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重檢積年的剪報簿，注目于一篇秦綠枝（此即老報人吳承惠先生的筆名）的隨筆《骨董》（《新民晚報》2004.5.16），此文從鄧之誠《骨董瑣記》說起，兼及文史筆記的閱讀感悟；并提及一段親歷，凸顯鄧氏學養(yǎng)淹博，興趣廣泛：

        那是1955年，我到杭州去度假，西湖邊上還有月下老人祠（又名白云庵），還有冷落的香火。我特地去看了，并沒有求簽，而是花了兩塊錢給“廟祝”，要他把所有的簽條湊齊一套給我。我喜滋滋地帶回上海，不想被姚蘇鳳先生潑了一桶冷水，說這套簽條不是原始的。原始的他有，是在冷僻的舊書攤上買到的。他當然不肯轉讓給我，我則未免怏怏。過了兩年，不想在讀《骨董瑣記》時我發(fā)現(xiàn)了全套的內容，說不定比姚先生收藏的更為“準確”。

        而接下來的一句話，則不免令人睜大眼睛：

        又是姚先生說的，某三十年代的女明星在月下老人祠求到的居然是第四十七簽：“五百英雄都在此，不知誰是狀元郎”。

        假如對近代電影史稍有了解，大概很快便能聯(lián)想起當年那場著名的六和塔集體婚禮，進而推斷出吳老口中略帶隱晦的“某三十年代的女明星”，或即藍蘋，也就是多年后，特別是在“文革”中權勢熏天、禍害無數(shù)的“旗手”江青。那么“狀元郎”是誰呢？前夫唐納想必談不上，遇事穿鑿者會不會將目標瞄向毛主席？倘使果真如此，那簽語莫不是靈驗得很？！不過隨著讀書愈多，懷疑心愈熾，凡事總不免多留一個心眼。當日藍蘋難道真的抽到過那枚簽？

        驗證的過程，實際上并不一蹴而就。

        吳老所述，牽涉到兩樁舊聞。其一，即1936年4月26日，三對藝人趙丹葉露茜、唐納江青和顧而已杜小娟，在杭州集體結婚。其二，白云庵月下老人祠，原址今已不存，以前曾是一處香火繁盛的勝地。月老祠簽語，尤令廣大的未婚男女乃至文人雅士們牽腸掛肚。

        小時候聽評書，耳畔熟記兩句套話：“花開兩朵，各表一枝。”這兩件事，目下也只能分別考述。本文著重于探究各影人的抽簽情形。

六和塔下合影。前排左起分別為葉露茜、趙丹、藍蘋、唐納、杜小鵑、顧而已，后排鄭君里、沈鈞儒、李清。        

        先來關注六藝人的集體結婚。

        1936年有份名為《紅綠》“八卦”小刊，專門報道各類娛樂新聞。該刊第一卷第五期有篇報道：《六個藝人的集團結婚》，簡述六人結合的小史，稱他們原打算假座臘雪斯舞校（由作家林微音所辦），集體合演一出獨幕劇，代作結婚典禮。不過這種浪漫的儀式因故取消，他們決定簡化形式，延請名律師沈鈞儒當證婚人，同赴杭州西湖，在六和塔下合影一張，婚禮便告圓滿完成。

        六和塔之行，由六人之中較具文化底蘊的影評人唐納提出，取其“六和”、“六合”之意，最終獲得眾人的共識。4月25日清晨，三對新人和介紹人鄭君里、李清以及證婚人沈鈞儒等，從西郊梵皇渡汽車站出發(fā)，下午一點抵杭，先共游西湖。他們是否曾在湖畔的白云庵月下老人祠，作掣簽之戲呢？

        為此筆者在第一時間找來較權威的葉永烈《藍蘋外傳》及在此基礎上擴充的《江青傳》，卻一無所獲。葉永烈在書后附有民國時期藍蘋的新聞報道篇目，與六和塔婚事相關者，如：

        黃鶯《六藝人集婚散記》（附婚照），《電影畫報》第30期1936.6.1

        《六和塔下三對藝人新婚儷影》，《中華畫報》第43期1936.6

        文獻附表證明，葉先生在寫作過程中進行過大量案頭工作，充分挖掘過原始文獻。至于書中未提白云庵求簽事，或因未能查到相關文獻，又或者他查到了，但覺得事涉迷信而不予采納，雖令人遺憾，卻也不必苛求。

        好在有著“文史考古家”稱號的魏紹昌先生所著《六和塔下》（收入《東方夜談》，海峽文藝出版社1987）述及求簽事：“在白云庵看到香案上的簽筒，三對新人和二個介紹人都爭著求簽，并且拿著取到的簽條互相取笑。”書的插頁里，魏老還提供了一葉沈鈞儒的賀詩手跡及各人的簽名圖片，盡管出處闕如，想必出自近代報刊，而絕非空穴來風。

        當事人趙丹在“文革”劫難之后，撰有自傳《地獄之門》（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印行于世，述及當年求簽事時，引用了《電聲》周刊第5卷18期5月特大號，大致還原了真相。但是各人所掣簽條為何，趙丹自傳并未全引，僅抄錄藍蘋所掣第39簽：“惟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原誤作‘似’）乎”。這已與前述《骨董》文，大相徑庭。

        很快，筆者又尋獲另一種江青前傳，即王素萍《她還沒叫江青的時候》（中國紡織出版社1993），發(fā)行了十萬余冊，影響力亦不容小覷。書中記錄各人所掣簽語：

        鄭君里得的是第49簽，上曰：“五百英雄都在此，不知誰是狀元郎”。唐納與顧而已得的同是第19簽，“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藍蘋抽到第39簽，簽語是：“惟舊婚媾，豈（原作‘其’）能降以相從乎？”……趙丹得的是第50簽，上曰“永老無別離，萬古常團聚，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

        至此，真相跡近大白。原來吳老《骨董》文是將鄭君里所掣的簽語，誤系于藍蘋，是張冠李戴了。

出發(fā)前在梵航渡車站前合影。左起為顧而已、杜小鵑、唐納、沈鈞儒、藍蘋、葉露茜、趙丹（此圖來自上海圖書館·上海年華項目組）。

        再調閱《電聲》周刊特大號細細比對，發(fā)現(xiàn)魏、王的轉述，與趙丹的出處相同，只是魏、趙、王三位的引述各有側重，均不完整。

        車子是一點鐘光景到杭州城站的，下榻于湖濱清泰旅館，開了三個房間，三個新娘住在一間，三個新郎和兩個冰人合住一間，另一間則由證婚人沈老先生居住。住的問題解決后，往知味觀進午餐，飯后本來他們就打算去爬山，但爬山于年老的沈鈞儒先生，似乎不很適宜，同時葉露茜和杜小娟還沒去過杭州，所以臨時改了游湖。

        這下午游覽的地方有這么幾個地方，汪莊，白云庵，三潭印月，西泠（原誤作“冷”）印社，白堤，蘇小小墓，岳墳。白云庵有月下老人殿，游春男女往往到月下老人殿前請問“終身大事”。

        鄭君里第一個撲的叩下頭去，隨著舉起（原誤作“記”）簽筒赤塔赤塔的搖了起來，繼之是唐納趙丹。

        鄭君里得的是第四十九簽：“五百英雄都在此，不知誰是狀元郎。”

        唐納和顧而已得的是第十九簽：“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

        藍蘋得的是第卅九簽：“惟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乎。”

        趙丹得的是第五十五簽：“永老無別離，萬古常團聚，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

        杜小娟得的是第念二簽：“久旱逢甘雨，他鄉(xiāng)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應作‘題’）名時。”

        在自傳中趙丹稱其與妻子掣得中下簽，“確是半路鴛鴦”，此與事實不符。不過讀者不必苛責，蓋因簽語實在太不靠譜。眾所周知，就在集體結婚四年之后，趙丹于新疆無辜入獄，其妻葉露茜被遣送回滬，后誤以為丈夫已被盛世才殺害而無奈改嫁。如此一來，“無別離”、“常團聚”的美好愿景便全數(shù)落于虛空。而王素萍不但將趙丹簽語的序號抄錯，還漏引了杜小鵑的簽，想來此簽用語老套，沒有針對性，故不值得多說。

《電聲》1936年5月特大號            

        簽語雖說變了，所不變的是，王素萍同樣揣測藍蘋的所思所想，因受簽語影響而發(fā)生了微妙的變化，并繼而與她后來和唐納的婚變聯(lián)系起來。而隱含著的推論是，一年之后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藍蘋改名江青，輾轉奔赴延安，于是斗轉星移，不僅她個人的命運，千萬人此后的命運，也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不禁令人駭怪：如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動翅膀，會在德克薩斯引起龍卷風，難道一句簡短的簽語，早在冥冥中埋下了禍端？

        藍蘋所掣簽語，原始版本來自《左傳?隱公十一年》里的一句話：“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意思是說：“像舊的姻親一般，降心以相從。”然而到了設計簽語的人那里，卻被刻意改成了反問句式，意思竟完全相反。再將其中的“昏媾”，理解為婚姻，則這條簽語或能解釋為：“怎么能為舊婚姻所束縛，而俯身相從呢？”我想，王素萍的思路大體如此。

        再落實到藍蘋。她在唐納之前有無舊婚約？我想，還是有的。1932年，在青島大學圖書館工作的18歲的李云鶴（藍蘋、江青的本名）與該校大學生黃敬同居。次年黃敬被捕，李才去上海加入演藝界，后嫁與唐納。如嚴格地依照簽語所示行事，藍蘋理應拋棄那段舊情，安心與唐納相親相愛才對。

        更何況，假如前次與黃敬的同居不能算數(shù)，但與唐納婚變之后，與毛主席認識之前，她還有一次與章泯的婚外戀，這又怎么算呢？誰能斷言這段感情必定無疾而終呢？我想，如果無端地省略掉具體的中間環(huán)節(jié)，輕巧地將前因與后果簡單相聯(lián)，便會導致對歷史真相的理解粗鄙化，這或許就是陰謀論之類的錯誤邏輯，那么容易深入人心的原因吧。

        “文革”期間，江青的表現(xiàn)確實飛揚跋扈，在她授意下許多無辜者慘遭荼毒。同時，當翻閱坊間的各種江青傳（尤其是身邊人的回憶），不難得出大致的結論，即除了在陌生人面前表現(xiàn)出一派溫文爾雅的面相外，生活中的江青愛出風頭、蠻橫無理，總之是個性情古怪、脾氣刁鉆的壞女人。然而青年藍蘋的人品究竟如何呢？倘若謹慎者無法信任當年娛樂記者的二手記述，倒可以參閱一下趙丹的說法：

        藍蘋生性浪漫，個性倔強并工于心計。她說話很粗野，動輒“娘的”之類脫口而出，當時就得到一個外號叫做“爛蘋果”，所以沒有男子敢碰她。（《地獄之門》第84頁）

        如果說趙丹在“文革”中受盡折磨，他的話帶有怨氣而未可盡信，則前夫唐納的評價應有借鑒意義。名編劇黃宗江是藍蘋和唐納共同的老友，他寫過一篇文章《好男唐納》（原載1995年10月3日《南方周末》），回憶上世紀80年代初與唐納在巴黎晤面，交談時難免說及藍蘋。黃先生問道：“她（指藍蘋）這個人是不是原來也并不壞，是后來變壞的？”唐答道：“不，原來就壞！”原以為時過境遷后，心態(tài)早該釋然，誰知唐納依然不依不饒、耿耿于懷。可見當時所受傷害有多深。

        退一萬步說，即便藍蘋-江青的人品一貫很糟糕，但我們從藍蘋早年的一系列惡劣行徑，尤其是對待婚姻的態(tài)度隨性乃至拋棄丈夫移情別戀等等的前提出發(fā)，能預測并推導出后來江青在“文革”中必然會興風作浪，乃至翻江倒海的結論來么？恐怕也未必。畫家郁風，也是藍蘋上海時期的知心好友，晚年對其的分析鞭辟入里，見地頗深：

        雖然她是屬于那種底子不厚卻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我敢說她絕對沒有想到日后會把整個中國當作大舞臺，叱咤風云，演出驚天動地、遺臭萬年的大戲。……也許作為一個女人的原始性格的某些特點，如虛榮、潑辣、逞強、嫉恨、叛逆……始終存在于她的血液中。但是，藍蘋遠遠還不是江青。從藍蘋到江青，從1939年成為毛夫人直到成為“文革小組”組長、旗手，是有個復雜的漸變過程的。（《巴黎都暗淡了》，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

        確實，假如沒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在背后推波助瀾，一個普通人的品格再壞，又能掀起多大的風浪呢？據(jù)此，則當年藍蘋所掣月老祠簽語，能有多大的心理暗示作用，恐怕是完全不能高估的。

        讓我們來看另一個例子。巴金老人歷劫后，奮筆撰著其晚年的力作《隨想錄》，書中曾有這樣的自剖：“我喜歡把自己比作春蠶，三十年代初我們幾個未婚的年輕人游西湖到白云庵月下老人祠去求簽，簽上有一句話我至今還不曾忘記：‘……似春蠶到死尚把絲抽’。盡可能多吐絲，這就是我唯一的心愿。”拋開迷信的負面作用，這簽語倒尚有激勵人心、奮發(fā)向上的特殊效果。

        雖說境由心生，好在人的命運很大程度上也掌握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