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家傅雷與畫家黃賓虹是忘年交。1955年黃賓虹去世，傅雷為妥善處理他的畫作與收藏而四處奔走，不遺余力地張大他的聲名——黃賓虹在國畫界今日的地位，有賴于傅雷早期的努力。

        傅雷收藏的黃賓虹畫作，和它的主人一樣，在“文革”期間歷經坎坷周折。1979年以后，在各方努力下，被強制沒收的藝術品逐漸歸還傅家。在黃賓虹誕辰150周年之際，中西書局出版澳大利亞學者羅清奇（Claire Roberts）著《有朋自遠方來》一書，講述傅雷與黃賓虹藝術情誼，也披露了這些藝術品物歸原主的經過。

傅雷、朱梅馥夫婦（右）與黃賓虹、宋若嬰1940年代在杭州棲霞嶺賓翁處合影

為黃賓虹的藝術遺產四處奔走

        1955年初，傅雷正忙于翻譯巴爾扎克的《于絮爾?彌羅埃》（Ursule Mirou?t），突然獲悉黃賓虹病重。他馬上寫信給黃夫人宋若嬰，致以問候，可惜信來得太遲了。當接到黃賓虹逝世的消息，傅雷再次致信宋若嬰，表達未能在黃病重期間探望的遺憾，并寄以哀思。

        傅雷緊張地、幾乎是與世隔絕地投入到他的工作中，這使他無法親赴杭州。不過他還是盡力幫助宋若嬰處理黃賓虹的身后事，包括整理黃賓虹數量巨大的畫作和古代收藏品。

        3月27日，傅雷寫信給身在華沙的傅聰，談及黃賓虹的去世：

        黃賓虹先生于本月二十五日在杭患胃癌逝世，享壽九十二歲。以藝術家而論，我們希望他活到一百歲呢。去冬我身體不好，中間摔了一跤，很少和他通信；只是在十一月初到杭州去，連續在他家看了二天畫，還替他拍了照，不料竟成永訣。聽說他病中還在記掛我，跟不認識我的人提到我。我聽了非常難過，得信之日，一晚沒睡好。

        傅聰仍然記得黃賓虹與父親之間漫長而熱烈的對談，以及從黃賓虹處源源不斷寄到家中的信件和畫作。

        在黃賓虹的葬禮上，家屬準備的發言，由黃賓虹長子黃用明讀出，說明將藝術家的全部收藏捐獻給國家。遺贈中有超過一萬件物品，包括黃賓虹約四千幅作品，還有他的藏書、信件、手稿，以及他收藏的古董；把它們獻給國家，是為了令它們“得到更好的保存”和“實現更大的用途”。

        這批遺贈最先捐給黃賓虹曾經任教的華東美術學院，但它被拒絕了。多個月之后，仍然未能找到黃賓虹遺贈的接收機構。直到1956年，浙江省政府宣布計劃將黃賓虹故居建成紀念館，但計劃并未實行，杭州當地政府也遲遲未開始建造黃賓虹的墓地。黃賓虹遺孀宋若嬰為此感到憂心，并聯系了傅雷。傅雷代表她向浙江省文化局局長、翻譯家黃源（1905-2003）寫了一封長信，詳細地一一提出這些問題。他代表黃賓虹的遺孀和家人，要求讓他們獲得應有的尊重，并要求政府理解黃賓虹成就的重要性，以及他藝術遺產的價值。傅雷的信產生了他期待的效果。1957年末，黃賓虹紀念館對公眾開放了；第二年，也就是黃賓虹逝世三周年之際，經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批準，他的收藏正式由浙江省博物館接收。

        六十年代初，傅雷對黃賓虹的藝術遺產一直保持著興趣。他們共同的朋友陳叔通請求傅雷審閱兩份即將出版的黃賓虹手稿。黃賓虹的朋友、來自歙縣的汪己文，編撰了《黃賓虹年譜》，于1961年在香港出版。 他也編輯了《賓虹書簡》，其中收錄了很多致傅雷的信件。鑒于傅雷在文化界的地位和他與黃賓虹的親密關系，汪己文邀請傅雷為此書作序。

        隨著黃賓虹誕辰一百周年的到來，傅雷受中共華東局委托，為官方紀念活動提供建議。1962年6月，他準備了一份文件，要求恰當地紀念老藝術家的生平，指出浙江省博物館并沒有承擔起他們的責任，整理、記錄和保存黃賓虹的收藏，并對此感到惋惜。此文附于本章末尾。傅雷呼吁浙江、安徽兩省合作。紀念活動的一個主要內容，是出版一份全面呈現黃賓虹成就的選集。傅雷希望負責此事的人，不要只出版公共收藏中的作品，因為它們主要作于黃賓虹八十六七歲至九十歲之間，在傅雷看來，它們之中的精品不多。

        這本紀念黃賓虹誕辰一百周年的畫冊，因為“文革”的爆發而延遲到1985年，也即黃賓虹逝世三十年后才得以出版。《黃賓虹畫集》收錄了一百一十四幅畫作，其中包括傅雷、陳叔通、賴少其和黃賓虹其他好友的收藏，以及浙江省博物館的館藏。

1985年出版的《黃賓虹畫集》

“文革”中的黃賓虹、傅雷及其家人

        到1966年8月，“文革”對知識分子、作家和藝術家已經造成了恐怖的沖擊。雖然已過世多年，黃賓虹還是被戴上了“黑色藝術家”的帽子，他的畫作被批判為“黑山黑水”，他的墳墓遭到破壞，遺像被打爛。黃賓虹紀念館的牌子被毀壞，這座曾經的故居被改造成民居，紀念館前花園的兩棵大樹被砍掉，為改造工程讓出道路。

        在上海，一群代表當地居委會的人在1966年8月30日搜查了傅雷的家。隨后的幾天里，紅衛兵繼續抄家，充公畫作、書籍和被認為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或者反動的私人物品。最后，他們強行打開閣樓中傅雷小姨子寄存在他家的一個箱子，在里面發現了一面有蔣介石頭像的小鏡子，以及一份恰好登有宋美齡照片的畫報。這兩份不屬于傅雷的物件，成為翻譯家反黨的罪證。

        9月2日早上，傅雷和朱梅馥被拖到家門前，被迫站到凳子上，戴上高帽。他們的兩個兒子遠在他鄉——傅聰在倫敦，傅敏在北京。大字報“打倒傅雷”被貼到墻上，人們堵在街上圍觀、嘲弄，甚至參與批判。傅雷和朱梅馥不愿再受侮辱，決定自行了斷。那天晚上，兩人在睡房窗欞上上吊自盡。他們用的是產自浦東的手織棉布。浦東是他們近六十年前出生的地方。

被充公物品的下落

        傅雷夫婦棄世之后，家中被貼上封條。所有遺留下的東西都存放在里面。傅敏當時是北京第七中學的年輕教師，他自己也被“文革”波及。他因為是傅雷的兒子、傅聰的弟弟而受到沖擊。兩人都被看作國家的敵人。他通過電報得知父母的死訊。兩個月后，香港的友人在廣播中得知噩耗，打電話告訴身在倫敦的傅聰。傅敏無法回到上海，而傅聰剛剛入籍英國，也不被允許回到祖國。傅敏直到父母棄世六年后的1972年，才得以重回上海。再過了六年，直到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倒臺，傅雷才被恢復政治名譽，傅聰才被準許回到上海。

        1979年2月3日，傅雷的右派罪名、“堅持資產階級民主、反對社會主義民主”、反黨、反社會主義和反蘇罪名被正式平反。傅家的老朋友、曾在莫斯科學習的作曲家和音樂學家吳祖強（1927年生），于1977年在倫敦出差期間，拜訪了傅聰，為他回國訪問鋪路。

        傅雷生前所屬的上海文藝界聯會籌辦了追悼會。棄世十三年之后，傅雷和朱梅馥最終于在1979年4月26日得以安葬。自從1954年起定居歐洲的傅聰，獲得特別準許參加儀式。在一幀照片中，神情嚴肅的傅聰手捧父母的骨灰盒，傅敏手持父親遺像，正準備登上汽車，前往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右至左：傅敏、傅聰離開父母追悼會現場

        追悼會之后，在抄家中被充公的很多物件都被退回給傅聰和傅敏。不過傅雷的信件，以及他收藏的很多畫作，都不在其中。傅聰與傅敏曾詢問這些物品的下落，而得到的答案則是，法庭是在部分物品被盜之后查封傅家住所的，法庭對此事不負有責任；他們應該詢問上海音樂學院紅衛兵革命委員會，因為是后者沖擊他們父母并抄家的。

        自1979年以來，一些私人物品逐漸退回給傅雷夫婦在上海的家人，如朱梅馥的弟弟朱人秀及其夫人。這些物品中有黃賓虹的一些冊頁，背后有用鋼筆題寫的朱人秀夫人的名字。八十年代，零星的退回物件中包括1959年10月1日至1966年6月3日傅雷致傅聰信件的副本；它們是在上海音樂學院一個辦公室的書桌下面發現的。經過三次向官方提出請求，并致信當時的黨總書記胡耀邦之后，傅雷的遺書，最終在1985年歸還給朱人秀。

        不過仍然有很多物品沒有退還，包括畫作、書籍和古董。其中一些無疑是在那場史無前例的浩劫中被毀滅了。劉海粟五十年代贈給傅雷的那幅長城畫作，在1976年被重新發現。它在傅雷夫婦死后被盜，后來被劉海粟的學生在上海一個舊書店中發現。“文革”期間，數以萬計的物品作為具有資產階級傾向，或“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證據被充公。要想重新找回這些物品的主人可謂困難重重。無數次的抄家、信息的缺失，往往使物主無法被確定。要將它們退回給原先的主人，還有一個困難——很多人都已經自殺，或者被迫害致死。

        傅聰記得他曾收到過文化部門的信件，請他去領回父母的物品。當他在1979年重訪上海時，曾去過一個存放充公藝術品的倉庫。當時有地位的人，被允許任意帶走想要的東西，作為補償。傅聰描述，那簡直像一個瘋人院，人們像盜賊一樣貪婪地四處搜掠。傅聰實在感到惡心，覺得這種行為延續了“文革”所帶來的混亂與恥辱，于是徑自離開了。

        在同一年，美國的藝術經紀人羅伯特?哈特菲?埃爾斯沃夫（Robert Hatfield Ellsworth）受邀請到中國來，為處理這些數量巨大而無主的藝術品提供建議。他回憶道，自己被帶到大型的倉庫，看到里面堆滿了繪畫和書法；它們被存放在那里已超過十年了。1982年，埃爾斯沃夫為中國政府在紐約佳士得拍賣行組織了首個中國繪畫拍賣會。 政府官員實際上只想用手頭上的藝術品來換外匯。由于他與中國官員和經紀人的長期合作，埃爾斯沃夫自己也有機會從這個途徑獲得很多藝術品。它們中的一部分，現在收藏于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以及華盛頓史密森尼學會的弗萊爾藝術館（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在國內的博物館中，有一個人盡皆知、但鮮有被提及的事實：“文革”之后，公立博物館可以優先選擇充公的物品。經過專家的鑒定，具有特殊價值和意義的藝術品被收歸國有。他們有時候會通知物品主人的家屬，征求他們的允許。但在更多的情況下，他們并不征求家屬同意。不那么重要的作品通過出口途徑出售，如商品交易會、各地為外國人服務的國營連鎖古董店。其它的藝術品則一直封存在倉庫里，直至最后被拍賣掉。

        上海市文化遺產與書籍管理處，根據上海音樂學院提供的信息，列出了一張包括傅雷和朱梅馥遺物在內的充公物品清單。文件上的日期是1967年底，即傅雷夫婦棄世后一年。文件有一百二十九頁，上面列出了九十九件古董、一千零五件藝術品、六千七百三十本書和一百六十七件個人物品。一份“充公古董及書籍列表”上，記載了更詳細的信息：二百零六幅字畫、四十二件青銅器、九百七十二件瓷器、十八件玉器和石器、四十五件竹、木制品、四件象牙制品、六件墨條、十六塊墨硯、四十七把折扇、五個畫框、五千九百一十五本書和六十份損壞的書籍文件。列表上蓋有上海音樂學院“文革”聯絡站和上海音樂學院充公物品處理小組的公章。物品主人的名單列于每個部分的末尾。傅雷被稱為“老右派”，編號91。這說明在他之前，已經有很多人被抄家。從名單的細致程度，可以看出制表的人具有一定的專業知識。它應該包括了紅衛兵抄家所得的物品，和法院封存住所時家中存放的物品。

        每一件充公的物品都有編號。而黃賓虹的畫作，有兩組編號，分別始于3643號和6757號。它們就像博物館的登記編號一樣，被認真地印在未裝裱的畫背面的右上角。至于已經裝裱好的畫，編號則寫在紙條上，貼在卷軸外面。有些編號前面還有一個“文”字。其中一幅卷軸上的編號下面，有一個手畫的紅圈。這些標記，都是出自謹慎而精細的管理人員、而非瘋狂的革命者之手。它們展示了一種高度的組織性，以及一種做好細致記錄的意識。想到黃賓虹這些靜默的畫作，目睹了它們的主人所受的巨大屈辱，真會令人不寒而栗。手寫的標記和血紅色的圓圈，仿佛創痛之后留下的傷疤。

帶有“文革”印記的黃賓虹卷軸

        傅雷是一個很有條理的人，對自己的物品都做了極細致的編號。上海音樂學院的清單有可能是依據傅雷親手擬的文件完成的，因為它記錄了藝術家的名字，以及畫作的類型，例如“高鳳翰山水冊頁”，或者“黃賓虹水墨山水掛軸”。雖然很難通過這些粗略的描述，確認每一幅作品，但是通過排除法，傅雷的家人基本上能夠確定未被歸還的物件數量。根據家人的記錄，傅雷收藏的黃賓虹作品共計有一百三十七幅畫作和八套冊頁。其中約三分之二已經退還。相反，傅雷收藏的林風眠作品，無一被歸還。林風眠是傅雷的另一位摯友，在現存傅雷家中照片上，還可以看到墻上掛著他的作品。林風眠在“文革”中受盡折磨。傅雷收藏的林風眠作品沒有留存下來，可能是因為傅雷與黃賓虹的友誼有詳細的歷史資料記載，而且黃賓虹早已逝世；而林風眠在“文革”中還是一個活靶子。他于1977年移居香港。

傅雷坐在上海家中工作間的書桌前，1964年

        攝于1964年的一張照片中，傅雷坐在工作間的書桌前。房間里放著精心挑選的擺設和藝術品。書桌后面的墻上，掛著傅聰的照片，他正坐在鋼琴前，轉身跟媽媽說話；另外還有五幅裝在畫框中的畫，一幅大的，四幅小的。下方的小桌子上，擺放著一個小盆栽，以及一塊太湖石。

上海江蘇路傅宅平面圖，傅敏繪。傅雷家屬藏。

        我們很容易可以辨認出三幅黃賓虹的畫作。一大幅黝黯的山水畫，在工作間的墻上占據著顯眼的位置，它大概是傅雷的最愛。它被裝在畫框中，而非裱在掛軸上，顯得很有現代感；這也讓它不容易受損。這幅山水現在仍然不知所終，不過在它右上角的一張小幅牡丹，現在已經退回給傅家。

黃賓虹：《牡丹》，宣紙設色，無日期，現在已經退回給傅家。

        雖然當年存放“文革”抄家物品的倉庫，現在大多已經清空了，但或許在將來，還會有更多的畫作和物品被歸還。一切都取決于個人與政府機構的善意。1976年9月，當時的文化遺產管理局曾經將上海抄家所得的一批書籍運到內蒙古自治區。當時內蒙古師范學院的英語文學教師李堯，正在烏蘭察布盟文化局工作。他被派到上海，從一個地下室倉庫中領回這批書；它們已經在這里積了近十年的灰塵了。它們之中包括《高老頭》、《安娜?卡列尼娜》、《簡?愛》和其它西方文學經典。當這批書運抵內蒙古之后，李堯在翻看的過程中，發現了傅雷翻譯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的第一冊，這是他學生時代喜愛的小說。他翻開書一看，赫然發現上面寫著“譯者自存，一九五二年”的字樣。李堯馬上意識到這本書是屬于傅雷的。在翻閱的過程中，他發現里面有很多用紅色作的批注，顯示了傅雷對完美的不懈追求。他被這本書深深震撼了，意識到這背后不但是一批藏書的失散，更是一個生命的隕落。他把書帶回家保存，并決心將他歸還給傅家。多年之后，他找到了傅敏在北京的地址，就把書寄給了后者。 自從這次邂逅之后，李堯深為傅雷本人和他對待翻譯藝術的態度所感動，開始在自己翻譯的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文學作品上面，寫上“譯者自存”幾個字。

        近年來公立機構對于收藏品的信息，逐漸透明化。經過傅家與上海博物館長期的溝通，后者終于承認收藏了一批屬于傅雷的黃賓虹畫作。這一點可以根據黃賓虹題寫在作品上的獻詞獲得證實。2008年底，三幅黃賓虹的代表作被歸還給傅家。對于中國各地收藏著國家強制沒收的重要藝術品的博物館，上海博物館的這個行為，具有特殊意義。對這些物品的歸還，雖是個別情況，卻也是對“文革”的混亂及其對個人造成的創痛的一種糾正。在傅雷和朱梅馥棄世超過四十年之后，他們的兒子傅聰和傅敏繼續尋求歸還藝術品和個人物品，通過它們懷念自己的父母，體會他們精致的藝術情懷。

        (本文節選自[澳]羅清奇著，陳廣琛譯：《有朋自遠方來——傅雷與黃賓虹的藝術情誼》，中西書局，2015年3月。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