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德國革命與法西斯》下篇，上篇請點擊上方鏈接。

德國右翼的思想文化準備

        除了政治和社會之外，德國右翼在思想文化上也在做相應的準備。事實上，從一開始，德國右翼知識分子們就把消滅魏瑪共和國看作德國“重生”的標志，也就是說，從一開始，德國右翼的政治、軍事、文化和經濟諸方面就步調一致地以魏瑪共和國，不用說德國的左翼和工人運動為敵人。一場如此不徹底的，保留了右翼幾乎在所有方面“霸權”的革命在右翼看來還是太“激進”了。除了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之外，魏瑪時期德國右翼的思想文化“準備”就是所謂“保守革命”。

        在這場“革命”中，施賓格勒（Spengler）、云格爾（Ernst Juenger），海德格爾等知名右翼知識分子們發展出了一套相當系統的右翼理論。德國右翼思想的發展結果，就是一種結合了膜拜現代技術與神秘主義的政治反動的思潮。（因此，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里的觀點是片面的，鮑曼只注意到了手段的“現代性”，而沒有注意到目的和政治。）毫無疑問，和任何其它社會思潮一樣，德國右翼思潮也要有一個訴求的對象，正如哲學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分析的，德國右翼的這種思潮打動的正是那些享受現代生活而又懷念昔日的德國小資產階級們。如果說，前述的自由軍團把他們對戰爭的狂熱付諸行動的話，這些右翼知識分子們把這種戰爭狂熱上升到了理論高度——這是在19世紀末期以來的諸種非理性主義哲學的幫助下完成的。

        當然，這些右翼知識分子們炮制的理論中也含有神秘主義、反猶主義，以及鎮壓工人階級斗爭等右翼理論的常見內容。這些右翼知識分子們的“貢獻”在于“克服”了傳統浪漫主義理論中對于現代技術的仇視，使得運用現代技術的右翼政治成為可能。科學技術也因此失去了帶領社會進步的能力——右翼知識分子們也根本否認社會進步的可能——而是成了完全“中性”的工具，甚至更糟，成了右翼反動統治維系自身的手段。這些右翼知識分子們有的時候會打出“社會主義”的旗幟，但是這種“社會主義”的內容和工人階級的斗爭與解放根本無關，這些右翼知識分子的“社會主義”招牌只是為了讓德國工人接受以“民族”名義出現的剝削和壓迫。很明顯德國右翼的理論也是為了吸引德國小資產階級，使德國右翼完成從傳統右翼到右翼民粹主義的“轉型”。

        另一個值得特別提出的人物是目前國內學界的紅人卡爾· 施米特（Carl Schmitt）。如果說前述右翼理論家訴諸的是右翼“群眾”，那么施米特訴諸的就是一個“主權獨裁者”（sovereign dictator），一個擁有政治決斷意志的“主體”，亦即右翼“領袖”。施米特的保守主義和神秘主義，指向的不是現有秩序——就當時的德國來說是既存的資本主義秩序——的維持，而是既存資本主義秩序在危機時刻針對革命力量亦即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的鎮壓。作為第一位放棄了復辟普魯士舊秩序企圖的右翼知識分子。施米特的理論為德國右翼指出了“新的”路。同時，如果說前述的各位右翼知識分子把技術不再服務于理性，那么施米特就把政治非理性化了，也就是補上了前述施賓格勒、云格爾等人理論中技術所要服務的那個對象。二者結合是怎樣一種結果，我們已經在納粹那里看到了。桑巴特（Werner Sombart）則把各個社會經濟范疇，例如資本主義，轉化成了種族范疇。這些右翼知識分子替希特勒準備好了幾乎所有“話語”。事實上，這些理論的擁躉并不限于哲學領域，德國工程師中的納粹擁躉相當多。例如，1933年德國技術院校中41%的大學生支持納粹。同樣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右翼知識分子們的理論在納粹執政后得到了相當充分的實行。上述右翼知識分子也并不是一些孤立的邊緣人物，這些右翼知識分子處于魏瑪德國舞臺的中央。

        卡普政變失敗、祖國黨出局以及提爾皮茨于1930年隨著其肉體生命的結束退出歷史舞臺之后，德國右翼最主要的兩個競爭者是德國國家人民黨（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DNVP）和納粹黨。1918年11月成立的德國國家人民黨是一戰前普魯士德國幾乎所有保守派組織的匯集，也因此集中了德國上層和上層中產階級、普魯士貴族、教化資產階級。換言之，這個黨集中了一戰前普魯士德國統治階級的絕大部分——該黨和納粹之間的聯盟也就意味著普魯士統治階級和納粹的聯盟，把上述社會集團連結起來的，則是對魏瑪共和國體制的仇恨，以及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工人運動的仇恨。此外，這個黨從一開始就繼承了普魯士保守主義中的反猶主義傾向，以及德國“民族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主張：支持德國的海外擴張，要求德國有獲得殖民地的“權利”。也就是說，在幾乎所有問題上，德國國家人民黨的目標和納粹毫無二致，充其量只有程度的不同。1931年起，發現他們已經落后了的德國國家人民黨的領袖們日益模仿納粹黨的手法，例如建立名為“俾斯麥團”（Bismarckbund）的類似納粹沖鋒隊的組織，強化黨首胡根堡的個人權威。很明顯，這樣一個政黨如果上臺執政，其結果會和納粹上臺有質的不同么？納粹上臺并開始清洗德國共產黨、社會民主黨、乃至德國民主黨和天主教中央黨的時候，德國國家人民黨熟視無睹——如果不是拍手稱快、歡欣鼓舞的話，因為納粹貫徹的正是德國國家人民黨之前的主張。

        從一開始，正如學者赫爾曼?貝克（Hermann Beck）指出的，德國國家人民黨，也就是普魯士統治階級就有意識地利用納粹貫徹他們自己的主張；而德國國家人民黨則成了納粹通往“上流社會”的通行證。也就是說，通過和德國國家人民黨的合作，納粹讓自己在普魯士統治階級面前表現為一個值得信任的政治集團，這個集團能夠完成普魯士統治階級賦予其的任務：在德國國內徹底擊敗德國工人階級，重建“秩序”和“道德”，在國際上恢復德國的昔日榮光；同時又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從而不至于像卡普政變那樣輕而易舉地被推翻。納粹之所以擊敗德國國家人民黨（以及別的右翼組織），正是因為其更加“徹底”，更加“團結”，更能在危機時代吸引右翼的“群眾”，也因此能夠更加強有力地貫徹德國右翼的種種主張。同時，這也是因為，普魯士統治階級昔日的美好時光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已經不可能重建了。

        從1932年起，大量德國“教化資產階級”把他們的選票投給了納粹，這些人在納粹黨及其外圍組織中的人數也大幅度上升。正如保羅·蒂利希（Paul Tillich）觀察到的，“只要納粹看上去保證了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德國的資產階級就準備把納粹扶上臺納粹黨衛軍中法律職業、醫生和牙醫的人數也特別多。易北河以東地區的德國地主們也正是因為對德國國家人民黨在現實中的無力而不滿而不斷“激進化”，從而轉向納粹的。根據學者的統計，轉向納粹的選民正是以“民族自由主義”和保守派君主主義這兩個集團為最主要部分的。魏瑪共和國的司法部門和官僚機構，正如本文之前部分指出的，一直以來就站在右翼一方。

希特勒的最終上臺

        就在德國右翼的磨刀霍霍中，在德國左翼的無所作為中，德國迎來了1929年的經濟危機。由于道威斯計劃造成的德國經濟對美國的依附性，德國在經濟危機中受到的打擊特別大。隨著危機的深化，本來就是勉強彌合起來的德國社會的裂痕再也掩蓋不住了。魏瑪共和國“主流”黨派，例如德國國家人民黨、自由主義的德國人民黨（DVP）和德國民主黨（DDP）和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的衰落和“兩極”政黨選票的上升就是其表現（事實上除了德國工人政黨的選票比例大體保持穩定之外，德國天主教中央黨的選票數量和比例也保持了穩定。劇烈衰落的是德國兩個自由主義政黨和保守派的德國 國家人民黨。這部分選票流向何方一目了然。這個表說明了“納粹吸引了一切沒有被社會主義/工人階級或天主教反文化吸納的人們的選票”）。納粹黨就是這一過程的獲益者之一。這成了一些人炮制的“納粹靠選票上臺”這個神話的依據。但是，這些神話炮制者們只看到了納粹選票的增長，他們沒有看到納粹的選票數量并不足以讓其按照“正常”的議會政治規則組織政府。 即使在1932年7月的最高峰，納粹也只拿到了總選票的37%，納粹也不是在這一次選舉之后受命組織政府的。事實上，在希特勒受命組織政府之前3個月不到，在1932年11月6日的德國議會選舉中，納粹黨受到了重挫，失去了大約200萬張選票。

        上述神話制造者們同樣沒有看到，在同一時期，德國共產黨的選票數量也在增長，而且德國兩個工人政黨的總選票比率大致保持穩定，亦即德國工人階級并沒有像現在的某些人那樣被納粹的名稱迷惑。尤其是1932年11月6日的德國議會選舉中，德國共產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選票總數相加已經超過了納粹黨的選票數量。但是，不僅斯大林的錯誤政策阻止了德國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之間的哪怕暫時合作，德國的政治結構是更大的阻礙。本文前面已經提到了普魯士權貴控制的魏瑪德國各個機構對德國左翼人士的迫害，很明顯，在這樣一種狀況下，興登堡和普魯士老權貴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尚且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遑論德國共產黨？如何指望普魯士的老權貴們授權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組織政府？也就是說，即使德國選民的所有選票，德國議會的所有議席都被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德國共產黨瓜分，普魯士權貴們也決不會把組織政府的權力授予這兩個政黨的其中任何一個的。

        何況，從布呂寧（Heinrich Bruening，此人在一戰期間正是德國陸軍突擊隊的一員，他之所以被興登堡挑中，其背景正是重要原因之一，而不是因為資本主義議會政治的一般原則即多數黨原則）政府起，德國政府已經不再依靠議會中的投票而運行，而是依靠興登堡根據魏瑪憲法第48條頒布的行政命令運行。也就是說，當時的德國政治，即使在形式上都已經不再按照議會政治的規則運行。納粹也好，德國共產黨或者任何一個其它德國政黨也罷，能否上臺執政，和其所獲得的選票數量都沒有直接關系。毋寧說，在日思夜想復辟的普魯士權貴仍然掌控著魏瑪政治高層的情況下，他們的“選擇”毫無疑問地只能在右翼中進行，也就是說是在德國國家人民黨和納粹之間進行。因為到了這個時候，普魯士老權貴們的“訴求”除了克服經濟危機之外，就是要消滅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亦即魏瑪共和國、德國共產黨、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工會。這個任務顯然不能交給右翼之外的政黨。這樣一種情況下，只要納粹的選票比其它所有右翼政黨的選票多，證明其擁有“社會基礎”，它就可以受到普魯士權貴們的青睞。而這也正是實際發生的。

        就具體過程而言，則是這樣的。一開始的時候德國資產階級對布呂寧政府寄予厚望，不過由于布呂寧政府仍然依賴社會民主黨在議會中的容忍，雖然他采取了增稅、削減社會福利、大幅度裁減政府雇員并削減剩余雇員的工資等措施，但這些措施并沒有滿足德國資產階級的期望，德國資產階級很快對布呂寧感到了失望。這個時候，德國資產階級轉向了巴本（Papen）。正是巴本把納粹引入了德國的實際政治活動，亦即把納粹“推薦”給普魯士統治階級特別是興登堡。這個過程中，德國社會民主黨并沒有被普魯士權貴們和德國資產階級忘記，他們的耿耿忠心再一次得到了應有的報答。這一次普魯士權貴們瞄準的目標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執政的普魯士邦政府。1932年6月，興登堡把普魯士邦政府的總理從社會民主黨的奧托?布勞恩（Otto Braun）換成了巴本。當時的德國憲法法院對德國社會民主黨提出的訴訟置之不理。1932年8月，巴本、施萊歇爾和希特勒之間就納粹黨進入政府展開了第一次談判，但無果而終。1932年11月的議會選舉之后，德國總理換成了施萊歇爾。可是危機并沒有因此解除。在1933年1月，巴本和希特勒之間再一次開展了秘密談判，在各有所求的情況下，1933年1月20日，希特勒被興登堡任命為德國總理。

        納粹上臺了，普魯士老權貴們彈冠相慶之后，很快就一個接一個地發出了末日的哀鳴直到他們和納粹一起覆滅，納粹德國資產階級也從工人單位工資的下降和軍事訂貨，以及納粹集中營的奴隸勞動中得到了他們想要的一切。希特勒兌現了他于1932年在杜塞爾多夫的工業俱樂部演講中所做的保證。當然，納粹的影響并不限于德國，事實上，全歐洲的右翼、保守派、天主教徒們也陸續在納粹的旗幟下聚集起來了。納粹的傳播并不限于歐洲，而是遠及東亞地區和北美。在日后的歲月里，納粹將把德國和整個世界帶入血泊中，也會讓扶植自己上臺的普魯士權貴們遭受滅頂之災。回首德國納粹上臺的過程，納粹的性質，以及它在政治光譜上的位置已經不成為問題。我們不得不說，德國納粹是完全有可能被扼殺在襁褓里，或者被扼殺在萌芽狀態的。或者進一步地說，納粹是對普魯士統治階級乃至社會民主黨鎮壓德國革命的“報復”。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我們今天討論這個問題不是為了感傷，而是為了讓歷史昭示未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