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15年1月版）中，講述了周海嬰上書毛主席，解決魯迅書信、著作的編輯出版問題的歷史。澎湃新聞經授權摘編。

        早在1971年夏，周恩來直接領導召開了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重新整理出版魯迅全集、魯迅書信、魯迅日記、魯迅譯文集、魯迅整理的古籍等，就作為重點項目列入了全國出版工作的全面規劃，要求集中力量，爭取兩三年內完成。7月，毛澤東批準了出版座談會提出的出版工作全面規劃。周恩來十分關心魯迅著作出版規劃的落實，派國務院辦公室負責人協助國家出版機關，在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制訂了切實可行的實施方案。

        但是，這個實施方案遭到“四人幫”的阻撓和破壞。1972年1月，周建人擬就一個落實魯迅著作出版規劃的報告，國務院辦公室轉到姚文元手里，姚批“待研究”三個字，把報告束之高閣。周海嬰先后給姚文元、江青寫信催詢，二人均置之不理。此后一系列有關魯迅著作注釋出版的計劃，都被壓下，一個都沒有批準。1974年再次提出計劃，“四人幫”仍然扣壓不批，致使這項工作長期無法進行。

        不僅如此，“四人幫”對已經開展的魯迅著作的選編注釋工作也橫加壓制，必欲使之中斷而后快。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為了有助于深入揭批林彪反黨集團的罪行，國家出版部門組織力量，編選注釋了魯迅的雜文、書信和文學創作的各種選本。對選編注釋的魯迅雜文書信全集，姚文元以“雜文同書信分開”為名，把書信砍去。

        1972年3月，姚文元又以審查為借口，扣壓了樣稿，八個半月之后，下了一道批語：“我的意見，不必再選了！”下令把所有魯迅著作選注本統統砍掉，已經上機待印的選本也被迫下馬。姚文元還伙同張春橋、江青，寫了一個“以省注釋之繁”的批示，禁止注釋魯迅著作。以后，他們又制造“收信人有問題”之類的借口，反對魯迅書信集的出版。他們甚至肆意詆毀魯迅。姚文元在1972年9月的一個批示中說魯迅著作“用今天的眼光看，可刪之處尚有不少”，還說什么要“根據馬克思主義觀點加以批判”。

        江青一伙之所以制造種種借口加以阻撓，是因為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都中過魯迅的投槍。如果把魯迅書信全部公諸于世，對魯迅著作詳加注釋，他們的劣跡就會暴露出來。由于江青一伙不讓出版書信集，不讓出版選本，反對進行注釋，致使魯迅書信、魯迅著作的出版工作遲遲不能落實，魯迅研究工作不能正常開展。

        1975年7月以來，在毛澤東調整黨的文藝政策的指示下，文藝界出現了“文化大革命”以來未曾有過的好形勢。周海嬰和叔父周建人等商量，感到應該乘這個有利時機，給毛主席寫信，把長期沒有解決的魯迅書信的處置和出版、魯迅著作的注釋、魯迅研究工作的開展等方面的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向毛主席反映，請求毛主席支持和幫助解決。

        周海嬰給毛主席的信寫得很好，“四人幫”認定這封信“是有人指使的”。在“反擊右傾翻案風”時，說這封信“同黑線有關”，挖空心思要追出“后臺”，終于沒有得逞。粉碎“四人幫”后，許多人讀到這封信，也都認為，非有高人指點，海嬰難以寫出這樣得體、這樣能說動“人主”的信來。此人是誰？又是通過怎樣的途徑送到毛主席手里的呢？周海嬰說：指點、幫助他上書毛澤東的不是別人，是有中共“黨內第一支筆”之譽的胡喬木！

        當年，周海嬰同周建人商量之下，覺得此事請曾擔任毛主席二十多年政治秘書、現在又復出任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主要負責人的胡喬木幫忙，最為妥帖。10月下旬，周海嬰到胡喬木家登門求教。他把前述有關情況向胡喬木詳細敘述一遍，又把想向毛主席寫信的意向說了，請喬木同志給予指點。

        周海嬰叔侄有所不知，這時胡喬木的處境已經大不如前了。10月中旬，毛澤東對胡喬木主持修改的《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不以為然，對鄧小平替清華大學劉冰等人轉信也有批評，而劉冰等人的信正是由胡喬木轉交鄧小平送上去的。

        就是在這樣的處境下，胡喬木一點也沒有猶豫，當即支持海嬰給主席寫信，并表示愿意轉交。他感到魯迅書信、著作的出版，實在太重要了。而在當時，只有得到毛澤東的支持，才能解決問題。對于信的寫法，怎樣既能回擊“四人幫”的阻撓、破壞，又能打動毛澤東的心，取得他的贊同、支持，胡喬木作了詳細的指點。

        周海嬰給毛主席的信稿草擬好以后，又到胡喬木家中，請喬木同志修改、潤色。最后由胡喬木把這封信交鄧小平呈送毛澤東。

        由于出版一部收入現存魯迅全部書信的集子是斗爭的焦點，多年來，姚文元等以所謂有的收信人后來成了壞人等為借口，百般阻撓，不讓出版，所以，周海嬰的信把出版新的魯迅書信集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并有理有據地對他們設置的障礙予以批駁，還特意點出毛澤東引用過的“魯迅痛斥變質者的一封信”，亦即1934年11月17日魯迅致蕭軍、蕭紅斥責姚蓬子（姚文元的父親）的信，給姚文元以有力的反擊。

        信中寫道：“敬愛的主席，您最了解魯迅書信的革命精神，并早在1937年10月19日，您在陜北公學魯迅逝世周年紀念會的講演中，就引用過魯迅痛斥變質者的一封信，給我們留下難忘的印象。我們迫切希望在您的支持下，一部收入現存全部書信，認真按照手稿校訂過的新的魯迅書信集，能夠早日出版。”

        周海嬰請求毛主席指示出版局組織人力“編輯出版一部比較完善的新的注釋本魯迅全集（包括書信和日記）”，對于開展魯迅研究方面也提出了看法和建議。信末，周海嬰深情地寫道：        

        敬愛的主席，您在1966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寫過，您和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在1971年聽到傳達您這句話，心情是何等激動啊！我覺得父親也是這樣想的。我聽母親和熟悉父親的老同志告訴我，父親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也就是您率領紅軍經過長征勝利到達陜北后的那一年，心中總是深深地想念您，他曾打電報給您表示祝賀，還常常興奮地和參加長征見過您的同志談起您，渴望知道關于您的一切。雖然他終未能見您一面就去世了，然而我知道他和您的心是相通的。您是無產階級思想的偉大導師，父親的后期也是無產階級思想的忠誠戰士。我聽說他談起您時，總是點燃著一支煙，眼中充滿愉快的微笑，輕輕地說他愿意在您指揮下，做一名小兵，用筆。我想起這情形，就情不自禁地下定決心寫這封信，向您提出以上的請求。當然，我的想法可能有不妥之處。我多么渴望跑到您的跟前，傾訴我心中的一切感受，傾聽您對我的親切教誨！主席啊，我衷心祝愿您健康，長壽！        

        周海嬰的這封信，情況與要求寫得簡明扼要、有理有據，感情真摯，言辭懇切。毛澤東讀信后，即批示：“我贊成周海嬰同志的意見，請將周信印發政治局，并討論一次，作出決定，立即實行。”

        毛澤東的批示，使“四人幫”百般阻撓魯迅書信集出版的倒行逆施無法繼續，《魯迅全集》的整理和注釋也一變過去“一直無人過問”的狀況。國家文物局、國家出版局向中央寫了關于貫徹毛主席批示的報告。國家出版局很快作出規劃：立即著手出版包括現存全部魯迅書信的《魯迅書信集》；新注魯迅著作單行本26種，1977年底前出齊；新注《魯迅全集》15卷，1980年底前出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