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時行是萬歷年間繼張居正之后著名的大明首輔，在黃仁宇的暢銷書《萬歷十五年》中以“男二號”出場，為廣大歷史讀物愛好者所熟知。作為清代乾隆年間就開始傳唱的一部著名戲曲《玉蜻蜓》的男主角，申時行以及他的本名徐時行在古代的人民群眾中有著更高的知名度。《玉蜻蜓》編造了申時行的離奇八卦身世，當然純屬創作，其故事惟一真實的原型即申時行中狀元前確為徐姓。但歷史上申時行改姓的具體時間史學界卻無明確說法，一般只模糊提到改姓在中狀元之后。近期北京德寶的迎春拍賣會上拍出一件目前傳世書籍中，據筆者陋知，惟一題名為徐時行的《徐狀元書主意》五卷殘本，對我們進一步認識申時行的早期身世大有助益。

        申時行早年改姓前所著書刊行的有兩種可考。其一為《群書纂粹》八卷，《四庫全書子部存目》著錄，《提要》云“是編掇摘諸家議論之文，分類纂輯，以備策論之用。不足以言著述。殆其應舉時所私抄，而傳寫者授之梓歟”。通過四庫提要對其內容的分析，應該多半即是徐時行壬戌（1562）年高中狀元后所刊。遺憾的是此書今已失傳。另一即為《徐狀元書主意》，此為版心縮寫的書名，每卷首末所題全名為《蘇郡新刻壬戌狀元瑤泉徐先生真傳書經全主意》，十二行二十五字。這種長長的書名多見于萬歷以后，但嘉靖時期亦有相關例證，如嘉靖二十八年（1549）書林胡氏刻有唐順之的《唐會元精選批點唐宋名賢策論文粹》等。

        以筆者寡見，徐時行此書也長期處于亡佚狀態，歷來藏書目皆未載。但有在其稍晚刻出的兩種《尚書》類著述，均于序跋里提到該書。一為《經義考》著錄《書經虹臺講義》（今傳世，具體書名為《黃徽郡新刊書經講義》），其嘉靖四十三年（1564）自序：“蓋嘗三復舊說，博采師友之閱見，如屠道南《研幾錄》……徐瑤泉諸講說……集成《尚書講義》。”此序雖未題到書名，但所指即為《徐狀元書主意》無疑。

        另一是徐胤錫為鄭曉《禹貢說》作的跋：“昔先君為卿于朝，隨學焉。……從端簡公數月。時先君以病不能躬謁也。鄭師出一帙曰《禹貢說》，謂予曰：‘子能了此，《禹貢》無難矣。’不幸先君即棄世，予扶柩南歸……予幼弟時錫先君命予教養而無其師，乃謀諸……僉謂徐瑤泉時行真今日《書經》師也，因延諸家藝以訓幼弟。予雖少長于瑤泉，仰其德學，實師事之。因出鄭師所作《禹貢說》，瑤泉捧誦不已，予復語瑤泉當法鄭師之意作《虞商周說》以足鄭師所未備。瑤泉首肯，斟酌五年而后成。今瑤泉《講意》大行于世而鄭師《禹貢說》獨缺，讀是經者恒以為歉，予故梓之以與同志者共焉。嗚呼，二《說》并行，數圣人之心法見矣。隆慶二年中秋日舊吳玄適子允泉徐胤錫識。”

        此跋對于研究申時行的生平早期事跡非常重要，似一直未能被學界重視。另在申時行《書經講義會編》四庫提要中有：“考徐允錫作鄭曉《禹貢說》跋云：‘嘗屬徐瑤泉作《虞商周書說》，以補所未備。’徐瑤泉者，即謂時行，蓋時行初冒徐姓。允錫跋作于隆慶二年，時猶未復姓也。據其所言，時行蓋深于《尚書》者。然其《書》說竟不及成，惟此編存于世云。”四庫館臣之疏漏觸目驚心，不僅把徐胤錫名字弄錯，跋文中明確提到“《講意》大行于世”“二《說》并行”等信息也被忽略。從跋文可知在隆慶二年（1568）《禹貢說》刊行之前徐時行的書經講說著作早已行銷，也就是最近剛拍出的這本《徐狀元書主意》。古人稱引長篇書名沒有具體照錄的習慣，一般只用簡稱代之。這篇跋文讓人吃驚的是，徐時行給人講授《尚書》的時間跨度非常之長。從《徐狀元書主意》這類書的出版規律來看，就是在徐時行中狀元當年刻出的。后來其在《書經講義會編》序中也提到：“既卒業，遂獲雋以去，而好事者謬有稱述，頗流傳四方。”流傳四方的也即此書。考其中狀元時的年齡并不大，僅二十八歲，按此跋其得鄭曉《禹貢說》在五年以前。而徐胤錫在送給徐時行《禹貢說》之前又隨父在朝多年，徐時行在徐胤錫父入朝之前曾在其家教授《尚書》，年紀還比徐胤錫小，估計也僅十來歲就被鄉賢稱頌為“《書經》師”。《尚書》是古代經學著作中最難讀的一部著作，申時行除了讀書方面的天分外，其少時的童蒙教學經驗恐怕也給后來的經筵侍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萬歷皇帝正是年幼登基，少年人容易對佶屈聱牙的《尚書》經文提出的相關疑問，申時行無疑有著豐富的應對經驗，因而良好地勝任了萬歷皇帝的開蒙工作。其任帝師的教學細節，也不是申時行另一部當時最為流行的《尚書》說解著作《書經講義會編》所能完全體現的。

        回到《徐狀元書主意》一書，此次拍出的雖為殘卷，但重要的是恰好存有卷三《禹貢》一篇的說解。這也使申時行和徐氏宗族間關系的微妙變化有了合理的注解。注意《禹貢說》跋雖明著對徐時行都是褒詞，但“讀是經者恒以為歉”，即為暗示《徐狀元書主意》一書中的《禹貢》說解并不讓士子們滿意。其實算來徐胤錫得《禹貢說》已十余年了，他若有心刊行早就刊了，其述送徐時行的原因也流露出此書絕不會輕易示人。

        《徐狀元書主意》一書中除著者徐時行外，另列有：“同年進士南沙向鈳校；庠生吳之臣，門生顏承基、陸云龍閱；三衢閶門竹軒童有年梓。”徐氏宗族在蘇州的庠生肯定不會少，徐時行門生中的徐姓恐怕也不止徐胤錫家，更何況徐胤錫還送過鄭曉的《禹貢說》。但此書的刊刻完全沒有讓本鄉徐氏沾邊，估計當時見孫子高中狀元，徐時行的祖父即告知其本姓申之事。由于另一本徐時行著的《群書纂粹》已經失傳，也不排除此書刊刻有部分徐氏宗親參與。因為校刊書經注解顯然需要較高的學識基礎，徐時行未讓蘇州當地徐氏參與《徐狀元書主意》的校刊，也許只是覺得確實沒有合適的人選。

        盡管《徐狀元書主意》一書的刊刻過程肯定已讓以徐胤錫為代表的部分本鄉同姓不滿，但這畢竟是蘇州徐姓中的一大光彩事，而且徐時行未來仕途順利的話，大家還指不定要有什么托求他的地方，因此徐胤錫也沒有在《徐狀元書主意》甫刻的同時就刊行《禹貢說》。

        《同治蘇州府志》中記載有徐時行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所撰《學宮記》碑，該志另載萬歷年間題名申時行的兩方碑記。這些題名反映出徐時行中狀元后返蘇州為祖父丁憂期間，仍用原名。在《申氏宗譜》序中申時行提到“余乃上疏請復申氏”，而在申氏《賜閑堂集》中卻沒有收錄這篇疏文，恐怕也是不愿刺激蘇州當地徐氏宗族的感情。這不僅讓其改姓時間一直難有具體著落，也成了后來戲曲創作者編創的靈感源泉。是什么使徐胤錫把一直秘不示人的《禹貢說》拿出來刊刻呢，恐怕正是徐時行要改宗姓申得皇帝批準的消息傳回蘇州促成的。申時行起復和徐胤錫刊刻《禹貢說》恰在同年，這恐怕并非巧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申時行服喪的時間也極不正常，從嘉靖四十二年直到隆慶二年，遠超常制。這應當是其向皇帝上疏改姓需要準備考訂清晰的世系資料，而在原有的丁憂期內未能備齊相關資料，故為全其祖父之志，直到資料籌備充分后才起復。

        綜上，徐時行是在為祖父超期丁憂后，于隆慶二年得到皇帝批準改姓申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