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原發表于美國《高等教育紀事報》2015年4月6日刊。作者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系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文化批評家。

        幾年前，在亞洲，一位驕傲的校長帶我參觀了他那座巨大的、設施先進的大學。同這樣一位杰出人物相稱的，是他身邊的兩位年輕保鏢，他們高大魁梧、西裝革履，對于他們，我所知的只是夾克衫下的卡拉什尼科夫沖鋒槍。稱贊完他新建的閃閃發光的商學院和該國最先進的管理研究所后，校長停頓了一下，允許我說幾句恭維話。當時我卻評論說他的學校里似乎沒有什么批判研究專業。他困惑地看著我，好像我在問他每年授予多少鋼管舞專業博士學位一樣，之后他非常生硬地回答說：“我會聽取你的意見。”接著他從口袋里掏出一小件什么尖端科技，輕輕彈開它，并向它說了幾句簡短的韓語，可能是“殺了他”之類的。一輛有板球場那么長的豪華轎車開來，校長被他的保鏢簇擁而入后，車子揚長而去。我看著他的車在視線里消失，猜想著他的處決令什么時候執行。

        這件事發生在韓國，但它可能也在這星球上的任何地方發生過。從開普敦到雷克雅未克，從悉尼到圣保羅，一件就其自身來說比得上古巴革命或者伊拉克入侵那樣意義重大的事情正在發展：作為人文批判中心的大學慢慢死掉了。大學，在英國有800年歷史，歷來被譏諷為象牙塔，這種指責總有幾分道理。但它們在自身與社會整體之間建立的距離，一方面起著作用，一方面又癱瘓了。在狂熱追求短期實用而無法自我批判的社會秩序中，大學反思其價值、目標和利益。在全球范圍內，當產生伊拉斯謨、約翰·彌爾頓、愛因斯坦和巨蟒樂團（Monty Python）的機構屈服于全球資本主義那目中無人的優先權時，這已然危急的距離正在消失，以至于快要完全不見了。

        這對很多美國讀者來說并不陌生。畢竟，正是斯坦福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為大學企業化提供模板。但在英國浮現的，是那種可以被稱為“沒有帶來富庶的美國化”——至少是美國私立教育的那種富庶。

        在那些傳統的、為英國紳士而備的人生最后一所學校里，這甚至也快成為現實，幾百年來，牛津和劍橋這些學校借助慷慨的捐款，在某種程度上總是與更廣大的經濟勢力相隔絕。幾年前，我辭掉了牛津大學的一個教席（這種事跟愛丁堡發生地震一樣稀罕），因為當時我搞明白了在很多方面，有人指望我像一個CEO那樣去做事，而非一名教授。

        30年前，我第一次來到牛津大學，那時候任何這樣的職業作風都將遭到有教養人士的鄙視。我那些殫精竭力完成博士學位的同事，有時會使用“先生”而非“博士”這樣的頭銜，因為“博士”代表了一個需要付出苦勞的學位，這種苦勞毫無紳士風度可言。出版論著被認為是一件相當粗俗的事。而每隔10年左右發一篇論葡萄牙語語法或古迦太基飲食習慣的簡短文章，被認為是約略可行的限度。更早以前，大學教師可能不需要為本科生費心安排課程。相反，如果有什么想法打動了本科生，比如想討一杯雪利酒，或想聊聊簡·奧斯汀或胰腺的功能，他只要到老師們屋里串串門就可以了。

        今天，牛劍依然保有其大學品質。在那里，是大學學監決定如何投資學校的錢，在花園里種什么花，教師公共室里該掛誰的畫像，以及向學生最為清楚地解釋為什么花費了更多錢在酒窖不是在大學圖書館里。

        所有重要的決定都是由學校全體教師在會議上做出，從財務、學術事務到日常管理的一切都由學校選出的學者委員會執行，它對全體學者負責。近年來，這種令人欽佩的自治系統不得不面對一些來自大學的集權化挑戰，正是這種挑戰導致我本人的退出。但總的來說，這種自治系統已經站穩了腳跟。正是因為牛津劍橋的學院大部分是前現代機構，它們的規模太小，可以作為去中心化民主的典范，所以盡管這是令人不悅的特權，它們得以繼續享有。

        在英國其他地方，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代替學者的，是層級式的管理，大量的拜占庭式的官僚主義：青年教師是小小的勤雜工，副校長（譯注：英國大學一般由副校長，即vice-chancellor主持日常工作）做事跟開通用汽車沒兩樣，資深教授現在是高級管理人員，空氣中彌漫著審計和會計的話語。書籍——那些穴居的、沉寂的前技術時代的現象——逐漸遭受橫眉冷對。至少有一個英國大學已限制教授在辦公室里可擁有的書架數量，以此來阻止形成“個人圖書館”。廢紙筐像茶黨知識分子一樣越來越少見，因為如今紙已過時。

        市儈的管理人員用無所顧忌的各種logo涂抹校園，并簽發那些蠻橫的、半文盲的文句寫成的文件。一位北愛爾蘭的副校長強占了校園里僅存的一間公共室，將之改為私人的會客廳，在那里他可以招待當地的頭面人物和企業家，而那之前本是教職人員和學生共用的。當學生占領房間以示抗議時，他命令安保人員搗掉了附近唯一的廁所。英國副校長多年來已經“摧毀”了自己的大學，但很少有這樣真的卷袖管去做的。在同一個校園里，安保人員如果發現學生閑晃，就會驅趕他們，他們認為理想的大學不應該有這些披頭散發、行為不可預知的生物。

        在這潰敗的過程中，首先被逼到墻角的是人文學科。英國政府繼續發放補助給科學、工程學之類的學科，但它沒有給文科任何顯著的資源。如果情況不改變，整個文科專業將在未來幾年內倒掉，這自然不在話下。倘若英語專業到時還活著，也許只能教教商科學生如何使用分號而已，這可不太可能是諾思羅普·弗萊和萊昂內爾·特里林的初衷。

        人文學科現在必須主要通過從學生那里收來的學費養活自己，這意味著，那些幾乎全部依賴這種收入來源的更小的機構已經通過不正當的方式，有效地完成了私有化。英國曾經正確地抵制了那么久的私立大學，正在日益匍匐逼近。但是首相戴維·卡梅倫的政府還大幅上調學費，這使得那些依賴貸款、欠了一身債的學生，理所當然要求更高的教學標準，并被更為個性化地對待，作為他們付了錢的回報，而此時人文學科正嗷嗷待哺。

        此外，在英國大學，相對研究，教學一度是不太重要的業務。帶來錢的是研究，而不是關于表現主義或宗教改革運動的什么課程。每隔幾年，英國政府就對其土地上每所大學進行一次徹底檢查，煞盡苦心細致測量各專業的研究成果。正是在此基礎上，政府給予相應的資金補助。于是，學者就少有激勵潛心教學，他們有充分的理由為生產而生產，大批量制造毫無意義的文章，創建多余的在線期刊，無論是否真的需要，也要盡職盡責申請外部研究資金，在填寫自己簡歷的時候打發莫名愉快的幾個小時。

        在任何情況下，英國高等教育中，官僚的大量增加，是由一種管理思想的盛行和政府評估工作不懈的索求而引起，它意味著學者很少有足夠的時間準備自己的教學，即便它似乎值得做，但在過去的數年里，卻沒有這樣去做。腳注密布的文章受到政府檢查官的青睞，卻幾乎沒有一本暢銷的教科書是為學生和普通讀者而寫。如何提高學術機構地位？學者所能做的是暫時離開機構，抽出時間來從事教學，以促進研究。

        而為更好地提升資源，學者最好完全放棄學術界并加入馬戲團，這樣金主就能省下一大筆讓他抱怨不已的薪水開銷，并讓官僚們在已然不堪的重負中伸展一下。在英國，除了少數幾個家喻戶曉、能拉來大量客戶的人，很多學者都意識到他們供職的機構將是多么熱愛看到他們離去的背影。事實上，時常有講師尋求提前退休，因為英國學術界幾十年前本是適宜的工作場所，如今對許多雇員來說是一種深切的不快。更加扭曲的是，現在他們的退休金也將大為削減。

        隨著教授轉成管理者，學生就成了消費者。大學為確保學費，不顧體面地互相爭奪踩踏。一旦客戶安全進入大門，他們的教授就有了壓力，不能讓他們的期望落空，從而可能失去學費來源。一般認為，如果學生失望了，那是教授的錯，這正如醫院里死者都躺在醫務人員門口。這種緊盯學生錢包的結果之一，就是目前流行的為20多歲學生量身定制的課程。在我自己所處的英語系中，這意味著要吸血鬼，不要維多利亞時代研究；要性研究，不要雪萊；要愛好者雜志，不要福柯；要當代世界，不要中世紀。于是，這種深層次的政治和經濟力量塑造了課程綱要。英語系若集中精力于盎格魯—撒克遜文學或18世紀，將是一種自戕行為。

        由于費用不敷，一些英國大學現在允許學生攜帶來路不明的本科學位進入研究生課程，而（通常被迫支付大量金錢的）海外學生可能將發現自己正在用不大熟練的英語開始攻讀博士學位。英語系曾經長期鄙視創意寫作，認為這是一種庸俗的美國式追求，現在卻也不顧一切聘請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說家或失敗的詩人，以吸引潛在的品欽們來玩涂鴉，學費被剝削后，他們最后憤世嫉俗地發現，通過倫敦出版商出版自己第一部小說或詩歌的機會，可能比醒過來發現自己變成一只巨大甲蟲的前景還要渺茫。

        沒錯，教育是應該順應社會的需求。但是，這跟搖身一變成為新資本主義的服務站不是一回事。事實上，如果能挑戰這完全異化了的學習模式，大學將更有效地應對社會的需求。中世紀大學很好地服務了更廣泛的社會，但它們是通過產出牧師、律師、神學家和行政官員，維持教會和政府，而非對無法產生直接效益的任何形式的智力活動皺眉蹙額。

        然而，時代不同了。據英國政府的說法，所有政府資助的學術研究，現在必須把自己看作所謂知識經濟的一部分，這種知識經濟要對社會產生可衡量的影響。相比古代歷史學家，航空工程師的影響是比較容易衡量的。而這個游戲，藥劑師可能比現象學家玩得更好。那些不能吸引來自私營產業的豐厚經費，或者不太可能拉到大量學生的專業，都將陷入長期危機狀態。學術價值等同于你可以找來多少贊助，而一名受過教育的學生將被重新定義為一個可雇用的人。這不是一個成為古文字學或古錢幣學者的好時代，這些職業名稱我們很快都無法正確拼寫，更不用說將其當作一個職業了。

        人文學科滑坡的影響，可以在其下游的中學教育系統中感受到，其中現代語言課程急劇衰落，歷史指的是現代史，古典教學主要局限在像伊頓公學這樣的私人機構里。（因此，倫敦市長、伊頓公學出身的鮑里斯·約翰遜，經常在公開聲明里穿插賀拉斯的句子。）

        的確，哲學家總是可以在街角開設一間“人生意義何在”的診所，現代語言學家可以在戰略公共場所執業，那里可能需要一點點翻譯。一般來說，這種思路就是，大學必須通過成為企業的輔助機構，來為自己的存在正名。正如一份政府工作報告冷竣指出的，它們應該充當“咨詢機構”。事實上，它們自己已經成為賺錢的行當，開始經營酒店、音樂會、體育賽事、餐飲設施，等等等等。

        如果說英國的人文學科分支已極度萎縮，那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被資本主義力量推動，同時卻資源寥寥。（英國高等教育缺乏美國的慈善捐獻傳統，這主要是因為美國的富翁比英國多。）我們也提到過，英國社會不像美國，傳統上高等教育不被視為一個可以買賣的商品。事實上，這大概是今日英國多數大學生的信念，即認為高等教育應該免費，就像蘇格蘭做的那樣。雖然這種觀點中不免有一定的切身利益，但也有相當程度的正當性。教育青年，就像保護他們免受連環殺手戕害，應被視為一種社會責任，而非盈利問題。

        我自己曾經是政府獎學金的受益者，在劍橋當了七年學生，無需付出任何費用。確實，在那個敏感的年紀，如奴隸般仰賴政府，其結果就是我變得毫無氣概，委靡頹唐，不能自食其力，如果有人要求我用獵槍保護家人，我恐怕也難以做到。我依賴政府以至于懦弱，甚至不時呼叫當地消防部門，而不是自己伸出粗壯的手臂撲滅火焰，并以此聞名。即便如此，我仍然愿意為七年免費劍橋大學生涯，交上自己陽剛的獨立個性。

        的確，在我自己的學生時代，英國人口中只有約5％讀了大學，今天，有人說這一數字已上升到50％左右，不能再負擔那樣的慷慨精神。然而僅舉一個例子，德國就為其龐大的學生群體提供免費教育。英國政府如果認真考慮解除年輕一代肩上沉重的債務，可以嚴查那些不道德的逃稅富人，追討每年數十億的財政損失。

        同時，應當尋求恢復大學的光榮血統。在現代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總是屈從于嚴厲的檢視，而大學和文科是少數僅存的另類競技場。人文的價值不在于其方式是否符合主流觀念，而在于事實上的相悖。兩者整合并沒有價值。相比現代，以前的藝術家們更徹底地融入社會整體，但這部分的原因在于他們往往是某種意識形態狂熱分子、政治權力代理人和維護現狀的喉舌。而現代藝術家卻相反，在社會秩序中沒有這樣安身的神龕，正是出于這個原因，他或她拒絕將虔誠認作理所當然。

        但是，在一個更好的體系出現前，我本人已決定聽天由命，去面對那些無禮的庸人和粗魯的實用主義者。說來慚愧，我現在也在課程開始時，詢問我的研究生是否能買得起我那些獨具慧眼的文學見解作品，或他們能否湊合著發表一些有益的、哪怕不那么閃閃發亮的評論。

        充滿洞察力總是惹人厭煩，并且也許不是跟學生建立友好關系的最有效方法；但它看起來是目前學術氛圍的必然結果。對于那些說這是給學生分三六九等的抱怨，我要指出的是，如果不能為我最敏銳的分析交出現金，也完全可以來物物交換：新鮮出爐的餡餅、自釀啤酒、針織毛衫、厚實的手工皮鞋，所有這些我都樂意接受。畢竟，生活中不僅只有金錢。

        （澎湃新聞記者謝秉強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