學懷施堂中，或許還提醒我們注意當時該校的西洋文學、新文學氣氛所給予穆時英早期創(chuàng)作的影響，但遺憾的是，這一方面并無堅強的論據(jù)，在此只能存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