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前后，云南省人民檢察院公訴科檢察官王玨和昆明市官渡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李媛，先后辭職加入云南天外天律師事務所擔任律師，在當地司法系統引起了廣泛關注。

專業人才流失，觸動社會神經

        事實上，一些基層單位司法專業人才流失問題由來已久。2014年，僅云南省文山州丘北縣人民法院就有3名法官調動到其他單位。

        來自云南省數據顯示，2008年至2013年五年間，怒江州兩級法院則共有27名法官調離法院或考到外地；昭通市兩級法院2009年至2014年六年間共流失法官122人。

        來自云南昭通的一項調研發現，法官流失表現為以下特點：

        一是流失人才趨向年輕化、高學歷，而且是審判業務骨干，流失的法官中，44歲以下的占85％；本科以上學歷的占93％；流失前在司法崗位、審判一線者占90．33％。

        二是流失法官多為外地人員，非昭通戶籍約占58．2％。

        三是流失法官多從貧困地區流向發達地區，這部分比例為51．64％，占流失到市外法官人數的94．03％。從流失方向上看，流向律師、高薪企業的占7％，流向黨政機關的占51％，流向公安、檢察機關和市外法院系統約占30％。

        記者了解到，今年4月調入天外天律師事務所的王玨，曾在云南省檢察院工作10年，并獲得“全國優秀公訴人”稱號，參與過“10·5”湄公河血案、“3·01”昆明火車站暴恐案等重大案件辦理。天外天律所主任羅坷告訴記者：“我們非常愿意網羅這樣的人才，因為她們的法律專業素養高、對辦案流程熟悉、具有人脈資源，用下來還是不錯的。”

工資收入低？工作壓力大？

        王玨雖然是業務骨干，但離職前受政策限制僅是正科級助理檢察員，年收入約5萬元。“離職是各種綜合因素的考量。”王玨說，比如工作壓力很大。記得2012年因晉寧張永明系列殺人案、糯康案等，自己從3月到12月底一直沒有周末、沒有正常的假期生活。“律師也有壓力，但比法官好多了，收入也高一些。”王玨說。

        曾任昆明市中院刑一庭審判長的楊捷則純粹是為了自己的愛好離職：“我喜歡瑜伽，已練至專業級別。2012年離職是考慮到個人愛好、業余時間和工資收入等因素。”

        昭通中院課題組對法官流失的調查發現，法官流失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地域差異。發達地區的交通、文化、教育等環境比較優越，公務員的辦公條件、經濟收入較高。如2012年昭通市中院有5位法官調到昆明市司法部門，其中一位科員法官調動后的月工資達四五千元，與昭通市中院的廳級干部差不多，比昭通中院資歷相同的法官高出兩千多元。

        二是發展前景。基層法院一些法官工作二三十年還是科員，有的甚至到了退休也解決不了副主任科員。而在黨委、人大、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只要工作滿三年都能正常解決副主任科員。昭通市兩級法院有959名公務員，但正科級以上（不含正科）的只有52人。

        三是工作壓力與收入比。案件多、人手少的現象長期存在。如昭通中院2012年案件突破2632件，不少一線法官只利用節假日、雙休日加班加點工作。但一些本科畢業的法官工作10多年，月工資僅3000元左右。

        昭通中院有一位法官通過司法考試后辭職當了律師，五六年時間就在昭通、昆明購置了房產，開著幾十萬元的車，這給仍在一線工作的法官帶來不小的誘惑。

終身負責制，帶來新挑戰

        在采訪中，一些律師事務所負責人認為，隨著司法改革中法官、檢察官員額制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的實施，“兩官”工作壓力進一步增大。

        云南省高院副院長田成有則認為，應該正確看待法官、檢察官流失現象，既不能無視，也不能夸大。“如果另有所圖，用壓、關、管、控的方式留人是不妥當的。”他說，比如有人覺得收入低要走，強行留他們反而會引發其他問題。

        就司法改革而言，田成有認為，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即將實行的員額制意味著有兩成的人當不了法官，在員額制實施過程中，能不能打破論資排輩，過去不辦案的“領導”會不會擠壓員額空間十分重要，要讓年輕人看到希望和出路，他們才能留下來。

        田成有指出，實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意味著法官的風險和壓力增大。在這種情況下，獨立辦案等職業保障能否真正建立起來，也影響著法官的信心。此外，待遇與壓力能否成正比，將決定許多人的去留。

        分析人士認為，雖然一些人離開了法官、檢察官隊伍，但大部分人還是堅守崗位。這說明法官、檢察官的職業還是有吸引力的，年輕人留下來不僅是因為待遇，還有理想信念。

        “司法改革給法官、檢察官隊伍帶來了重組的契機。年輕人在這場改革中要學會等待、迎接挑戰。屆時我們將會有一支更加優秀的司法隊伍。”田成有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