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路線如果真正得到貫徹落實，它的有效性是非常高的。但是，因為有些時候它會變成一個官樣的文章，沒有真正貫徹，現在很多基層干部是走讀干部，（只是）每天開車到某個鎮上班。”王紹光說。

        《中國·政道》和《中國·治道》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講座教授王紹光的兩部近作，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作者基于中國政治發展實踐，從國際比較的視野，辨析了當代中國的政治發展， 提出以“代表型民主”超越“代議型民主”，以“人民社會”超越“公民社會”等觀點。

        4月4日晚，王紹光教授在北京三聯韜奮書店舉行了這兩本書的讀者交流會，并接受了澎湃新聞（www.thepape.cn）記者的采訪。

 “國家的社會保障必須和發展水平相適應”

        “中國的社會保障在過去十年左右有一個‘大躍進’”，王紹光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cn）記者說。根據王紹光的研究，中國在醫保、養老保險、低保、保障房等社會保障上的投入已占中國GDP的11%左右，其中2006年至2015年中國要建設5100萬套保障房，“假設一戶是3口人就是一億五千萬人，基本上是一個日本，半個美國。我覺得這是很大一件事，但是沒人真正說過這件事情，從這個意義上說是一個躍進。”

        王紹光曾提出中國式社會主義從1.0到3.0的三個階段：從1949年-1978年的“匱乏階段”、1979年-2001年的“溫飽階段”、2001年以后的“小康階段”。其中2.0版本的中國式社會主義為了追求盡可能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帶來了一系列后果，讓人們普遍感覺到“不安全、不平等、不舒適”。

        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王紹光坦言：“現在我也變得非常矛盾，一方面，過去很多年我一直在提倡要把保障水平提高，但是現在看到我自己研究出來的數據后，又覺得不能提高太快，因為任何國家的社會保障必須和發展水平相適應。”

        根據王紹光的不完全統計，社會保障投入份額占國家GDP11%以上的只有少數發達國家，我國每年10%-20%的社會保障增長速度將面臨經濟下行、稅收減緩的巨大壓力。“社會保障一旦鋪開，必須有堅實的經濟基礎能夠支撐它。大家都想減稅，都想把保障加起來，這是一種相互矛盾的希望。”王紹光說。

“中國體制的學習模式與適應能力”

        王紹光把中國體制的優勢總結為靈活，或者在他的書中闡述的“中國體制的學習模式與適應能力”。王紹光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摸著石頭過河’，它不是形象的東西，它是一邊干一邊學，有時候一腳踏空了，但另一腳可能就走對了，就這樣慢慢往前走，這就是中國的活力。”

        王紹光試圖以農村醫療融資資本制的變遷為例探索中國是如何“摸著石頭過河的”，研究一直追溯到1954年以前合作醫療的萌芽階段，從傳統合作醫療的興起到衰落、新型合作醫療的探索與建立，來梳理史實分析決策者與政策倡導者如何利用實踐與實驗進行多方位的學習。

        王紹光在《中國·政道》和《中國·治道》中總結中國的體制屬于高適應性體制，而許多選戰喧囂的體制卻只能歸入低適應性體制。在西方主流意識形態中，競爭性選舉是劃分政治體制是否優良的唯一標準，但王紹光從是否具有學習模式和適應能力來劃分體制優劣。

        王紹光認為，具備適應能力的中國道路“不是直的道路是彎彎曲曲的，它一定會有失誤，這么大個國家，那么多事要辦，內外的壓力都很大，它一直在往前走，碰碰撞撞，而且走得還不算太離譜，我覺得這是優勢所在。”

“政道”指的是治國的目的，“治道”是治國的手段

        王紹光在交流會上坦言，這兩本書中隱含著對政體思維的批評，他在《政體與政道》這一章節中寫道：“無論在國外，還是在國內，人們都非常重視政治制度或者政治體制。在不少人眼里，一些問題都與政體相關，諸如經濟增長、社會公平、腐敗、幸福等。”

        所謂“政道”指的是治國的目的，“治道”是治國的手段。王紹光將政體思維與政道思維的不同，定義為視野的寬窄，西方政體思維重政體，而政體只是各種制度的一小部分，在中式政道思維中制度只是一部分，因此不會陷入制度決定論和政體決定論。

        中國古代傳統思維的“道”文化被王紹光應用在政治學的研究中。王紹光在交流會上說，“中國的思想家在疆域大、人口多的共同體里面生活，他不會從政體上、形式上去考慮，他考慮的是——什么是治國的最高的目的，這個叫做‘道’。”

        王紹光在《中國·政道》寫道，“西方的學者講到中國的時候，先給你戴帽子——威權體制。后來覺得怎么跟伊朗的不太一樣，和拉丁美洲的也不太一樣，那我還得給你帽子上加一點花邊，要不然的話你這個帽子跟別人沒有辦法區分，叫做列寧主義式的威權體制，這是一種花邊。”

        在過去幾十年里，“權威主義的標簽像狗皮膏藥一樣被隨處亂貼，從晚清時代開始，一直到民初時代、軍閥時代、蔣介石時代……無一幸免。中國政治在此期間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貼在中國政治上的標簽卻一成不變。”

        “群眾路線”也是《中國·政道》和《中國·治道》這兩本書談到的一個重要話題。 “中國的群眾路線作為民主的實現方式，我覺得是可以把它普遍化的，是帶有普世價值的，（我覺得）其他的國家也應該學習。”王紹光在交流會上說。

        他以美國女議員來舉例說明，“最近有一個美國女國會議員實踐了一把群眾路線，當然她從來沒有聽說這個詞。她去了一個無家可歸人員收留中心，住了一個晚上，她發現很多事情她以前從來不知道，她從來也不可能體會到。她寫了一篇文章，建議國會議員都有必要體驗一下。這不就是我們的群眾路線嗎？過去我們叫做‘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

        王紹光認為，“群眾路線如果真正得到貫徹落實，它的有效性是非常高的。但是，因為有些時候會變成一個官樣的文章，沒有真正貫徹，現在很多基層干部是走讀干部，根本就不在那個地方住，（只是）每天開車到某個鎮上班，或者到村里來上班。”

        有學者認為，十八大以后中央決定展開了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實際上是一種群眾路線回歸的教育運動，但是如果把群眾路線作為中國式民主的核心的話，不是單純通過一次教育就可以實現的。王紹光的觀點主要是，群眾路線是一個需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問題，群眾路線作為中國獨特的逆向參與的實現形式，能夠幫助決策者走出體制，主動了解民情、了解民意，制定具有高度回應性的政策。

        在王紹光看來，世界非常復雜，我們就要按照復雜的世界來考慮問題，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換個政體也許可以解決某些現存的問題，但也可能帶來一些新的也許更大的問題，而最基本的政治常識或原則是：切不可幻想用簡單的方法對付復雜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