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中國大陸的大學普遍遷往郊區的大學城，不僅校園面積擴大，也使很多大學可以重新布局校園建筑。從經濟意義上講，一些地方政府為發展新區或開發區，給搬遷的大學以巨額補貼，學校自身也在校園騰挪中獲得了級差地租。

看似多贏的格局，所造成的一些弊端卻要由學生承擔。最近有媒體報道說，學校搬到路途遙遠的郊區大學城后，交通不便，給學生校外實習、勤工儉學等社會實踐造成很大困難，使本該接觸社會的大學生在大學城里“被圈養”，形同繼續上高中。此外，很多教師如果沒有課，更愿意呆在城里，師生之間交流受阻。為此，有的大學實行高年級學生回老校區學習、生活的變通辦法，試圖化解弊端。

從人文意義上講，大學搬往郊區的損失尚未被注意到。

大學搬到郊區特別是遠郊后，學生與所在城市民間社會的人文聯系幾乎中斷。大學誕生以來，就是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的精神高地，它總是試圖拒絕過度世俗化，但世俗社會一直在源源不斷地從大學吸收精神營養，大學及其研究機構一直在引領一個社會的精神風尚是個不爭的事實。

盡管近代以來有大思想家主張大學應該搬到荒郊野外，以便專心治學，這是一種精英主義的態度。今天的大部分大學教育已不再是純粹的精英教育，而是更多與比較高級的職業訓練有關的大眾教育，因此籠統地提出大學應搬到郊區已沒有現實意義，而且大學搬到郊區后，不僅學生接觸城市民間社會比較困難，一個有一定精神追求的城市市民要到大學去聽一次感興趣的講座，感受大學的精神生活和智慧創造也顯得困難重重。從完整的城市生活來講，充滿活力的大學對市民的精神生活已經影響微弱，聊勝于無。

不僅如此，當大學還在城區時，城市民間和文化機構的知識分子與學院知識分子之間的互動很頻繁，很多民間知識分子樂于到大學與教師和學生進行簡便的交流，從中獲得精神創造的各種靈感，或了解未來社會精英們的所思所想。如今搬到郊區后，非獲正式邀請，他們已很難專程去大學一趟了。

天才思想家未必需要與人有多少交流，但在新的天才尚未降臨之際，如果普通知識分子之間缺乏相互交流、激蕩、辯難、激勵的機會，整個社會精神生活的原子化趨勢必定加劇。

中國大陸的著名大學，一般短則數十年，長的有一百多年歷史。一代又一代知名學者在校園中留下的足跡本身就是一道人文景觀，是一種很好的學術激勵，校園搬遷往往割斷了學校的這種文脈，這些學者也便成為書本上的歷史人物，與學校本身的精神聯系也就不那么血脈相通了。

新的校園興許可以形成新的人文傳統，但那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至少在當前，那些嶄新的校園還不是精神故鄉，對生活在城市里的市民來說，所謂新校區還只是一個地名而已。

為今之計并不是要重新將放逐于遠郊的大學重新請回城里，人文損失有時候看不見，但可以明顯感受到，可怕的是無知無覺。感受到了，損失也就減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