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3日上午，法國里昂第二大學柯蓉（Christine Cornet）教授在上海社科院歷史所會議室演講，題目是《1937—1945年上海法租界的戰時管理》。講座用法語進行，由法國里昂東亞學院、華東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劉喆現場翻譯。

        柯蓉曾服務于法國外交部，擔任法國駐華大使館文化專員，負責圖書出版和人文社科事務。她先后用法文出版了多種有關上海史的研究著作，如《中國的國家與現代化：江南造船廠，1865-1937》（Editions Arguments出版社，1996）、《上海法租界的圖像編年史，1840-1937》（éditions Scheibli出版社，2003）及《水上人家》（Bleu de Chine-Actes Sud出版社，2005）等。

        講座標題ppt上寫的是“1937-1945”，實際上所講的內容延伸到1946年以后。

        1937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在東亞地區“高歌猛進”，上海再次處于“戒嚴”狀態。為了強化租界防御，法租界當局增強了武裝力量。自義和團運動和在天津常駐軍隊以后，法租界的防衛任務通常由警察和駐軍共同承擔。當時駐扎在上海的部隊由第十六殖民地步兵團（RIC）第二連和一個輕型坦克連組成，由步兵團的一個中校擔任指揮，他的頭銜是上海法軍分遣隊指揮官。

        所謂殖民地步兵團，當然服役于被殖民地區，維護法國在殖民地的秩序。雖然中國并不是法國的殖民地，但殖民地步兵團的存在使上海法租界也包括在法國的殖民體系內。殖民地步兵團成立于1901年，前身是1900年創建的法國第十六海軍陸戰隊兵團（RIM），在中國服役的士兵主要由越南南圻和北圻的成年男性組成。當時越南分成三個“省”：北圻（東京）、中圻（安南保護國）和南圻（交趾支那）。駐華步兵團士兵的帽子和頭盔上都有錨狀圖標。

        1937年的上海有300萬人口，其中法租界居民有70萬。由于沖突數量不斷增加，法租界從20世紀初就不斷加強各種警備力量。據調查，1937—1939年法租界的市政警衛隊隊員，主要由中國、越南北圻、俄國和歐洲籍的人員組成，但歐洲籍和俄國籍的人數都沒有增加，分別是148和377人，而中國籍隊員由1937年的1674人增加到1939年的2074人，北圻籍則由533人增加到900人，增幅最大。

        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后，法租界加強了警備力量。在法租界東區，駐華遠征軍（士兵來自北圻）一營封鎖了與華界交接的地區；在西區，部署了駐華遠征軍二營；中區的保衛工作由第十六殖民地步兵團第二連負責。1938年8月1日，為了加強這三支部隊之間的協調和行動效率，整編委駐華殖民地混合步兵營（BMICC）。

        同時，一些陸軍部隊、駐華南輕型坦克連以及這些部隊的支援分遣隊（后勤、炮兵、醫療、財政）也來到上海增援。法國海軍還派遣了幾艘軍艦停泊在黃浦江上，以此彰顯法國力量的存在。這幾艘軍艦組成法國遠東艦隊，在中、日、越之間的海面上來回巡弋。

        大體而言，軍隊負責法租界邊緣地區的防衛，警察則保障法租界內部地區的安全。

        由于中日戰事爆發，閘北（主要戰場）和虹口、公共租界北部及東部成為日軍的攻擊對象。而位于上海南側的法租界基本上避開了戰火，1937年8月14日發生的大世界爆炸案以及日軍對南市的轟炸，是僅有的波及法租界區域的戰事。盡管如此，法租界還是嚴陣以待，加強設置了鐵門、掩體和隱蔽處。因為法國擁有天主教在華保教權，便在徐家匯開辟了一個軍事緩沖區，阻止日軍侵占該地區。

        因為法租界相對安全，大量災民涌入。據統計，到1937年底，來自閘北和虹口的70萬難民進入法租界。租界當局采取各種措施，其中14萬人安置在難民營，25萬人安置在由饒家駒神父（Jacquinot）設立的南市難民區，但仍有75000人沒有庇護之所，成為影響租界秩序和安全的隱患。

        然而，1940年6月22日，法國宣布投降，同時成立了以貝當元帥為首的親納粹的“維希法國”。而戴高樂將軍創建并領導自由法國政府抵抗德國的侵略。這樣，在上海的法國居民也分化成親貝當派和親戴高樂派，幸好軍人和警察中這種對立不甚明顯。不過，由此產生了一系列問題：是否應該放棄上海的法租界而而并入公共租界？是否可以對法租界棄而不顧？是否應該服從法國的命令，將他們的命運和印度支那的命運聯系在一起？

        出乎意料的是，所有駐軍士兵都認為上海是印度支那的前哨戰，如果要保衛印度支那的利益，就應該不惜一切代價來守衛這座城市。如果離開上海，則是將前哨拱手讓與敵人的行為。

        1943年1月24日，法文《上海日報》刊登了法租界當局將于7月31日“歸還”租界的消息。在汪偽政權的規劃下，原法租界地區成為陳公博治下的“上海特別市第八區”。在“歸還”租界之后，被雇傭的法國人、俄國人、北圻人理應由各自的領事館負責接收。但由于當時仍處于戰爭狀態和維希政府的倒臺，信息不暢，并沒有軍艦來運送這些男性職員及其家眷。這樣一來，大部分北圻警察都失業了，只有少數法國警察被保留在“上海特別市”的警察隊伍里。

        于是，越南北圻籍警察在1943年8月組成北圻補充營。由于生活日益困難，營中人員消極怠工、時常缺勤，等待遣返，在前警察和士兵之間、北圻人和法國人之間的關系日趨緊張。到了1945年，法國人和越南人之間的信任已不復存在。加上日本人的挑唆，最終釀成數起摩擦事件。

        1945年5月18日，前北圻警察與歐洲高中生在中法大學足球場進行足球比賽。期間，因一位法軍士官的兒子在場上故意犯規，于是北圻人動用警棍作為回應。日軍介入紛爭，但采取的是拉偏架的手段，反而激化了矛盾。

        日本投降后，遣返成為一個棘手的問題。實際上，早在1942年，法租界當局就提出了遣返問題，并在市政官員和警察中有過一次調查，主要內容就是這些職員在“歸還”租界后的去向：是去其他殖民地找個職位，還是回法國謀生？但直到1946年以前，由于海洋通路被切斷，無論是北圻人還是法國人的遣返工作，都無法順利展開。到1946年7月，850名北圻人乘中國船只被遣返，剩下的370人則在上海待到1946年底。最后一批遲至1954年才回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