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8-24日，史上首次由亞非國家發起的會議在印尼萬隆舉行，史稱萬隆會議。六十年后，亞非國家領導人再次匯聚雅加達，共同紀念萬隆會議召開六十周年。六十年，一甲子，世界早已不是曾經的那個世界，中國也不再是過去的中國了。

        當年參加會議的二十九個國家，有些早已不復存在（如越南國），有些早已不是曾經的那個國家（如巴基斯坦被肢解成孟加拉和巴基斯坦，南北也門合并成一個國家），有些早已經發展成富國強國（如日本），有些還仍然處在國家秩序的重建之中（如伊拉克）。似乎，當年剛剛完成獨立任務的“難兄難弟們”，早已經分化成不同的“階級”了。

        然而，不論是2005年紀念萬隆會議五十周年的亞非峰會，還是2015年紀念六十周年的本次峰會，都有一百多個國家參加，場面極盡熱鬧。這是為什么？

        “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臺”。這是中國外交的總體布局。官方表述稱，“通過與發展中國家的全方位外交，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傳統友誼，才能夯實中國外交的基礎”。1984年，鄧小平在會見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時明確指出：“中國永遠屬于第三世界。中國現在屬于第三世界，將來發展富強起來，仍然屬于第三世界。中國永遠站在第三世界一邊。”

        六十年，繁花落盡，洗盡鉛華。不論是中國，還是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以情感與意識形態熱情為紐帶的“革命豪情”都逐漸消退。六十年，歷史也教會了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反帝、反殖的外交激情要依據現時的國家利益為基礎，不能以“意識形態熱情”為標準。這也就注定了，它們再也“擰不成一股繩”了。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第三世界”根本就算不上一個具有鮮明共同特征的國家集團，不論是政治、經濟還是外交，都已經日益多元化了。而我們迄今談及“發展中國家是基礎”，貌似仍在想著如何采取統一的發展中國家政策。

        “第三世界”涵蓋數量之眾雖超乎想象，卻分布在不同的地緣政治板塊當中。而每個地緣政治板塊都有它自己相對固定的重要“玩家”，它們才是塑造地區格局和規則的關鍵。大國是國際政治舞臺的主角，這是國際政治幾千年來的本質，違背這種基本常識行事就必然吃虧。南亞的印度、東南亞的印尼、中亞的哈薩克斯坦、北非的埃及、阿拉伯世界的沙特、西亞的伊朗……，它們是“第三世界”不同板塊的“主角”。更加重視它們在地區板塊中的影響，構建所謂“戰略支點”，應能取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外交上最大范圍地團結“第三世界”的同時，應該根據不同國家與中國利益的契合度，采取區別對待的外交政策。換言之，我們的眼里，應該沒有統一的“第三世界”存在，只有各個獨立的國家。

        同樣基于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整體想象，我們不乏“第三世界”普遍特征的宏觀研究，卻鮮有國別特殊性的把握。以前的“走出去”戰略，到現在的“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涉及的“第三世界”如此之多，卻缺乏對它們的實地研究。不論是越南、斯里蘭卡、泰國、墨西哥、委內瑞拉，似乎都遭遇了這樣的反思過程。所以，還是得乘著“智庫建設”的熱潮，從資金、制度上保障研究機構對亞、非、拉的長期實地、國別的研究，培養出一批真正的國別問題專家，而不是國際問題專家。

        最后，也許并非是最不重要的，中國的“治國理政”需要柔性介紹給“第三世界”。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經濟建設，以及更早時的國家建設（nation-building)，才使中國實現了飛躍式的發展。盡管它仍然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現時面臨的治理更加嚴峻。但是，它實現了基本的人權，實現了現代化，所以才使得“北京共識”、“中國道路”應運而生。相比于同時獨立的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中國更有理由堅持“三個自信”，它同時為現代國家的建設提供了有益的歷史借鑒，以致于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似乎都肯定了中國道路的價值。柔性推廣中國“治國理政”的經驗，不僅是增強我們內部“三個自信”的需要，也是提高中國國際地位、重塑世界政治理念和規則的需要。

        （作者系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副教授、南京大學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