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第6期的《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刊出特稿《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與司馬光的重構》，作者是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辛德勇。他在這篇長文中指出，漢武帝晚年的治國路線并沒有從窮兵黷武轉變為“守文”，之前學者之所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在于他們采信了《資治通鑒》中所錄的“漢武故事”之記載，而事實上，“漢武故事”荒誕不經、不足為據，司馬光對此也有認識。那么，為何司馬光還要在《資治通鑒》中采錄此說呢？辛教授進一步論證以為，這是司馬光出于資以鑒戒的需要而做出的選擇，也就是說，這不過是司馬光構建出的“漢武帝”。后來，這篇文章又被《新華文摘》轉載，頗受關注。

        歷史是如何被構建出來的？這是辛教授一直關注的一個問題，他表示已有計劃著書，通過幾個個案研究探討此問題，原本《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與司馬光的重構》就是未來新著的其中一章。在他看來，這個故事“非常富有吸引力”，涉及的正是一個多重組合的歷史構建，是極具典型性的研究案例，所以他不想錯過。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就相關問題采訪辛德勇教授。

        

        澎湃新聞：一直以來，我們認為漢武帝晚年有個政治取向的轉變，即由武轉文。您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意見，簡單說說您的主要依據。

        辛德勇：首先，請允許我對您的提法，稍加說明。

        這個觀點，在中國晚近以來的新式歷史學研究者中，主要是由田余慶先生在《論輪臺詔》這篇文章中加以系統論證并產生廣泛影響的。在此之前，一些比較重要的通論性著述，譬如，呂思勉先生的《秦漢史》——我認為迄今為止，這仍是國內水平最高的秦漢史論著——在這部書中，對漢武帝總體的治國路線，就沒有這樣的認識。再如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也是如此。所以，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并不能說是中國學術界高度一致的共識，而且也不能說田余慶先生提出這一觀點之后，“一直以來”大家都贊同此說。實際情況是，自從田余慶先生的論述發表之后，就一直不間斷地有人撰文提出不同的看法，而且很多文章，講得都很有道理。只是人微言輕，又沒有像我這樣把文章寫得足夠長，長到像怪獸一樣，從而吸引來大家驚詫的目光。

        要是放開眼界，從世界范圍來看，對這一問題的認識，顯然更為不同。譬如，在日本學術界，雖然其老一輩學者市村瓚次郎先生，早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就提出了與田余慶先生后來的主張基本相同的看法，但在此之后一些比較著名的歷史學者，如宮崎市定、日比野丈夫、西嶋定生各位先生，卻都擯棄此說，未予采信。在西方，像比較通行的《劍橋中國史》，對漢武帝一朝的政治，也絲毫沒有這樣的認識。

        

        我撰寫文章，對以市村瓚次郎、田余慶兩位先生為代表的這一派觀點，提出不同的認識，最為關鍵的依據，有兩點。

        一是漢武帝臨終前精心安排的托孤諸臣，不管是霍光，還是桑弘羊、上官桀、車千秋這些人，后來實際上都是在繼續執行漢武帝一以貫之的施政方針，看不出市村瓚次郎和田余慶等人所說的路線轉變。

        二是漢武帝去世之后在昭帝始元六年召開的著名的鹽鐵會議。

        這次鹽鐵會議，本來是霍光出于權力斗爭的需要，企圖借助儒生對漢武帝的攻擊，來向堅定執行漢武帝既定方針的田千秋、桑弘羊等人發難，而桑弘羊在鹽鐵會議的辯論過程中，著意強調“君薨，臣不變君之政”，不宜“害先帝之功而妨圣主之德”，也清楚表明當時執行的正是漢武帝即位以來一以貫之的施政路線。正因為如此，來自全國各地的賢良、文學，才會接二連三地猛烈抨擊武帝即位以來勞擾天下、苛虐子民的內外國政，在御史大夫桑弘羊和那些文學賢良的話語里，一點兒也看不到漢武帝在晚年有過大幅度調整其政治取向使之由“尚功”轉而“守文”的跡象。

        假如漢武帝晚年，確實像市村瓚次郎和田余慶等人所說的那樣，改弦更張，采取了另外一條截然不同的治國理民的路線，那么，請問，這些賢良、文學還那么起勁兒地攻擊什么？豈不是無的放矢？桑弘羊也簡單地說一句“先帝業已罪己悔過”，不就堵住所有人的無端挑釁了么？

        看過《鹽鐵論》中雙方的論辯之后，再仔細審讀《史記》、《漢書》其他相關的記載，對于我來說，就不能不得出新的認識。   

        澎湃新聞：您認為，“輪臺詔”只是一種調整對外作戰策略的權宜之計，而非漢廷從根本上轉變政治路線。為什么這么說？

        辛德勇：得出這一認識，首先是基于對所謂“輪臺詔”的認真閱讀。只要沒有先入為主的成見，逐字逐句地通讀這篇詔書，任何人都不難看到，漢武帝在“輪臺詔”中實際悔恨的“既往”業已發生的對外征伐，只是前此一年征和三年貳師將軍李廣利等率軍西征的事情，并沒有涉及其他窮兵黷武的行為。

        事實上，這次遠征，朝廷是派遣李廣利、莽通和御史大夫商丘成三支軍隊，同時發兵，而漢武帝在輪臺詔書中僅道及對莽通與貳師將軍李廣利所統領兵馬的檢討，對一路順利進兵，“至浚稽山與虜戰，多斬首”、“殺傷虜甚重”的商丘成這支遠征軍，卻只字未提。

        所以，所謂“輪臺詔”，絕不是漢武帝對其“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的追悔，只是總結李廣利和莽通這兩路兵馬軍兵敗的教訓，在審度雙方實力和武備狀況的對比之后，調整用兵的策略，姑且先整頓邊防，積聚財力，以伺機再戰，而不是從根本上轉變用兵于外的政治路線。

        另一方面，在這之前，我們也看到漢武帝采取過類似的具體軍事部署的收縮調整。例如，大約在元朔元年的時候，齊人主父偃和嚴安以及趙人徐樂，相繼上書，以秦之亡國為鏡鑒，勸諫漢武帝，外休兵戈，止征伐，罷轉輸；內緩刑罰，薄賦斂，省徭役。史稱“書奏，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于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為郎中”。緊接著在元朔三年的春天，漢武帝即“罷滄?？ぁ?，入秋后復“罷西南夷”。這看起來好像是漢武帝聽從主父偃等人的諫言，停罷了漢廷在東北、西南兩方新開邊地上興作的戍守等項事宜。然而，就在漢武帝召見主父偃等人的下一年，亦即元朔二年，衛青即率大軍出擊匈奴，“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元朔五年后更連年出兵不已，并相繼將河西、嶺南、閩越、朝鮮等地納入大漢版圖。

        考察漢武帝聽取主父偃、嚴安、徐樂諸人建議的緣由，不過如徐樂上書所云，乃鑒于當時“關東五谷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要是再毫無顧恤地興師動眾，恐怕民眾將“有不安其處者矣”。故漢武帝所為，顯然只是為防范內亂而做的一種策略性調整。又如，漢武帝在元狩三年，也曾“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但這是由于前此一年昆邪王殺休屠王降附漢朝，匈奴對當地邊防的壓力已經大大減輕。而漢廷緊接著在元狩四年就大規模遷徙關東貧民于西北邊地，衛青、霍去病也于同年率軍出塞，大舉北征，說明漢武帝依然奉行強力對外擴張的國策。

        斟酌《漢書》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出，班固只是將這道停罷輪臺屯田的詔書載錄于《漢書?西域傳》中，而在記述一朝大政的《漢書?武帝紀》里，對此卻未著一字。這向我們提示，《漢書》的作者班固本人，并沒有把所謂“輪臺詔”看作是漢武帝政治取向轉變的標志。特別是在《漢書?武帝紀》篇末的贊語里，班固還很委婉地評議說：“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這顯然是在指斥漢武帝暴虐子民的一生。在這種蓋棺論定的時候，仍然沒有一句話提到他在晚年對此行徑曾經有過罪己悔過的舉措。

        考慮到上面這些情況，再加上前面所說漢武帝去世前對托孤大臣的安排和鹽鐵會議的情況，以及其他種種具體措施，我才認為所謂“輪臺詔”只是一種權宜之變，而不是漢武帝對其治國路線做出了根本性的調整。關于這一點，我在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同事陳蘇鎮先生，在他所寫的《漢代政治與〈春秋〉學》這部書中，早就談到過同樣的看法，以為“細讀輪臺之詔，武帝興兵數十年，而詔中所‘悔’的只是征和三年之役”。       

        澎湃新聞：以往唐長孺、田余慶等先生作出論斷的主要史料依據是《通鑒》，而您認為《通鑒》中的相關記載不足為信，請您具體說說。

        辛德勇：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史料學問題。

        據田余慶先生自己講，《論輪臺詔》這篇文章甫一發表，就有人對其依據《資治通鑒》立論的做法表示質疑。為此，田余慶先生做了一些解釋，但在我看來，似乎并沒有多大說服力。

        我之所以會研究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問題，本來是因為在北京大學給研究生講目錄學課，在介紹編年體史書的時候，想盡可能清楚一些，講述《資治通鑒》各個部分的史料價值。當年我讀研究生的時候，在這一方面，是由黃永年先生給我啟蒙的。黃永年先生授課時，清楚告誡，研究秦漢史問題，絕不能引用《資治通鑒》作史料?，F在輪到我給學生講授這一問題，在準備轉述業師成說的時候，想到了田余慶先生《論輪臺詔》一文。由于這篇文章立論的基本依據，是《資治通鑒》，而且這一做法，還得到了一些學者特別的贊賞（例如臺灣的張元先生），所以，不得不花費很大精力，查閱相關記載，審視其是否合理。

        考察相關文獻和史事之后，我相信業師黃永年先生的見解確切無誤。在司馬光撰著《資治通鑒》的北宋中期，在《史記》、《漢書》這些基本史料之外，看不到其他記錄西漢政治史事的可信資料（個別社會生活瑣事除外）；甚至可以說，司馬光當時所能見到的可信史料，與我們今天已經相差無幾。因此，《通鑒》若是述說有《史記》、《漢書》和諸如《鹽鐵論》這樣的漢人著述所未見的重要史事，其史料出處，便大可懷疑。

        我一查考，果然不出所料，《通鑒》這些紀事，出自南朝劉宋時期王儉編纂的小說《漢武故事》，是完全不能信據的。

        

        澎湃新聞：《漢武故事》究竟如何不可信？

        辛德勇：這是一個更基本的史料學問題。

        關于《漢武故事》的內容，大家看我舉述的例證，如漢武帝與“死而有靈”的“神君”大行房中之術，又如王母娘娘在兩只青鳥夾侍下降臨長安城承華殿中，授予漢武帝仙桃，并與之徹夜深談，由此就可以知道，它絕不是一部記述歷史事實的著作。

        如果我們今天寫中華民國史，大家都知道不能采錄《金陵春夢》講述的鄭三發子的行事。司馬光在編寫西漢時期歷史的時候，卻直接截取《漢武故事》的文字，顯然比這還不靠譜兒。       

        澎湃新聞：您在研究中提到，司馬光對這一點也有認識，那么，司馬光為何還采用此說？

        辛德勇：您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我研究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問題，出發點是要解決目錄學授課過程中的史料價值問題，但寫文章論述相關問題，著眼點卻是司馬光如何構建歷史，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的真相，只是解析司馬光構建史事的一個典型事例而已。

        司馬光寫《資治通鑒》，有著強烈的用世目的，他是希望當政的君王大臣，都能夠借鑒歷史的經驗，更好地治理國家。治理國家最好的方式和途徑是什么，政治家們往往會有不同的想法。漢武帝對外窮兵黷武，對內橫征暴斂，這都是司馬光極力反對的，但漢武帝又是人們談論歷史以取資借鑒時十分引人注目的歷史人物，不容忽視。為此，司馬光頗費一番心機，把漢武帝塑造成合乎他要求的歷史形象?！妒酚洝?、《漢書》等可靠史料記載的漢武帝形象，既然不合他的期望，無奈之下，只好乞靈于故事小說。所以，司馬光采錄《漢武故事》，可以說實在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類似的做法，在《資治通鑒》中還有很多，譬如他采錄情色小說《趙飛燕外傳》，比使用《漢武故事》還要過分很多。也正因為這是司馬光撰著《資治通鑒》慣常使用的手法，我才把司馬光肆意構建史事作為論述的主題，來加以闡釋。        

        澎湃新聞：那么，漢朝以儒治國的轉變是發生在什么時候？

        辛德勇：我認為，這發生在宣、元之際，也就是在漢元帝的時候，才實現這種轉變，漢宣帝謂治理國家要“以霸王道雜之”，并且說這是“漢家制度”，正顯示出這是漢武帝以來的治國方針。作為這一方針的具體體現，我們可以看到，在宣帝實際執掌權位之前的霍光擅政時期，甚至連漢武帝在“輪臺詔”宣布停罷的屯田輪臺之事，也重被施行。

        準確地說，這并不是我個人提出的什么新想法，東漢人崔寔、宋人王應麟以及近人顧頡剛、錢穆，都從不同層面，談到過這一認識。譬如，宋人王應麟在總結昭、宣二帝時期漢朝的政治狀況時即講到：“昭帝幼，霍光秉政，……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由是俗吏上嚴酷以為能?！涞塾梅ㄖ睿艄庖蚨桓?，繩下益峻?！酆糜^《申子?君臣篇》，所用多文法吏，忠厚之澤斬焉。……以刑名繩下，以法律為《詩》《書》，帝之治體可見?！边@顯然不是什么“守文”的氣象。 

        澎湃新聞：您曾在微博中表示學界對此研究有不同意見，就此情況，您是否愿意談談？

        辛德勇：我在大學時讀理科的，本來就沒有受過正規的歷史學訓練，瞎蒙著自學的知識，很不正規，更很凌亂。以后讀研究生，自己入行的專業，又是中國歷史地理學，只學了那么一點點相地之術，完全蒙昧于世道人心。

        前面我已經談到，寫這篇文章，只是因為用黃永年先生傳授給我的一點兒目錄學知識在北大教書混飯，花傻勁備課，認死理琢磨，認識到一些自己過去不知道的《資治通鑒》的特點。因此，我很清楚，以自己的學術背景和資質，研究時代跨度這么大、涉及面這么廣、各方面關系如此錯綜交織的人的歷史問題，一定會有很多疏誤，當然很多人會有不同意見。

        但我的文章剛剛發表不久，大概很多相關人員還沒有看到，因此，現在還沒有看到有人正式發表學術論文進行討論。不過，《新華文摘》等一些重要文摘已有轉載，最近北京一家出版社也已經決定要作為專書來出版我這篇篇幅稍長的研究論文，假如一切順利的話，今年秋天，就有可能面世。這樣，可能會使相關學者能夠早一些注意到我的論述，也就會及時接受到人們的批評。

        就在傳統平面媒體上公開發表的言論而言，目前我只看到秦漢史學會會長王子今先生和日本著名秦漢史專家李開元先生在懷念田余慶先生的文章里，提到不同意我對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的看法。因為我的文章涉及很多方面的問題，他們具體怎樣看待我的論據和論證過程、論證方法，還不清楚。有人持不同見解，提出批評，或加以討論，我都非常歡迎，只是希望批評者能夠針對我的具體論據，一一做出說明，這樣才有利于澄清是非，辨明正誤。

        當然，討論學術問題，有一些時候，并不容易。去年我發表文章討論印刷術起源問題，文中談到胡適先生反對張秀民先生所持貞觀年間發明說，卻從不直接針對張秀民先生發難，這是因為在胡適先生看來，張秀民先生缺乏基本的史料學訓練，不可理喻。我另外見到一些人，在文章中曲折而明確地表述出我不具備資質與田余慶先生討論問題的意思。我能感覺到，在這些學者看來，他們似乎正在遭遇與胡適之先生同樣的困境，所以無法、也無需與我對話。有人對我的老師黃永年先生批評陳寅恪先生的學術觀點，也一直是這樣的心境。

        盡管溝通與理解，存在這么嚴重的、很可能是由于我個人原因而帶來的困惑與窘迫，但為了能夠更好地討論問題，我還是想利用您提供給我的這次機會，對我文章的結構和中心旨意稍做說明。這是因為拙文刊出前后，通過各種渠道得到的一些回應，顯示有很大一部分人似乎沒有很好地理解，我這篇文章論述的宗旨，是司馬光如何構建史事，而不是市村瓚次郎和田余慶先生等人如何看待漢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在這種情況下，也不大容易領會各個章節之間的邏輯關系。

        我文章的前四節，意在論述司馬光對漢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指出其所依據的史料《漢武故事》等存在嚴重問題，不足憑信。這一點，對受過相應史料學訓練的人來說，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但對另外一些人來說，卻會有不同的想法。對此，我無法再做更多的解釋和說明。惟一想提請讀者注意的是，我論證漢武帝晚年并沒有司馬光所期望的政治路線轉變，并非僅僅是由于《漢武故事》不可信據，前面已經談到，更重要的依據，是《漢書》和《鹽鐵論》等基本史籍的記載，與此都存在嚴重沖突。

        接下來的第五節《劉宋時期另一場“巫蠱之變”與王儉塑造的戾太子形像》，是在前四節已經論定司馬光系依據《漢武故事》來人為地構建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同時又采信余嘉錫先生的看法（同時我還對這一看法，做了切實的驗證），把《漢武故事》的作者定為南朝劉宋時期的王儉這一前提下，分析王儉在《漢武故事》中構建漢武帝與戾太子之間兩條路線斗爭之事的社會背景。這是司馬光大構建中套著的另一個小構建。我想以此來展示這一歷史構建的復雜性，而不是用它來證明《通鑒》相關記載的不可信性。像這樣一個多重組合的歷史構建，在歷史構建問題的研究中，典型性很強，而在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事記載當中，又實在很不容易遇到，非常富有吸引力，我不想輕易放過。于是，在這里花費較多篇幅，做了比較具體的解析。至于我的推測是否能夠取信于所有讀者，那是另一個問題，或者也可以說是“信不信由你”的事情。

        文章的第六節是回到西漢，探尋這一復雜歷史構建的實在原型，更不是用它來論證司馬光是否構建過漢武帝晚年的政治形象。這一點也不是用實證的方法所能夠獲取讀者認可的，信與不信，還是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