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國民革命視為共產主義革命

1926年北伐戰爭爆發以來，北伐軍的節節勝利逐步引起了日本媒體的關注。特別是國民革命是民族主義革命還是蘇聯控制下的共產主義革命，這是日本媒體關注的焦點。1927年1月由著名思想家德富蘇峰創刊的《國民新聞》發表日僑、《上海日日新聞》創立者宮地貫道的文章《國民政府的真面目是什么：共產國民黨的內情》。該文直接將國民革命看作由“共產國民黨”領導的共產主義革命。宮地認為，國共合作時，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行為，致使共產黨作為秘密組織進入到國民黨內部，共產黨掌握了國民黨的核心部門。譚平山、李大釗、林祖涵（林伯渠）、毛澤東、惲代英等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央任職，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成立，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為最高顧問，對政治整體有極大發言權，其他俄國軍官被任命為參謀處長、海軍處長等重要職務。該文進一步認為此后國民黨內和政府內的“共產派勢力”（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迅速擴大。廖仲愷被暗殺以后，蔣介石部下“共產軍”逮捕反共產派將領梁鴻楷，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則被移送蘇聯。因而宮地認為“此事以來，國民黨中的反共產主義分子皆存疑懼之念，很多漸漸退出廣東。廣東完全落入共產派手中”。1926年國民黨二大中執委改選，譚平山再次出任組織部長，汪兆銘當選宣傳部長，“國民黨內勢力完全落入共產派手中”。

宮地貫道在《國民新聞》上撰寫的文章體現了一部分日本人對國民革命領導者及革命性質的認識。北伐開始后，日本政府及輿論界均對國民革命是否為蘇聯指導下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否可能在蘇聯的引導下演變為共產主義革命十分關注，擔憂大規模“赤化”運動影響日本在華利益。日本廣東總領事代理清水亨于1926年8月13日電告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指出北伐戰爭由蘇聯人直接策劃，俄國顧問隨軍出征。北伐軍極為重視政治宣傳，既是軍事北伐也是政治北伐，且后者尤為被蘇聯及國民政府看重。宮地貫道也在《國民新聞》中指出，北伐軍是“共產化”的軍隊，是仿效蘇聯紅軍制度打造的軍隊。其中黃埔軍校本身即實施共產主義教育，北伐軍軍、師、旅、團及以下各級在軍事長官之外另設黨代表一名，部隊行動無黨代表附屬則命令無效。宮地還認為，北伐軍黨代表一般由黃埔軍校出身的共產主義者出任。正因為如此，宮地在此文中直接將北伐軍稱為“共產軍”。此外，滿鐵理事東京支社長入江海平也在當月的《中外商業新報》（《日本經濟新聞》的前身）中指出，黃埔軍校采用蘇聯制度，國民政府組織、制度也一應依照蘇聯模式，對蘇聯影響下的“赤化”運動感到憂慮。

《中外商業新報》刊登的實業家發言

漢口事件以后

北伐軍攻克武昌后，國民革命高潮到來，1926年12月起武漢、九江工人發起了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的運動。1927年1月3日武漢人民為國民政府北遷和北伐勝利舉行慶祝大會，其中在漢口的活動遭到英國干涉，數百名革命群眾被英國巡警打死打傷。慘案發生后，中共領導的湖北省總工會立即聲討英帝國主義的暴行，30萬群眾參加反英示威大會并占領漢口英租界，國民政府遂乘勢接管。日本政府將這一事件認定為“蘇聯煽動所致”。日本首相若槻禮次郎當即表示針對“國民政府可能煽動群眾收回帝國的租界”的狀況采取“斷然措施”。《國民新聞》刊載的宮地貫道文章中也就“試圖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的國民政府”，與“試圖保護既得利益的日本”能將親善關系維持到幾時提出了疑問。1月20日起《中外商業新報》以“實業家所見的對華問題”為題連續刊載了十位日本企業家的發言。

受邀的日本企業家均不約而同地對漢口事件表示出了極高的關注。其中臺灣銀行行長，后來擔任過經團連副會長、日經連常務理事的森廣藏毫不客氣地指出“同情是同情，既得利益是既得利益”，認為由北伐軍蔓延開來的共產主義運動關乎日本的安危，不應該只視作對歐美帝國主義列強的威脅，不可隔岸觀火。滿鐵理事東京支社長入江海平則認為漢口、九江的事件是國民政府共產派（國民黨左派）領導的共產化運動，這一活動將顛覆在華日僑的私人權利和日本企業，破壞“東洋的和平”。因而日本政府須要采取“斷然措施”。東亞興業會社常務、東亞同文會創立者之一白巖龍平則認為當前的問題是北伐軍行動是否會波及到上海，其結果可能進一步波及日本在滿蒙的特殊利益。可見，隨著北伐軍的勢頭一步步向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利益的重鎮上海，日本政府與日本企業對國民革命的關注也空前提高。以漢口事件及其后在北伐軍攻占南京時發生的中國居民與英美帝國主義的沖突為契機，日本輿論也擺脫了旁觀者的態度，力主對國民革命實施干涉。特別是幣原喜重郎外相逐步接近國民黨右派，通過上海總領事矢田七太郎與蔣介石接觸，促使蔣介石逐漸倒向“清共”。

幣原喜重郎

對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的報道

北伐戰爭進入高潮階段以后，中國共產黨先后在上海領導了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并于1927年3月21日發動第三次武裝起義最終成功，成立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日本媒體對三次工人武裝起義作出了細致的觀察，展開了連篇累牘的報道。譬如在四一二政變以后《大阪每日新聞》刊登了大阪每日新聞上海支局長村田孜郎撰寫的對“共產革命”的回顧。村田認為北伐以來“在上海共產黨員期盼北伐軍來到上海創造一個自由的天地，恐怕就和年輕男女等待婚禮的心情很相似”。村田指出從第一次武裝起義到第三次起義，中國共產黨通過出色的群眾運動，在不足半年的時間里發展了8-10萬黨員加入國民黨，擴展速度令人驚訝。村田還觀察，在上海的共產黨員是以工人團體的活動發展起來的，到第二次武裝起義之時，國民黨在上海的核心機關大部分都是共產黨員。從第一次武裝起義到第三次，武裝起義和工人運動的規模一次比一次大，一次比一次有組織。最終第三次武裝起義取得成功，工人糾察隊一口氣繳獲了數千挺槍支和數挺機關槍，在第一線活躍的青年共產黨員羅亦農、汪壽華等，顯示出了意氣沖天的氣概，令村田本人也大為驚嘆。

在國民革命不斷高漲的背后，日本媒體也看到了革命即將分裂失敗的隱憂。1月宮地貫道就在《國民新聞》中就曾指出“國民黨之中有內心并非‘共產派’的蔣介石，蔣介石此前已經嘗試了一次政變（中山艦事件），將共產派從國民政府中驅逐”。日清汽船會社長森辯治郎在1月的《中外商業新報》中提出國民政府軍從存在左傾、右傾兩派，利害關系并非完全一致，其構成分子在不遠的將來一定會發生分裂。村田孜郎也在對三次工人武裝起義的回顧中提到，工人起義之間共產黨和國民黨的矛盾越發突出，直屬蔣介石的鈕永健（與汪壽華同為市臨時政府常委）為首領的右派，與以陳獨秀為首領的左派的分流，在第二次起義到第三次起義之間已浮出表面。

《大阪朝日新聞》關于陳獨秀被“殺害”的不實報道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之后

蔣介石發動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后，日本媒體亦進行了較大篇幅的報道。當時《大阪朝日新聞》連續通過“上海特電”報道了政變之際的實況。15日的《大阪朝日新聞》報道，閘北總工會、工人糾察隊被強制解除武裝后，4月13日下午1點數千名工人示威，示威隊伍決定分為三路請愿，第一路開向寶通路第26軍政治部，第二路向大通庵第26軍司令部行進，第三路向寶山路、鴻興路的第26軍第2師司令部行進。示威者隨后與26軍士兵發生沖突，工人死傷眾多，釀成“寶山路血案”。26軍嚴厲警戒，驅逐工人，湖州會館、商務印書館及俱樂部被26軍士兵封鎖。14日白崇禧命令蘇州駐軍解散蘇州總工會。《大阪朝日新聞》特別注意到了政變之后上海街頭的耐人尋味的反應：城市之中掛出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顯著減少。

日本媒體還報道了國民黨在政變后屠殺共產黨人的駭人事態。《大阪每日新聞》記述總工會執行委員長汪壽華乘車外出時被槍殺，20余名共產黨干部被逮捕殺害。《大阪朝日新聞》也報道汪壽華在閘北工人糾察隊武裝備解除之時被殺害。由于政變之際上海局勢混亂，各種來源不明的消息滿天飛，《大阪朝日新聞》也報道了不實的信息。14日的報道中甚至出現了“共產黨首領陳獨秀被殺”的消息。文中提到陳獨秀當時潛伏于俄羅斯駐上海領事館內，聽聞蘇聯駐北京大使館的事件后（4月6日張作霖搜查蘇聯駐北京大使館，李大釗被捕），撤離使館，遭刺客尾隨，在某租界內被殺害，刺客逃走。陳獨秀之死因為對共產黨影響巨大，故共產黨掩蓋了此消息。該文進一步說“并稱為南陳北李的中國共產主義指導者接連遭遇厄運”。而后還花了較大的篇幅介紹了陳獨秀的生平，稱其為當代數一數二的評論家、與李大釗同為中國共產黨理論指導者的第一人。另外，7月6日的《大阪朝日新聞》還報道了上海的共產黨機關遭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楊虎襲擊，多名共產黨員被捕，陳獨秀之子陳延年被殺害的消息。

從北伐戰爭開始到國民革命失敗，日本媒體持續關注著革命的動向，特別是關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的狀況，特別是擔憂“赤化”，唆使日本政府采取干涉措施，保護其在華利益，可以說也充分體現了其關注國民革命和北伐戰爭的動機所在。

（本文系上海師范大學“全球視野中的中共黨史研究”專項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經授權，澎湃新聞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