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跨入中古史領域，時光飛逝，已近四分之一世紀。自己在學術道路上經歷了從最初茫然無措，到借鑒探索一些“新”問題，又回歸“傳統”論題的過程。求新到求舊，也折射出自己思考發展的軌跡。

中國歷史的“熟臉”與“生客”

        1986年夏，進入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學習。當時，危機與生機并存。史學危機的陰霾彌漫學界，那一年，恰好也是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元年”。1986年10月召開了中國社會史研討會，次年第1期《歷史研究》集中發表了多篇文章，呼吁開展社會史研究。社會史的蓬勃興起，可謂近三十年中國史學最為矚目的變化之一。

        剛剛步入史學殿堂，多少也感受到了新風氣與新變化。大學四年，讀到不少西方新史學的介紹與研究，也修過這方面的課程，雖然對自己的未來并不清楚。

        1990年秋，幾乎沒有任何準備，一腳邁進了魏晉南北朝史領域。初窺大師鴻文巨著，似已題無剩義，真不知何處安身。進入博士階段，好在郝春文、劉淑芬兩位先生的論文先后發表，指引我注意到大量存在的北朝造像記，加上對法國年鑒學派心儀已久，略知些心態史的皮毛，便將研究對準了民眾的佛教信仰。自己于佛教史素無根砥，更不懂梵文，所幸關注的是一般信徒的信仰，他們領悟的教義不算高深，不然，門外漢如我者難入堂奧。

西魏吉長命造像拓片

        讀博士期間，一個短暫而意義深遠的經歷是旁聽了1995年暑假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舉辦的社會文化人類學高級研討班。短短的21天，卻初識文化人類學的門徑，給了我觀察現實與過去的另一只眼，受益無窮。

        深知佛海無涯，回頭是岸。閱讀造像記時，就注意到其中不少是村夫野子捐資鐫刻供養的。告別了佛教信仰，便投身到北朝村民生活。我雖生長在北京，農村生活的經歷短到屈指可數，卻深深懂得，無論古今，農民對于中國的意義。

        中古村落與基層社會的研究，日本學界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名家名作眾多，并與其中京都學派古代/中世的時代分期論緊密聯系，成為其學說體系中重要的一環。前輩的研究給我極大的啟發與震動，因自己接觸到他們幾乎不曾留意的造像記，較之文獻的記述，這些資料雖是個案，卻更直接、更原始，真切刻畫了千余年前普通百姓的心聲。利用它們，可以從新的角度與前賢對話。觸摸斑駁漫漶的文字，或遒勁或潦草，觀摩姿態各異的人像，或沉思或含笑。他們穿越千年，述說著所思所想、所愿所求，對家人、對生活空間、對朝廷、官府與制度的態度與感受，道出相互組織的方式。個別村落的居民甚至前后相繼，幾次成群結隊袒露心扉，在崖面刻下他們的祈愿、名字與身影。凡此種種，讓許多湮沒千載的蕓蕓眾生回到歷史敘述的舞臺，亦提供了反思許多學界定論的機會。

        1990年代學界討論的熱點之一是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以及市民社會的含義與適用性，2013年1月盛年辭世的鄧正來先生對推動這一研究居功甚偉。鄧先生本人只是2012年11月廈門鼓浪嶼上，在魯西奇兄召集的小會席間曾匆匆一見，沒有機會深談，遺憾終生。他的論文，包括評論，見解深刻透徹，對我思考古代中國的相關問題影響至深。我嘗試提出“村里”概念，意在反思“社會”一詞，尋找更為恰當地表達古代中國百姓基本生活場所的概念；概括出朝廷、州縣與村里三層構造及關系，參照了造像記中佛徒們的表述，希望借助“主位觀察”提煉一個更切近古代中國的分析框架，其實也是對鄧先生有關追問的一個回應。

        史學研究不能止步于考證事實，還需要構建解釋，這條路很漫長。對中國而言，目前恐怕首先要從基本概念的重新厘定開始。這些概念不應是盲目照搬西方，而要立足過去的事實潛心歸納與定名，“到最基本的事實中去尋找最強有力的分析概念”。 立基于此，逐步構建出關于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種種解釋，貢獻于人類。

        北朝鄉村的研究，2003年基本結束。其間另一重要收獲是處處感受到古人，包括身處底層，看似天高皇帝遠的村民，生活中皇帝與朝廷揮之不去的存在。有些是直接的，如造像記中對皇帝與百官的祈愿；有些是間接的，甚至迂曲的，如祖先敘述中對任官者的重視，題名中對官職，乃至授官途徑的關注，以及頻頻出現的“因官遂居此邑”一類表述，等等。這些不僅使我重新思考強調貴族自立性的六朝貴族論，更使我意識到皇帝與朝廷在古人生活中的份量，進而引導我去關注皇帝、朝廷與官府這些看似老生常談的話題。

        踏入這一領域，滿眼是層出不窮的新成果，后浪推前浪，令人目不暇接。仔細觀察，波浪下面則是幾乎靜止的潛流：那些不證自明的定論。其中關系最為密切的是對中國古代政體與皇帝性質的論斷，最為標準的說法莫過于毛澤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的論斷：“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后，就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除去“封建國家”或后來更流行的“封建社會”一詞，因其內含百年來意見紛紜，用者漸少外，近代以來，幾乎所有學者，不論現實立場如何，都自覺不自覺地基于此論斷展開具體研究。這一論斷能否作為研究不言而喻的前提？這個問題縈繞腦際多年，經過幾年的準備，終于將心得付諸文字。文章發表后引起了一些討論，社科院世界史所的徐建新先生甚至為此還專門組織了一場討論會。對我而言，這番冒險不僅促使自己對更多的基本概念加以反省，還令我更為明確地意識到學術史，尤其是近代學術史乃至思想史對于古代史研究的重要性。

“專制說”是由日本傳入中國的。20世紀初，中國海外知識分子逐漸了解這一學說，并以此作為批判武器。梁啟超是這批海外知識分子中較早關注日本“專制政體”說的人。

        近代中國的轉型，全面卻并非無所承襲，更非連根拔起，是延續中的轉變，斷裂中的連續。相較而言，思想與學術上的斷裂與轉型更為徹底，特別是歷史學。史家手里摩娑的是過去遺留的斷簡殘篇，心中擘劃的是現實中國的未來宏圖。面臨民族國家空前的危機，容不得安心治學、細心推敲，匆忙撿拾各路外來思想武器，披掛上陣，構筑出關于過去的種種宏觀解釋，并付諸實踐。這些解釋，表面針鋒相對，其實共享了不少基本前提，如西方中心論、進化論、線性歷史觀；也分享了若干基本結論，如中國古代專制說。這些前提與結論，通過教科書、辭典、報章、論著等等植入大眾的頭腦，潛移默化，代代相傳，直至今日，成為士林百姓篤信不疑的理論基因。

        生長于斯的我們，無論物質上，還是精神上，均已去古懸遠，要想理解先人，障礙重重。西方理論的引入，擴展了史學的視野，豐富了研究的工具，推動了史學的成長，功莫大焉。但在此基礎上匆忙搭建的種種解釋，是“得”，亦是“失”，方便了我們對過去的把握，同時亦成為我們貼切理解、洞察過去的一重障礙。對此茫然無知，恐怕我們筆下的歷史，都難免或明或晦、自覺不自覺地為西人的理論作注腳。幾番格義，熟臉亦變成了生客。

        雖說僅考察了“專制說”的形成與傳播史，這一工作卻提醒我注意近代以來形成的歷史論斷可能隱含的誤區，推動我擱置各種定見與概念，重返史料，去仔細辨別與傾聽古人的各種聲音，貼近觀察與認識逝去的王朝；同時也帶著我，從六朝時代上溯到帝國的形成期：秦漢。

        20世紀最后的10年，見證了簡牘的大發現與簡牘研究由冷到熱的變化，秦漢史的諸多新進展得益于層出不窮的簡牘。我工作了12年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秦漢魏晉南北朝研究室又是簡牘整理與研究的重鎮。整理文書簡方面，謝桂華先生是當之無愧的旗手。1997年夏天，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出土不久，謝先生就率趙平安、劉樂賢兄和我到湖北荊州與湖南長沙觀摩簡牘。那時我完全是個外行，只有好奇之心，盡管如此，此行還是觸動很大。在謝先生的言傳身教與逐字逐句的指導下，自己也從1999年開始摸索進行簡牘研究，從三國吳簡到漢簡。雖然沒有受過文字學的系統訓練，研究只能說是淺嘗輒止，卻別有洞天，開啟了一條切近觀察秦漢三國時代的新路。

如何在“重視變化”的傳統中展示日常？

        最近十年，我關注的核心是秦漢六朝時期國家的日常統治與形態。這是個龐大的課題，幾乎可以說是無所不包。個人精力能力有限，只是希望借助簡牘等新資料，結合傳世文獻，從若干新角度去觀察朝廷統治的實際運作。關于古代國家，傳統上主要屬于政治史與制度史的領地，在日本，還有專門的國制史。政治史與制度史的劃分，遠源恐怕可以追溯到正史中紀傳與志分立的敘述傳統。這種敘述體例的分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呈現了過去的面貌，不能不打個問號，且不說志書的敘述是否記述了某朝某代的實際情況。

        另外，傳統史書記述看重變化，《春秋公羊傳》桓公四年有所謂“常事不書”的說法，這恐是后代史家記事的不二法門之一。流風所及，中國史學傳統之一就是重視變化，以致有人說“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過日子，沒有什么變動，此等日常人生便寫不進歷史”。認同此說者不在少數，這或許正是傳統史書熏習下形成的觀念。過度關注變化，會目迷五色，忽視變動背后的不變。過去與當下人們所經歷的表面變動，實則反復，難道還少嗎？

        反觀生活，平淡無奇的日子自是主流，這些日子難道構不成歷史？變化只是相對于不變而言的，不了解常態，怎能準確把握變化、理解個別事件的意義與影響？常態匯聚了每個人的力量與作用，盡管人們多半意識不到自己在創造歷史，考慮的更多的是眼下的現實訴求，懷揣的往往是想象中的遠古大同世界。交錯乃至沖突的力量匯集起來，構成歷史的潮流與基調。各類事件只是程度不同地施力于潮流，有時會使其改變方向，有時不過是暫掀波濤，潮流依舊。先民們在常與變的交織中歷經世代交替、陵谷遷徙、朝代鼎革，從悠遠的洪荒時代一天一天地走到當下。

侯旭東著《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縣與村里》，這本書不同于傳統史學研究，作者關注的重點是北朝時期的基層社會。

        任何比喻都不盡妥帖。稱之為潮流，難以洗盡目的論的印記。其實，眾人行動或多或少帶有某種直接的目的，眾力匯成的潮流則超出參與者的預想，千百年后自結果觀之或可視之為潮流，但這并非時人所能預知與預見。這中間包含了當事人與后來者、現場感與后見之明的分別。史家論史需結合兩者，而前者更易被忽視，以致倒放電影的現象（亦有學者稱之為“歷史的輝格解釋〔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或“結果驅動〔results-driven〕的視角”）屢見不鮮。

        再現過去發生過的每個細節并不可能，亦無必要，需要的是努力洞察波濤下的潛流：挖掘出皇帝日常統治的某些斷面，拼接出朝官日常工作的狀態，梳理君臣在統治帝國上的關系，復原不同職位上小吏的工作實態，再現縣級官府運作的情況，剖析官員之間的往來與官場的活動，揭示百姓的作用，勾勒表述與實踐的關系，捕捉背后的心態與長時段的變動，等等，最終應對帝國的體制再做概括。大量出土的秦漢三國簡牘，特別是文書簡，提供了接近上述問題的寶貴契機。

        應該說，如何去展現日常，是個挑戰。例證、統計、歸納、個案分析，現有的方法似乎都不太給力，我也還在摸索中。

        最近十年，基于上述思考，圍繞秦漢六朝的日常統治做過一些局部的考察。不過，相對于此問題所牽涉的范圍，工作還相當零碎散漫，距離目標頗為遙遠。

以“近觀”重構失落的歷史

        承蒙朱淵清先生居中聯絡，中西書局慨允為我出本論文集，感激莫名。自己成果無多，也愿借此良緣，從過去二十年間發表的論文中選出十二篇，匯為一編。最早的一篇是我的碩士論文，定稿于1993年6月，其余各篇都是2000年以后陸續完成的，最晚的一篇發表于2013年12月。內容大體涵蓋了曾經涉足的不同領域，各篇均做過不同程度的修訂。唯北朝民眾佛教信仰方面，因已有專書，且將再版，后續新作很少，沒有收入。

青州龍興寺造像

        十二篇論文上及先秦，下至近代，相對集中于秦漢六朝時期，泛言之基本不出中古史。論題駁雜，從傳統的經濟史、政治史到新興的社會史，簡牘研究，乃至詞匯的知識考古，似漫無邊際，聚攏起來，卻也貫穿了一個基本的取向：近觀。這是重拾舊文時突發的想法，卻也和諸文的初衷頗為契合，并體現了自己當下的追求，因而拿來作書名。

        雖然每天的生活是在創造歷史，回望過去時，我們不過是后來的旁觀者。縱有后見之明，首要的應是順流而觀，畢竟歷史是先民們創造的。“近觀”包含了幾層意思。“觀”代表了研究者進入歷史書寫的姿態，說白了，就是認識，是主觀的活動。各人認識的立場、角度與偏好未必相同，不免人觀人殊。

        所謂“近”，意在強調要突破認識的多重障礙，盡可能貼近過去。不僅需穿越近代形成的定論叢林，還要參透傳統史書敘述布下的迷局，方有可能接近古人多姿多彩的生活世界。傳統史書因資料所限，多半立基朝廷與都會，俯瞰帝國，長期占據敘述中心的是帝王將相，他們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如何全面地展示他們的歷史作用，卻頗有講究。遠源自正史的傳統政治史與制度史的區分，帶來不少方便，亦伴生許多困擾，需要在反思中超越。

        我深受文化人類學的熏陶，更樂意從普通人的立場去“觀”：去追尋他們的生計，他們的選擇，他們的生活世界；以及他們與朝廷、官府間的互動，盡管這種互動往往充滿血雨腥風。所以會去關注漁采狩獵與秦漢六朝民眾的生計，尋找農民中國出現的根源，揭示史書某些敘述存在的語境；勾勒百姓生活聚落的實態，探討聚落稱呼變化的意義；透過碑銘觀察北魏胡族生活的軌跡，留心北魏朝廷對待胡族政策的演變。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

（湖南博物館）

        文化人類學傾心的另一重點是日常活動，盡管主要是部落社會的日常，同樣我們也不能忽視文明社會、帝國中的日常。解剖不同場合中人名使用的規則與意義，尋求從日常互動中把握帝國構造的新途徑。這種近觀則離不開后見之明的指引，不然無從揭櫫古人“日用而不知”的歷史死角的意義與作用。近觀不離遠眺，遠眺引導近觀。

        近觀的另一層含義是利用各種出土資料重構過去某些失落的片斷。以往論史多依重傳世文獻，這些文獻均多少包含作者的主觀意圖，并非純為史料。筆底春秋幾經篩選與剪裁，是記憶亦是遺忘。出土資料則更為直接，有些本就是無意史料，雖然打撈出的只是過去的幾束斷枝幾片碎葉。如何從中看出軀干，乃至樹林，方法上亟需斟酌，經典的“二重證據法”并非萬能。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人名年紀口食簿”冊書的復原與集成正是這方面的一點努力。東漢洛陽刑徒墓地的考察則是利用考古資料與重見天日的舊文獻的一次嘗試，聚焦于身份比   平民還低的刑徒死后待遇的細微變化，這也是傳統史書不屑一顧的角落。

        透過州郡縣設置的增減變化，捕捉東魏北齊時期不同政治力量之間博弈的草蛇灰線，是個傳統的政治史問題，卻也需要穿越漫無頭緒的史書敘述才能發現，沒有近觀也做不到。

        梳理中國專制說的出現、傳播與影響，是個近代思想史的問題，與其他論文毫不搭界，其實這種遠眺也是撥開層霧，近觀過去的前提之一。

        “近觀”“遠眺”角度各異，交錯并置，相激相蕩，或可照亮久遠歲月中若干隱入幽冥的側面。這些側面遠不足以拼出完整的畫面，但對豐富我們的認識，進而更好地反省自我，走向未來，多少會有些裨益。

        

        （本文系《近觀中古史：侯旭東自選集》一書自序，中西書局2015年版。經出版社授權，刪節發表，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