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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洛尼亞老城保護:意大利共產黨的國際共運標桿
引子
最早聽說博洛尼亞的老城保護,還是十年前在《漢聲》雜志工作期間。每次夏鑄九教授來北京,和我們這些小編輯們酒過三巡后,總要談一談博洛尼亞的故事。這個名字好像一個圣地一般,牢牢印刻在心中。
今年春節期間去意大利旅行,到博洛尼亞的時候趕上天降大雨。它的老城區有著長達30多公里的拱廊街道,我走在拱廊之下,絲毫不用打傘,算是切身體會到了歷史保存對實際生活帶來的便捷和愉悅。這是意大利保護最好的歷史老城。
走在它的街道上,曾經遙遠的“圣地”符號逐漸變得清晰、真實。但這眼前古老與現實和諧交織的景象,究竟走過了怎樣的歷程?當我翻閱文獻,仔細閱讀博洛尼亞老城保護的故事后,才發現它背后更為復雜,也更值得去發掘的種種。
這似乎是一場明知注定失敗,卻依然不屈的抵抗。
把人和房子一起保護
1972年的一天,意大利博洛尼亞市發生了一次游行,反對市政府剛剛出臺的一項歷史中心區的規劃。鄰里委員會威脅到,如果不終止規劃,就“退出意大利共產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民眾反抗政府,威脅的卻是“退出意共”?要理解這個奇怪的邏輯,要從博洛尼亞的老城保護規劃說起。
二戰后,尤其是1960年代后,歐洲許多城市的老城區域人口不斷外遷,老城區留下的大都是窮人,形成了“貧民窟”。于是,對老城區建筑的維修和升級成為城市復興的主要手段。但這種方式帶來另一個極端的問題是“貴族化”——老城改造后產生巨大的商業價值,地價飛升,原來居民由于生活成本的提升而被迫搬到城市外圍,有些住進了政府建造的集體住宅,市中心則成為富人的地盤,人口性質發生了變化。
但博洛尼亞卻喊出了響亮的口號:建筑要維修,人也要留下!在當時的歐洲,它幾乎以一己之力抵抗著來勢洶洶的“貴族化”大潮。
這座城市曾在1955年制定過一個規劃,意圖增加人口,搬遷市中心人口到北部郊區的新城。但進入60年代后,博洛尼亞市政府否定了1955年的思路,以“反發展”作為其規劃理念。他們認為:這座城市不適合速度過快的發展,一切城市開發都應以尊重歷史為前提,并首次提出了“把人和房子一起保護”,即“整體性保護”——不僅要保護建筑,更要保護生活在建筑中的人,讓他們的集體記憶能夠保留下來,維持既有的社會肌理。
這里的集體記憶,是哪個集體呢?是工人階級。博洛尼亞擁有龐大的工人群體,他們在老城區的生活和記憶是規劃聚焦的核心。更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居住在老建筑中,需要被保護的人,百分之八十都是租戶。保護的不是業主,而是租戶,這是博洛尼亞規劃的亮點,也是最難點。這是后話。
1969年,意大利規劃師柴費拉提(Cervellati)主持制定了古城保護規劃,細化了“整體性保護”方案,劃定了13個保護區,基礎是保護低收入階層的根本利益。規劃將老城區的建筑分為四個類型,并設立了三組修復準則,具體規定出了建筑物可改變的類型、可以使用的材料以及建筑的功能。這個方案跳出了僅從建筑學和美學層次評估建筑價值的拘囿,強調建筑的時間、文化意義和社會使用方面的價值;同時強調,真正賦予歷史城區價值的,是那些外表看起來不那么“重要”的建筑。
San Petronio教堂博洛尼亞的“反發展”理念和“整體性保護”方案,已成為今天文化遺產保護行業的經典范例。把人和建筑一起保護,實際上就是今天我們強調的“社區”。以致今天每每看到打著保護遺產的幌子將原居民搬遷的行徑,文化遺產工作者會談及“博洛尼亞經驗”。在很多人看來,博洛尼亞的計劃,最亮點便是針對無良房地產商的“斗爭”。
如果僅僅這樣看待博洛尼亞計劃,未免太過簡單了。誠然,把人和房子一起留下,聽起來如田園詩般優美。但更值得我們思索的,是“整體性保護”方案如何實施,以及這座城市之所以能夠提出這套方案的政治和社會背景。只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理解它,認識它的成功與失敗,也不枉其“斗爭”一場。
大量保存下來的柱廊是博洛尼亞老城區的特征理想與妥協
一個規劃理念,一套城市規劃方案,如果只考慮what而不考慮how,還能取得成功,那是游戲《模擬城市》。博洛尼亞不是模擬的,而是實際的。這個世界上,最實際的兩個要素,一個是人,一個是錢。
這兩個問題,在1969年的時候基本無解。對建筑進行修繕,當然沒問題。可是,誰出錢?把居民保留下來,讓他們生活在原地,沒問題。可是,要求房主不能提高租金,你要是房主,你干么?市政府無力支付高額的維修費用,也沒有權力強制私人房主凍結租金上限。當時看來,規劃只是個甜蜜的夢。
老城居民區交通限制(井蓋右側是地鎖,由圖左的收費器操控)事情在1971年有了轉機。當年意大利頒布了《住房改革法案》,允許政府以低于市場價的價格征收私有土地,目的是在城市周邊可以建造滿足低收入群體的集體住宅,也可以集中力量將歷史街區中的私有空間改造為公共空間。
1972年,以《住房改革法案》為契機,博洛尼亞向市議會提交了《經濟公共住房規劃》,具體針對13個保護區的5個作為試點,對其內600座住宅進行維修,受影響的人口約為6000人,嚴格按照原地點、原形制、原材料的原則,并要求原住戶在修繕完成之后回來居住。(在修繕階段,原住戶被安置在250個由公共空間改造的臨時居所中)這個計劃需要多少錢呢?初步估算是3.1億里拉,而博洛尼亞市可以拿出的錢是1億里拉,又從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公共機構籌措了資金。無論如何,錢的問題暫時解決了。
那么有了法律作為尚方寶劍,看來博洛尼亞市政府也可以解決“人”的問題了?答案是否定的。《住房改革法案》雖然賦予了政府低價收購土地的權力,但沒有賦予其“強制征收”土地的權力。最初的《經濟公共住房規劃》中,博洛尼亞市提出的方案是“征收”。這個方案一出,立刻招致強烈的抵抗,主要抵抗者是房產的業主。
在一些中國學者的分析文章中,這些反對者多以“敵人”的形象出現,是無良的房地產商,只知謀求利益,不知歷史保護;而當地民眾則是政府的支持者,懷有高尚的歷史情懷,同房地產商進行著斗爭。這就未免陷入“好人/壞人”的二分論斷,過于片面了。當時的實際情況是,房產的業主很多也是最普通的居民,生活條件并非富貴,房租是其收入的主要來源。政府要求凍結租金上漲,只允許租戶支付約占家庭收入百分之十五的租金,當然是對房主利益造成了傷害。還是那句話,換做是你,你干么?
更為關鍵的是,這些房主非但不是惡貫滿盈的資本家,反而也是較為貧窮的工人階級。這些人在選舉中是博洛尼亞執政黨——意大利共產黨——的主要支持者!對,你沒看錯,博洛尼亞的執政黨是意大利共產黨,整個博洛尼亞保護計劃的推動者就是意大利共產黨。這也就有了文章開頭的一幕。具體歷史背景稍后詳談。
簡而言之,這些本來依靠自己擁有產權的小型住宅賺點小錢的房主,認為意共已經不能代表工人階級利益,故而奮起反抗。而對立面的那些租戶大都也是工人階級,當然也是意共支持者,參與到了爭論中來。在一次媒體主辦的聚會中,兩個群體發生了正面沖突,一則記錄這樣寫道:“在這次聚會中,你可以親眼見證城市規劃的后果——租戶和地主真實上演了一出“階級斗爭”。”
政府當然不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支持者發生內訌。因此,他們刪除了最初方案中關于征收住房的條款,取而代之的是臨時性的“合約”,即政府與業主達成某種約定,業主承諾不上漲租金,而政府對業主給予貸款利息上的優惠,以及一定的補貼。最開始,很多業主對這項“合約”機制深表懷疑,他們對政府提供的所謂優惠和補貼不感興趣,也因為擔心有朝一日政府會以更低價格強行征收房產,所以紛紛將房產按市值賣給了政府。逐漸的,越來越多的業主選擇相信政府,參與到了修繕計劃之中。
租戶呢?通過政策干預,政府允許租戶權利可以在同一家庭內繼承。這些房屋象征著博洛尼亞工人階級的集體記憶,仍舊由原先的住戶居住,這些人有一半都是單身的老工人。看起來,時間似乎就此定格,美好的歷史留在了城市中。但實際上,許多貧窮的老人仍然負擔不起房租,要讓他們留下,市政府仍需要對其進行補貼。
至此,我們可以回答那兩個問題了:沒錢?政府掏;人不支持?政府妥協。
理想不能當飯吃
把人和建筑一起保護,是一個理想主義的理念,但理想不能當飯吃。
由于沒有足夠公共財政支持,私人又根本不愿資助,博洛尼亞用了十年時間,才完成了最初劃定的600戶住房。如上文所說,整個博洛尼亞歷史中心區劃定了13個區域,共計15000多處住房。600和15000相比起來簡直是九牛一毛。盡管在這600戶實行了房租管制,但剩下的那些可不受限制,房價可以隨著市場而肆意飛漲。
另外,通過“合約”的方式與房主簽下協議,只是當時政府為了盡快推動規劃的權宜之計,卻不能保證其可持續性。這種“合約”一般年限是10-15年,合約期滿后,房主依舊可以將其放入市場。這實際上相當于政府出錢幫你修了房子,換來你若干年的妥協。
更為吊詭的是(或是更為符合市場經濟邏輯),恰恰由于歷史中心區的保護更新計劃,讓博洛尼亞市中心成為世人矚目的焦點,地價迅速增長,博洛尼亞的市中心區域一下子成為了意大利最貴的土地。盡管老居民得以留下,但有能力負擔高額房租的精英階層也不斷涌入,人口持續增加,反而導致博洛尼亞市中心區的人口發生了更為激烈的“貴族化”現象。
勞工階級可以低房租住在城中心修繕好的住宅中,也可以住在市郊的廉價公共住房中;精英階級可以來這里以高租金居住。那么,誰是貴族化的真正受害者呢?是那些沒有錢,也沒有資格住在廉價公共住房的人——學生。市中心高昂的租金他們支付不起,只得搬到低收入住宅的邊陲。他們手中沒有選舉權,因此在1977年時選擇了極端的方式抗議政府,甚至造成了一名學生的死亡。
最初以抵抗貴族化而采取的行動,反而成了貴族化的一個推手。難道,這是一場注定失敗的抵抗?
注定失敗的抵抗?
在與右翼勢力的斗爭中,意共的最大訴求便是“文化”。 尤其是要與當時意大利執政黨——基督教民主黨相抗衡,意共吸收了大量知識分子。他們要向世人證明:共產主義將以保存人民的文化價值作為執政方針,而資本主義的本質則是摧毀文化價值。
從某種程度而言,博洛尼亞宛如一個試驗場,是意共的政黨理念的一種實踐,以贏得更多民心。同時也要看到,博洛尼亞規劃的實驗性質不僅局限于一座城市。意共也有意將其樹立為一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標桿,即如何在資本主義體制下施行共產主義政策,抵抗資本主義帶來的文化記憶的喪失。
從這個角度看,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1972年計劃受到抵制之后,意共并沒有選擇繼續推進土地征收策略,而是選擇了妥協。一方面,共產黨也要在選舉中和其他政黨憑借選票相競爭,失掉民心,意味著選票的流失;另一方面,意共也必須獲得其他政黨的支持,在全國層面獲得更大的施展空間。
但是,制約意共大規模推動博洛尼亞規劃的,恰恰是其最重要的支持者——工人階級。許多意共的支持者對歷史城區的保護缺乏真正的興趣,這項計劃更是損害了其中不少人的根本利益。規劃“保護”了一部分意共支持者,卻也傷害了另一部分支持者。這不是簡單的民眾與房地產商的斗爭,而是更為復雜的政治理念與利益的糾結。
完全依賴公共財政的城市保護,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可持續性,沒有資金支持和民眾支持,理想也只能停留在夢想階段。20世紀80年代后,西方國家中關于福利國家的左翼傾向逐步被右翼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取代。政府不再會像1970年代一樣投入大量公共財政支持住房、教育以及遺產保護,這類公共事務的私有化、市場化。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即使博洛尼亞的建筑保留了下來,但人卻還是不得不面臨“貴族化”的困境。
用保護人來抵抗貴族化,用社會價值抵抗經濟價值,用共產主義抵抗資本主義,這是一場注定失敗的抵抗嗎?如果以“抵抗貴族化”的目標來衡量,的確如此。但是,博洛尼亞計劃的真正意義,在于一種對理念的探索。“把人和建筑一起保護”已經成為國際遺產保護的共識。關注建筑本身價值之外的社會和文化價值,也是博洛尼亞規劃留下的珍貴財富。博洛尼亞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視角:歷史街區的更新,文化遺產的保護,不一定以搬遷原住戶為代價。
博洛尼亞計劃的另一個間接影響,是讓人們意識到,住在歷史城區(而非在這里開店)是一種高層次的生活審美。雖然這導致了老城區人口的變化,但也保證了新搬入的居民至少對文化遺產是尊重的,而不是毫無修養的人。在這里,不同時代的記憶互相疊加、交織,形成了新的博洛尼亞文化記憶。
博洛尼亞計劃究竟是成功還是失敗,已并不重要。我們看它,不能簡單看它的文化遺產保護,畢竟這是在宏大的政治、社會背景下的一場頗具勇氣的實驗,也必須從政治和社會的變遷中思索它的價值。
延伸閱讀
夏鑄九:《意大利波隆尼亞的經驗》
Nico Calavita, “Urban Social and Physical Preservation: The Case of Bologna, Italy”
Luisa Bravo, “Area Conservation as Socialist Standard-bearer: A Plan for the Historical Centre of Bologna in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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