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少俠 朝陽少俠

2021年6月儼然成了美西方破鏡重圓的“蜜月期”。七國集團峰會、北約峰會、美歐峰會馬不停蹄，美國大哥高調回歸，眾小弟彈冠相慶，英國首相約翰遜直稱拜登宛如“一股新鮮空氣”。

▲ “白頭鷹”如今仍沉迷于操弄全球

啟程赴歐前，拜登特地在《華盛頓郵報》發表署名文章，稱此次歐洲之行要把其他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團結在美國周圍，展現“民主國家”應對挑戰和遏制威脅的能力。北約峰會公報也極力渲染北約面臨“專制大國”制度性競爭，暗示中俄試圖破壞全球民主。

▲ 2021年6月14日，北約峰會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圖為各成員國領導人在北約總部觀看數字大屏上的成員國“全家福”。

然而，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是，越是“得國不正”，越是要強調自己“血統純正”。“民主國家峰會狂歡”的背后，是自詡“民主”的西方世界漏洞百出的“民主敘事”。西式民主的四宗原罪，早已欲蓋彌彰。

一、西式民主制度并非歷史的必然，而是歷史的偶然。

西方國家提及民主“言必稱希臘”，以此夸耀自己的“民主傳統”源遠流長。然而，2500年前的雅典民主只是當時數百個城邦中的一種體制，且已經呈現出了內訌、低效、腐敗、民粹等種種問題，絕非神話中完美無瑕的理想社會。

雅典民主建立在“自由民”奴役大量奴隸的基礎上，婦女更是毫無民主權利，至于奴隸則只是“會說話的工具”。在這樣的體制下，“多數人的暴政”并不鮮見，人盡皆知的“蘇格拉底之死”就是最好的案例。

▲ 法國畫家雅克·大衛在1787年創作油畫《蘇格拉底之死》，描繪了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死前的情景，因蘇格拉底主張無神論和言論自由，雅典人以不敬神和敗壞青年兩項罪名將他送上法庭，判處其服毒自盡。

不難想象，雅典沒有因民主制度而成為“山巔之城”，更沒有“終結歷史”，反而自己先后被終結在斯巴達和馬其頓的鐵蹄之下。到了17世紀，民主淪為英國貴族制衡王權、要求分權的“政治工具”。

隨著18世紀工業革命的興起，工人階級登上政治舞臺，西方統治者終于發現了民主的“最大用處”——防止革命。曾有西方學者形象地比喻，工人就好比羊圈里的綿羊，統治者要割羊毛，那么讓工人投票就可以“維持羊群穩定”。

馬克思直接捅破了這層窗戶紙，指出資產階級民主的實質就是“容許被壓迫者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壓迫階級中的什么人在議會里代表和鎮壓他們”。

英國資產階級掌權后，借“民主選舉”掩蓋了資本家的真實用意，從而以“合法”的手段榨取工人的剩余價值。這也就是為何西方大肆宣揚西式民主的“普世性”，卻極力掩蓋其非必然性和私利性。

二、現行國際秩序的基礎不是西式民主，而是《聯合國憲章》。

1648年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確立了國家主權原則，翻開了近現代國際秩序的新篇章。經歷二戰的兵連禍結之后，國際社會痛定思痛，建立了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形成了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這一秩序首次容納了多種不同社會制度，主權平等、和平解決國際爭端、不干涉任何國家內政等《憲章》中主要原則，構成當代國際關系的基石。

盡管這一秩序并不完美，但從二戰后的歷史來看，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已經是1648年以來相對最為和平的國際秩序——大國之間沒有爆發熱戰，世界性的大戰也未曾打響。

▲ 1945年6月26日，美國舊金山退伍軍人紀念堂，中國代表團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圖為中國共產黨代表董必武用毛筆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如今，西方卻走到了自己親手樹立起的國際秩序的對立面，成為了“最大破壞者”和“麻煩制造者”：政治上打壓非西方成員，安全上糾集同盟體系，經濟上以自身規則取代多邊規則，國際關系上打著西式民主旗號反對國際關系民主化。

這一切的源頭，僅僅是由于發展中國家集體崛起，西方老牌發達國家已難以像往日般在這一秩序中“無本萬利”割韭菜。拜登上臺以來，美西方加緊拼湊“全球民主聯盟”，培育反華“急先鋒”、霸權“護衛團”，堪稱將“既要當又要立”發揚到了極致。

G7峰會期間，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表示，G7領導人“普遍認為中國對全球民主國家構成重大挑戰”。有趣的是，當被問及中方曾說過的“世界上的事情不應由少數幾個國家（a small group of countries）操縱”時，沙利文不知是耳背，還是自作多情抑或對號入座，直接回答說“將世界上最大的幾個經濟體視為小國（small countries），這種看法很有問題”。

可是，難道這個世界就該歸幾個最有錢的國家說了算嗎？美西方的“民主俱樂部”里僅有“五眼聯盟”加上歐盟27國、日本，總共33個國家，只占聯合國193個會員國總數的1/6、世界國家和地區總數的1/7、全球人口的12%，充其量只是小圈子，根本不能代表國際社會人心向背，更不能代表人類命運發展方向。更何況，這一俱樂部內部也是同床異夢。

三、西式民主不等于保護人權，二戰后侵犯人權的始作俑者恰是西方國家。

人類從兩次世界大戰得到的一大教訓，就是通過建立制度保障人類尊嚴和防止戰爭。1948年聯合國巴黎大會通過《世界人權宣言》，成為世界人權發展史的重要里程碑。

此后，人權理念向更廣泛、綜合、普惠的方向發展，《德黑蘭宣言》、《人民享有和平權利宣言》、《發展權利宣言》、《二十一世紀發展議程》等相繼通過，彰顯了國際社會對人權的重視，也逐步更新和發展了人權的內涵。

▲ 2004年4月，美英聯軍在伊拉克巴格達省阿布格萊布監獄的一系列暴行被媒體曝光。圖為2003年11月4日，一名美軍憲兵勒令伊拉克戰俘站在箱子上，戰俘被蒙上頭，手上連著電線。憲兵威脅說，如果戰俘從箱子上倒下，就會被電死。

然而，美西方違背人權發展潮流，刻意將人權這一概念“內涵窄化”“意識形態化”“政治工具化”，一邊將西式民主定義為捍衛人權的代名詞，一邊奉行人權“雙重標準”，鼓吹“人權高于主權”，推行“新干涉主義”。

二戰后，美西方國家制造了200多場戰爭，僅本世紀就造成數百萬人失去性命、數千萬人流離失所。現在美西方又以所謂“保護人權”為名，企圖將自身歷史中“種族滅絕”“強迫勞動”等罪孽記憶強加在中國身上，擺明要將“人權”炮制為長期遏華的戰略工具。種種惡行，無疑是對真正人權的濫用和褻瀆。

▲ 1782年3月，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一群白人民兵制造“格納德胡滕大屠殺”，殘殺了96名已經皈依基督教的特拉華州印第安人。

四、西式民主在發展中國家“水土不服”，制度短板日益暴露。

冷戰結束后，美西方極力鼓吹“歷史終結論”，在全球叫賣西式民主制度。但從俄羅斯休克療法失敗到歐亞等國家“逢選必亂”，再到“阿拉伯之春”演變為“阿拉伯之冬”，都充分證明強行植入西式民主只能事與愿違，結果往往與和平、穩定與繁榮的愿景背道而馳。

西式民主在發展中國家屢屢“翻車”。比如拉美的阿根廷，在20世紀初也曾一度貴為世界第七大經濟體。可是，自1912年實施當時拉美“最先進的民主制度”以來，阿根廷直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從準發達國家跌成經濟蕭條的“落后國家”，半數人口處于貧困線以下。

▲ 2021年印度新冠疫情失控后，大量逝者尸體被露天焚燒。圖為新德里的一名男子在火葬場準備葬禮。

再如南亞的印度，一直被西方標榜為“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照搬西式民主制度已有60多年，但始終無法根除種種社會問題。時至今日，印度種姓制度根深蒂固，政治腐敗司空見慣，社會治理漏洞百出。

近期的印度在疫情形勢下，制度、政府、社會等各方面問題和弊端暴露無遺。就連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美國學者福山也不得不承認，“印度的民主，就好像香腸的制作，越是近距離觀察，其吸引力越是下降”。

▲ 脆弱的西式民主

民主究竟是什么？一人一票在拜登和特朗普之間做選擇就是民主嗎？用謠言謊言煽動百姓上街游行就是民主嗎？放縱寡頭資本弱肉強食就是民主嗎？任憑槍擊泛濫殘害無辜就是民主嗎？

真正的民主，應當解決實際問題，而不是制造更多問題。民主的目標應當是實現有效、成功的治理，而不是當成擺設或奉為神靈，甚至淪為利益團體牟取私利的合法武器。民主是新文化運動中引領覺醒一代的“德先生”，是毛澤東用來打破治亂興衰“歷史周期律”的“新路”，也是中國主張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更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

回顧美西方所謂“民主”的歷史軌跡，慘痛教訓比比皆是，他們卻還堅持撞破南墻不知悔改。如今的美西方眼見“人民當家作主”的中國民主道路越走越寬，他們一家獨大壟斷民主定義權的日子即將走到盡頭，心急如焚、焦慮難安，只能靠帝國主義時代的集團政治來為西式民主吊命，真可謂“欺人亦是自欺，此又是自欺之甚者”。

只可惜，“西式民主”這帖老方，如今已經沒什么市場，也騙不了覺醒的世人。如果有人還要繼續自欺，那請君自便，不過請記住，公理和正義或許會遲到，但永遠不會缺席。

原標題：《“民主國家狂歡”背后的西式民主四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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