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語所購入內閣大庫之初，傅斯年一次因檔案整理“沒有什么重要的發現”而稍表失望，李濟問道：“什么叫作重要的發現？難道說先生希望在這批檔案內找出滿清沒有入關的證據嗎？”傅聞之大笑，從此不提此事。傅斯年去世后，李濟回憶起這段談話，仍有所感：“那時在史言所工作的同仁，大家有一默契：一致同意史料的價值完全在它本身的可靠性；可靠的程度愈高，價值愈高。就這一標準判斷史言所刊行的四十本《明清史料》，沒有疑問的都占最高的地位。”（李濟：《傅孟真先生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所長紀念特刊》16頁）

檔案整理

如何整理內閣大庫檔案

        1929年5月，歷史語言研究所由廣州北遷北平。不久，史語所成立由陳寅恪、朱希祖、陳垣、傅斯年、徐中舒組成的明清史料編刊會，五人皆為史語所研究員，其中朱希祖（北大）、陳垣（輔仁）均系兼任研究員，較少參與，陳寅恪是檔案購買的直接促成者與執行者，但亦由清華兼任，不能常至所內，故檔案整理實際是由徐中舒負責。至8、9月，徐中舒陸續將李盛鐸存貯天津的檔案調運北平，存貯于午門樓上。

        具體負責整理的是新近招募入所的書記員與工人，傅斯年恐其不能認真整理，與蔡元培、徐中舒商酌制定了《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組第二工作室規則》十二則，將整理人員分為六股，每股由書記員會同工人兩名工作，每日工作八小時、固定休息四十分鐘，凡工作時間即閉鎖大門，禁止出入，室內亦禁止交談。檔案整理大致可分為七步，費時最多的是去灰與鋪平。

        史語所購入此批檔案時，其保存狀況不容樂觀。紙店自歷史博物館買到檔案后，將原裝麻袋悉數除去，而改用蘆席包扎成捆，檔案受潮嚴重，漬水嚴重者甚至全成濕爛紙團。加之貯存日久，積灰嚴重，故整理者必須配備手杖、口罩、風鏡等工具，據始終參與其事的李光濤回憶，“我們乃是整天的八小時都在字紙堆里爬進爬出，一片片的字紙都要展開細看”，每逢拆封傾倒檔案，塵土騰起，室內云霧繚繞；初步整理結束之后，掃出的灰土即裝滿一百二十余袋堆在端門門洞，約有一萬二千斤之多。（李光濤：《記內閣大庫殘余檔案》，《明清檔案》第1冊139頁）

        待外觀清理干凈后，隨即進行分類，這是最重要的步驟。首先按檔案性質與外觀，大致分為題本、揭帖、移會、謄黃、各項簿冊等項；題本、移會內將事關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者單獨檢出，其余則與揭帖按時間先后分為明檔、清初舊檔等七類。初步分類后，分別捆扎收貯，重要者則抄錄副本以備排印。

李光濤

        最令徐中舒等躊躇的是數量巨大的檔案殘片，約占總數的三分之一，李光濤曾嘗試綴合了若干題行稿與謄黃，有連綴數十片而成者，但如悉數綴合則無此財力，又不可隨意丟棄，只能暫時裝袋封存，留待日后緩為整理。（參看徐中舒：《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檔案的分析》）第一階段的整理至1930年9月完成，前后僅僅一年，其成果則是《明清史料》首批十冊的印行。

        因尚有十之一二的檔案未能分類編年，1932年史語所又開始進行第二階段整理。至年底，整理上架的七萬余斤檔案已編訂簡明目錄，可按年索求。        

平津危急，檔案文獻是否南遷

        可惜好景不長，1933年熱河陷落，平津局勢緊張。3月25日，史語所除第一組外悉數遷往南京，留下徐中舒在北平負責，督責已升任助理員的李光濤與書記尹煥章、方甦等照舊進行檔案整理，同時將檔案由午門城樓移至北海靜心齋、蠶壇。

        對于此部分人員與文獻是否南遷，徐中舒與傅斯年很快產生了分歧。傅斯年深恐檔案毀于戰火，故建議徐中舒預備南遷事宜，他對李濟表示，“此一批史料所系不少，若竟失之，弟何顏對院？……國事至此，吾等書生性命真不值一文錢，但愿任內無大過失則死可瞑目矣。”（《傅斯年遺札》第1冊515頁）另方面，傅斯年又不肯放棄史語所在北平力爭而來的辦公場所，恐南遷后為人所占，故又告誡徐中舒務必將房屋妥善托人照管。但徐中舒卻不肯停頓檔案整理工作，堅決反對南遷。

徐中舒

        1933年4月初，徐向傅斯年連發數信告急，傅由南京連夜北上，行前不禁向李濟抱怨：“中舒先生恃才任氣，絕不校量輕重，瞻顧前后。”傅斯年至北平后，徐中舒論調大變，主張檔案悉數南遷。倉促之間籌得木箱，運往上海，但麻煩接踵而至，先是木箱漏水，暫時緩運；而史語所在上海的辦公地小萬柳堂地狹潮濕，不利于檔案保存，傅斯年又四處借屋。待安置妥帖，而塘沽協定簽署，華北局勢稍安，至1933年10月，傅斯年又決定將南遷檔案全部運回。

        此間往返周折半年有余，是時中研院財政瀕臨崩潰，院內諸所對史語所“大搬家”之舉頗有怨言，“或不免疑又是無頭緒之局面”（《遺札》第1冊573頁），以致身在北平養病的傅斯年不得不敦請李濟坐鎮南京緩和局面。遷回北平后，檔案整理工作于1934年春短暫恢復，1935年成立了新的明清史料編刊會，由陳寅恪、傅斯年、徐中舒組成，李光濤任提調，刊行《明清史料》乙編、丙編各十冊。1936年，李光濤與傅斯年一度產生矛盾，徑自辭職離去，檔案整理曾短暫陷入停頓。1937年，北平淪陷，內閣大庫檔案一遷長沙、二遷昆明、三遷李莊，戰后回歸南京，1949年又隨中研院遷往臺灣，直到1951年方全部開箱，重新進行登記整理。

工人正在將內閣大庫未經整理的檔案搬出，準備裝箱。       

重新發現“斷爛朝報”的史料價值

        王國維形容當時之世為“發現時代”，甲骨文、簡牘、敦煌文獻、內閣大庫檔案與胡語文獻的發現堪與孔壁書、汲冢書并稱，而數量上又遠過之。一方面，這固然是作為物質的史料本身的發現；另方面，這又是“史料”價值與意義的發現，是史料范圍的擴大。易言之，一些此前從未被視作“史料”的文本或器物被史家賦予“史料”的意義，從而成為歷史的證據。內閣大庫檔案即經歷了一場“意義再發現”的過程。

        清朝建立了一套繁復的檔案保存制度，其初衷是為留存過往行政過程中的“成案”、“舊例”，作為參考、核查甚至追究的依據，防止舞弊欺隱。纂修國史、政書時雖然亦會參考檔案，但與近代歷史編纂學意義上的保存與編輯史料完全不同。因此，對于先朝舊檔，特別是年代久遠、已無行政參考價值的檔案，毀棄亦無不可。光緒二十五年（1899），內閣大庫墻塌漏雨，凡被雨淋之檔案，僅保留光緒元年以后者“用備將來查考”，其余悉數焚化，“以免堆積”（羅福頤：《清內閣大庫明清舊檔之歷史及其整理》，《嶺南學報》9卷1期）。至1909年，內閣大庫檔案重新引起士大夫的關注，起因并非其史料價值，而是其中夾雜的宋元殘本。

        事實上，在此后相當一段時間內，公私藏家的興趣皆在從“斷爛朝報”之中檢得一二宋元舊槧，這可以說仍是清代學術之余緒，在當時頗被新派學者指摘為“古董式之學術”。1917年，歷史博物館將內閣大庫檔案移置端門，由旗人彥德主持進行著被鄧之誠譏為“可笑”的草率整理，而時任教育總長傅增湘、次長袁希濤、參事蔣維喬等人聽聞傳言，云檔案中有所謂“海內孤本”，遂派部員數十人大舉清理，工人如檢獲書冊，則賞給銅元四十大枚。檢出的善本書頁，傅增湘等皆索去過目，其中自然有一部分流入私藏。后來李盛鐸自羅振玉處收購此批檔案，亦是抱有同樣目的，陳寅恪與李盛鐸接洽時，李盛鐸仍對其中可能遺留的善本念茲在茲，陳則頗不以為意：“我輩重在檔案中之史料，與彼輩異趣，我以為寶，彼以為無用之物也。”（《陳寅恪集?書信集》26頁）

羅振玉

        最早意識到大庫舊檔史料價值的是羅振玉，其在1909年力排眾議，方使檔案免遭焚毀之厄。1922年，羅振玉與金梁合力購回檔案，發愿整理，“十夫之力，約十年當可竟”。羅氏的預期過于樂觀，兩年后，他已自嘆力不從心，檢校二十一種大庫檔案，加上從盛京崇謨閣抄出的一種，匯印為《史料叢刊初編》，隨后匆匆轉賣與李盛鐸。這一時期與羅振玉合作的金梁、沈曾植、王國維，大抵自認為清遺民，故其保存史料之初衷與聚集在史語所、北大等學術機構的新派學者并不相同。王國維曾作《庫書樓記》評論道：

        余謂此書瀕毀者再，而參事（羅振玉）再存之，其事不可謂不偶然，固非參事能存之也，國朝祖宗圣德神功之懿、典章制度聲名文物之盛、先正訏謨遠猷之富，與夫元明以來史事之至頤至隱，固萬萬無亡理，天特假手于參事以存之耳。（《史料叢刊初編》卷首）

        概言之，其目的在于表彰、追懷盛清功業，而非現代意義上的史學研究，在某種程度上，這仍未脫出傳統士大夫“掌故學”的范疇。值得一提的是，故宮博物院成立之初進行的檔案整理，仍或多或少遵循此種路徑。1928年起陸續刊出的《掌故叢編》，雖然輯印了大量史料，但直接促成故宮編印此書的，竟然是在南三所發現的貼有“奉上諭，非圣御前不得開看，違者即行正法”之簽的一箱“宮中秘件”（《許寶蘅日記》第2冊1216頁），編者之初衷仍在“備掌故”，傅增湘序文中特別強調編刊檔案是為了“登之掌故，既補官書之罅漏，藉杜委巷之卮言”，沈應奎為許寶蘅代作的題辭中更是強調為《池北偶談》、《先正事略》、《耆獻類徵》一類掌故書補其闕失，以“廣軼聞”。        

新派學者的史學眼光：形成以檔案治史的新范式

        新派學者的擴大史料范圍的路徑則與此截然不同。傅斯年曾有留學德國的經歷，根據王汎森教授的研究，傅在柏林期間，德國正持續進行檔案文獻的出版。1924年稍后，傅的興趣轉向德國史學傳統，至少間接受到了蘭克學派的影響。陳寅恪的軌跡或大抵相同。或許是受到師友影響，顧頡剛1927年為中大圖書館購書計劃中，亦將“檔案”列為其中之一。1928年傅斯年發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明確揭橥凡能研究直接材料、能擴張其研究的材料的，即為進步，否則為退步。同年9月，傅斯年在致信蔡元培勸購內閣大庫檔案時，更指出其價值所在：

        蓋明清歷史，私家記載究竟見聞有限，官書則歷朝改換，全靠不住，政治實情，全在此檔案中也。且明末清初，言多忌諱，官書不信，私人揣測失實，而神、光諸宗時代，御虜諸政，《明史》均闕。此后《明史》改修、《清史》編纂，此為第一種有價值之材料。（《傅斯年遺札》第1冊148頁）

        從中可以確然看出史語所與傅增湘、李盛鐸乃至早期故宮掌故部在看待史料上眼光的不同。不過，在1920年代，這種觀念仍僅集中于少數觀念趨新的學者群體中，而真正推向整個清史學界乃至歷史學界則有待于《明清史料》的刊行。

        1930年，史語所出版了《明清史料》（全稱“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刊明清內閣大庫殘余檔案”）首批十冊，蔡元培為撰序文，從史料學的角度強調了兩組概念比對：其一是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蔡批評“以前的修史者之濫用間接的材料，而忽略直接的材料”，并希望內閣大庫檔案的整理可以“開些以后注重直接史料的風氣”；其二是官方文籍與私人撰述，二者各有短長，因而須參酌互證。1935年起，史語所又陸續刊行了二十冊，命名為《明清史料》乙編、丙編，而首批十冊遂習稱為甲編。

        《明清史料》所刊檔案不拘體例、內容，在整理過程中檢得“以為值得流通于世”者，即抄錄排印，曾收入官書的檔案亦得收入，以便與官書對勘。所有檔案皆原文照錄，不加考證，即使在排列次序上亦無一定成規。傅斯年在《旨趣》中申說的“我們反對疏通，我們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由《明清史料》的編刊而得以實踐。

        在1930年前后，故宮掌故部重組為文獻館，開始系統整理宮中檔與軍機處檔案，陸續刊行了《文獻叢編》36輯，公布了大量檔案，不過其采取專題選編的方式，稍異于史語所的“不加疏通”。這一時期的檔案刊布直接刺激了清史學界對檔案的關注。孟森利用內閣大庫舊檔，陸續寫成《洪承疇章奏文冊彙輯跋》、《清世祖董鄂妃生死特殊典禮》、《關于劉愛塔事跡之研究》等討論清初政治的文章。與之同時，鄭天挺則根據清初題本考察了多爾袞攝政的名號問題。李光濤以近水樓臺之便，1940年代在《史語所集刊》先后發表一系列文章，考訂清入關前后史事，李氏尤其自負者，是其根據順治元年初的殘檔以發多爾袞交通李自成共圖天下之隱情。此外，如蔣廷黻的外交史研究、湯象龍的捐納制度研究，都基于細致的檔案爬梳，成為本領域內的典范之作。史語所也制定了清史長編的纂修計劃，擬將檔案按日附綴于《實錄》之后，以資比勘，編為清初四朝史料長編與紀事本末。

        1935年，故宮博物院為慶祝創院十周年，邀請了孟森、蔣廷黻、姚從吾講演，三位皆圍繞檔案文獻與歷史研究而展開。孟森談到史料間的層級關系，強調塘報、錄供等等“最初未經文人之筆所點竄者”對編史的價值；而姚從吾則認為現代歷史學需由“原史料”中找證據，而書寫的“原史料”，最重要的就是檔案，史家利用檔案，才可以認識事實、報告事實。

        此時距八千麻袋事件僅僅過去十四年，而風氣之轉移已如此，檔案文獻的史料價值逐漸得到確認與闡揚。傅斯年曾言“歷史語言之研究，第一步工作應搜集材料，而第一等之原料為重要，將來有所發表，即無大發明亦不致鬧笑話。因此種原料他人所未見，我能整理發表，即是對于學術界之貢獻，決不致貽誤他人”（李光濤：《明清檔案》，《傅所長紀念特刊》25頁），史語所收購、整理、刊布、研究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的努力，可以說不僅在1920至1930年代為清史學界開創了以檔案治史的新范式，且其提供的“原料”仍在滋養后來的清史研究，至今而未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