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個猶太思想流派盛行于公元前1世紀，為首的兩位拉比分別是——希勒爾（Hillel）和沙邁（Shammai）。《塔木德經》告訴我們，后者嚴謹而急躁，脾氣火爆，而希勒爾則儒雅又溫和。

有一天，一個陌生人來找沙邁，要求皈依猶太教。他急急忙忙要求道：“讓我成為一個猶太教徒吧，條件是：在我單足獨立那會兒，你把整部律法教給我。”

什么神經病！還不是猶太教徒呢，就已經表現出這樣的放肆！盛怒之下，沙邁用手杖打了那人，把他趕出家門。

陌生人若無其事，接著去找希勒爾，去他那里試試運氣。希勒爾平靜地接受了這一挑戰。在那個想要成為猶太教徒的傲慢之徒單足站立那會兒，拉比宣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就是整部律法，其余的都是注解。現在去鉆研吧。”

我干嘛要講這個故事？好吧，經濟學也一樣：人們寧愿多多益善，但擁有的越多，賦予每個新增單位的價值就越少。這就是經濟學的全部，其余的都是注解。現在去閱讀吧。

人們對幾乎每一樣東西都喜歡多多益善，但喜歡的程度卻依次遞減，古希臘人早已注意到了這個事實。許多年之后，18世紀，當時在俄國圣彼得堡教書的數學家丹尼爾·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利用這一知識，對堂兄尼古拉（Nikolaus）提出的一個賭博問題給出了解法，他和他的數學家同行加布里爾·克拉默（Gabriel Cramer）——分別——提出的這個巧妙解法，恰好就是基于下面這個事實：“財富的效用”（亦即其享受）隨著財富的增加而減少。畢竟，多加一塊錢，為一個無家可歸的乞丐提供的效用，比為一個百萬富翁提供的更多。

對這些數學家來說，“圣彼得堡悖論”所代表的東西，不過是一個關于碰運氣游戲的有趣問題；他們沒有從中引申出數學難題與經濟學之間的關聯。實際上，18世紀的經濟學主要涉及偶然的觀察結論。例如，古典經濟學的奠基人亞當·斯密（Adam Smith）通過描述一家針廠的工作，引入了勞動分工和規模經濟的概念。早年的經濟學家也提出經濟模型。然而，除了算術的說明和實例之外，他們的工作主要由詞語組成：描述他們的觀察，講述趣聞逸事，并解釋他們的結論。

因此，比起（比方說）物理學、醫學或化學來，經濟學曾經不被視為一門嚴肅的科學——至少在數學進場之前是這樣。這門學科只是在數學模型被發展出來之后才成為一門嚴肅的科學，這些模型提出如何優化某個東西，諸如財富、利潤，或金錢的效用什么的。這事只是在19世紀晚期才發生，當時，新古典經濟學開始利用數學的方法和工具。（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在1895年創立諾貝爾獎時，經濟學并不在授獎的科學之列。）

正是在這里，伯努利家族再次摻和進來了。除了提出圣彼得堡悖論的解法之外，丹尼爾·伯努利及其杰出科學家族的另外幾個成員，都是微積分應用的先驅，這一數學技術是艾薩克·牛頓和戈特弗里德·威廉·萊布尼茨為了研究物理目標的連續改變（例如行星和移動物體的路徑）而發展出來的。

在19世紀晚期，有三位彼此獨立工作的經濟學家——英國的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瑞士的萊昂·瓦爾拉（Léon Walras）和奧地利的卡爾·門格爾（Carl Menger）——開始把微積分應用于經濟學。由此，經濟學的數學化開始了，這門學科的一個成果豐碩時期也隨之而來。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使用的數學變得越來越精密復雜，最終，經濟學的學術論文與數學科學的研究幾乎無法區分。經濟學幾乎成了純數學的一個分支。

20世紀晚期，隨著行為經濟學的出現，情況再次改變。大約20世紀70年代之后，這門學科采用了一條更具行為導向的路徑。因此，在過去約半個世紀的時間里，目標變成了描述人們的實際行為，這門學科也就更多地依靠心理學，而不是數學。（也就是說，在1968年設立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后的最初幾十年里，授予這個獎項完全因為數學理論，但后來，因非數學模型而授獎變得流行起來。）

本書談論的是，人們如何做決策。此外，因為決策是大部分——即便不是全部——經濟學的基礎，本書還呈現了一條走進經濟思想史的新穎途徑。

《300年經濟決策史：風險、選擇和不確定性》，喬治·G.斯皮羅 著，秦傳安 譯，
東方出版中心2021年5月出版。

本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通過介紹18世紀和19世紀早期的一些人物，以及他們的財富效用理論，從而搭好舞臺。第二部分呈現那些追隨的人們，以及他們發展出來的模型，主要在19世紀晚期及20世紀上半葉。這些模型引導理性的行為人做出最優決策（例如規范經濟學）。數學和公理體系是標配。第三部分涵蓋20世紀下半葉迄至今日的發展和人物，描述人類實際上如何采取行動（例如實證經濟學）。事實證明，大抵說來，人并不是理性的。因此，漂亮的數學模型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心理學則成了這場游戲的名號。

本書的觀點并不是認為：經濟學已經變得太過數學導向了，一次反沖正在發生。正相反，數學曾經是而且必將繼續是規范經濟學的基礎，亦即——決策應當如何被做出。事實上，行為模型也依靠數學。

然而，在描述人們實際上如何決策時，數學便變得不那么突出了。據近年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及其他人說，恰恰是決策者計算能力的局限以及他們對標準模式的無知，使得人類看上去似乎是“非理性的”。

……

筆者希望，本書不僅能讓讀者獲得信息和樂趣，而且能讓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偏見，諸如認知偏見什么的。歸根到底，正是這些偏見，讓我們大家成為人。

（作者喬治·G.斯皮羅為世界知名科普作家，希伯來大學數理經濟學博士，曾任教于希伯來大學、蘇黎世大學等，著有《開普勒的猜想》《定價未來》《數字的秘密生活》等，本文摘自《300年經濟決策史：風險、選擇和不確定性》一書引言，澎湃新聞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