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叟的傳記作家往往面臨重重困難，因為關于喬叟生平的鮮料幾乎沒有。不過相較于其他中世紀作家（比如和他同時代的高文詩人［Gawain poet］連名字也沒有），喬叟已經算是留下大量公共印跡了。除了他的作品外，這些所謂記錄無外乎以下幾種形式：法律文件，承諾與收到貨物的通知，租賃財產的通知，以及在羊毛關稅處的出勤記錄。哪里有西爾維亞·普拉斯和泰德·休斯那些個猛料。

        此外，喬叟也沒有莎士比亞那種人為的神秘感。《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作者是英語文學巨獸，但也得有個游吟詩人來四處傳播神話才能持久保鮮。喬叟的作品不太有歸屬爭議。但人們又常常陷入兩難：對于官僚喬叟，我們相對知道得多一些，而對詩人喬叟，我們幾乎一無所知。

        保羅·斯特羅姆（Paul Strohm）是一長串迎接喬叟挑戰的謙虛傳記作家中最新加入的一位。《詩人的故事：喬叟和造就〈坎特伯雷故事集〉的那一年》（The Poet's Tale: Chaucer and the Year that Made The Canterbury Tales）的寫作方法很時髦：挑選傳主生命中的一個關鍵年份，圍繞這一年大做文章。詹姆斯·夏皮羅（James Shapiro）曾挑選了莎士比亞的1599年；湯姆·瑟戈夫（Tom Segev）挑選了以色列民族的1967年。斯特羅姆所選的關鍵年是1386年。

        不幸的是，1386年對喬叟而言更像個災年。四十歲出頭的他是個郡騎士，當了十二年的羊毛交易管理員，監管著“這個星球表面某些最富有、關系最多的騙子的活動”。是年，他被迫辭職，搬到蠻荒化外的肯特郡。

        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逆轉，與其說是喬叟自己的原因，不如說是喬叟身處的庇護網出了問題。這張復雜的庇護網直抵當時已四面楚歌的國王理查二世，還包括手腳不干凈的倫敦市長尼古拉斯·本柏（Nicholas Brembre），后者正是羊毛的征收者。喬叟依附于本柏，但按職責又該對他進行監管：多荒唐的利益沖突。

        羊毛在1386年不僅僅是羊毛：它是這個民族的主要出口品，并且，伴隨著相關的稅收和“津貼”（即本質上合法的敲詐），它還是國王“最要緊的搖錢樹”。本柏狠狠賺了一筆，得罪了維新派。“因此便倒轉了財富的車輪。”喬叟筆下的僧人說道。這句評論無疑適用于本柏，他掉了腦袋。所幸喬叟保住了自己的腦袋，而肯特郡最終恰恰成就了他。

        斯特羅姆的誘人說法是：正是遠離了他曾經唯一的“公眾”——那一小群朋友、熟人、私下的崇拜者——喬叟才構思出了“他自己發明的聽眾”：處于《坎特伯雷故事集》核心位置的那群不守規矩、活潑好動的朝圣者。

        貧困對于喬叟而言意味著創造。在肯特郡之前的歲月里，他寫出過許多極為成功的詩歌經典，這些作品皆為私人口頭表演而作，其中就包括《特洛伊羅斯與克麗西達》（Troilus and Criseyde）。但故事（Tales）則屬于一個全然不同的序列。許多篇故事被安排在這樣一個框架下當然不是第一次了——斯特羅姆正確援引了薄迦丘的《十日談》，喬叟至少很可能知道這本書——但《坎特伯雷故事集》標識了一個卓有成效的發展。

        相對來說，斯特羅姆并沒有就這些故事本身說很多。他的主要目標是解釋點燃創作火花的那些“火藥桶”似的條件。伴隨著喬叟境遇的變化，斯特羅姆指出了其時文學氛圍的轉變。英語寫作開始生根發芽，閱讀大眾正浮出歷史地表。除了喬叟本人，同時期亦有一代天賦頗佳的作家，其中就包括喬叟的朋友約翰·高爾（John Gower）和威廉·朗格蘭（William Langland），后者是《耕者皮爾斯》（Piers Plowman）的作者。

        獨立抄寫文化生機勃勃，紙張（比羊皮紙或牛皮紙便宜）的獲得日益便利：兩者都意味著流通量的增加。雖然圖書生產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定制”（按需印刷的抄寫版），但是前古騰堡革命正準備就緒。斯特羅姆推測，由于對大眾文學形象這一理念的不信任——對那個時代的作家而言，這是一個陌生的概念——喬叟正開始考慮他的遺產問題。

        不可避免的是，傳記中存在了很多的假設。喬叟很可能是個“書蟲”，但又或許是個“游手好閑的人”。他大概是本柏的“傀儡”，但更像是他的“幫兇”。和但丁不同，他蔑視自我推銷，但卻沉迷于聲名。他和妻子分居（他的詩句也嘲笑婚姻），但夫妻兩人“貌似維持了某種合作關系”。

        盡管強調1386年的重要性，這本書的跨度還是貫穿了喬叟的一生，包括他早年作為皇家侍從的生活，他和菲利帕（Philippa）的婚姻（菲利帕的姐姐凱瑟琳·斯溫福德[Katherine Swynford]接著嫁給了理查二世的叔父岡特的約翰[John of Gaunt]），以及他不情愿地成為一名公務員。斯特羅姆描繪了更為宏大的政治環境：理查二世政權的頹勢，岡特的軍事失利。

        他也執著于地方風情：倫敦街道生活的“肆意喧鬧”，惡臭和骯臟，進取心和抱負，“游擊市場”（pop-up markets），還有鄉下的移民潮——他們會路過喬叟位于城門邊阿爾蓋特（Aldgate）那“狹窄、寒冷……照明很差的住所”。斯特羅姆的當代語言讀起來也不費勁，比如他寫道：凱瑟琳·斯溫福德被發現“大撈了一筆”（raking it in）；英格蘭的“財政破產了”（fiscally tapped out）。        

        盡管有這一切，這本書在市面上的表現仍然難以預料。雖然角度十分新穎，但斯特羅姆學術語言的精確性可能會限制該書在普通市場上的成功。不過對于那些愿意堅持讀完的人，收獲將是巨大的。就敘事的推進而言，《詩人的故事》可能不敵富蘭克林或巴斯婦人的故事，但是，它的確為那個創造了這些故事的世界投下一抹亮色。 ■

        俊卿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