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納粹統治雖然已經隨著希特勒本人的自殺，和第三帝國的灰飛煙滅而煙消云散，但是對德國納粹統治的種種爭議仍在繼續。這里面最突出的是希特勒上臺的過程，以及由希特勒所在政黨名稱引起的“爭議”。要回答這些問題，就不能不從魏瑪德國時期，乃至從一戰剛剛結束的德國談起。畢竟，希特勒和納粹的產生、發展壯大直至最終上臺，都是在魏瑪時期完成的。

一次大戰結束，第一波德國革命，卡普政變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期，包括德國在內的交戰各國都陷入了戰爭的泥潭，雖然蘇俄退出戰爭似乎改善了德國的處境，但是很快，事實上已經由魯登道夫進行軍事獨裁的德國方面就發現了他們自己的狀況并不妙，德國人民和其它所有交戰國人民一樣，處于物質匱乏和精神痛苦中。1917年起，德國工人們接二連三地發動了罷工。德國的水兵中革命情緒也在滋長。但是即使是這個內外交困的時候，德國的軍事領袖們還在幻想通過新型軍事戰術挽回敗局，“保證”德國的世界強權地位。在慘敗之后，這些權貴們還制造了一個“背后捅刀”的神話。也就是說，在這些老權貴們的敘事中，普魯士德國不是輸在了戰場上，而是輸給了國內的“叛國者”。是誰“背后捅刀”，也就是說，是誰妨礙了、阻止了這些老權貴要求的全體德國“人民”支持侵略戰爭的“團結”呢？就是一戰之前的德國幾乎唯一的反對派：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工人運動。

        德國在戰場上舉起了白旗之后，國內政治的危機也掩蓋不住了。在德國政府走馬燈似的變化了幾次后，1918年11月，以基爾水兵起義為標志，德國革命開始了。和同一時期的俄國、奧地利、意大利乃至整個西歐一樣，德國革命中也雨后春筍般地出現了工人委員會組織，并出現了俄國式的工兵代表蘇維埃組織。與之相應，德國也出現了二元權力的并立與對峙，亦即臨時政府和工人委員會（蘇維埃）的并立和對峙。

        1918年12月和1919年1月，德國革命在缺乏領導核心的狀況下繼續進行著，工人和士兵們也越來越激進。除了柏林之外，德累斯頓、萊比錫、哈雷、漢堡等城市都發生了工人起義。魯爾和德國中部的工人們也發動了罷工。柏林工人們和獨立社會民主黨人們相繼和艾伯特說了“再見”。起義水兵們甚至一度包圍了總理府。德國革命看上去似乎比俄國的形勢更好，這不僅是因為德國資本主義經濟的高度發達、德國工人運動的悠久歷史和強大基礎，而且還因為，這個時候掌管德國“臨時政府”的不是別的什么力量，而是歷史悠久的工人政黨，德國社會民主黨。但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上臺后的第一要務，不是推進工人階級的革命，而是鎮壓工人革命。在這樣做的時候，諾斯克依賴的不是別的，而正是德國右翼的武裝力量，亦即由那些從一次大戰前線回到德國的陸軍軍官和士兵組成的自由軍團（Freikorp）。在后面我們將會看到，希特勒是如何與自由軍團結合的。換言之，不是別的什么人，正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為他們自己，乃至整個德國工人階級在14年之后的失敗鋪平了道路。魏瑪共和國從一開始就決定性地倒向了右翼，這個共和國的“締造者”同時也是其掘墓人。大家都知道，兩位著名的德國革命家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就是在這一次鎮壓中犧牲的。同時犧牲的還有柏林、漢堡等地的起義工人們和水兵們。同一時期德國工人在慕尼黑建立的蘇維埃共和國也倒在了自由軍團的鐵蹄下。

自由軍團（Freikorp）

        在德國工人和革命者的血泊中，制憲會議在魏瑪召開了。不過，德國的革命并沒有因為魏瑪共和國的建立而告終，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仍然在聚集力量。柏林工人的罷工浪潮在1919年秋天重新掀起。其后粉墨登場的是德國右翼，也就是卡普政變。在鎮壓了第一波德國革命，并且遠征波羅的海各國比如拉脫維亞，在英國方面的默許下鎮壓了當地的蘇維埃革命之后，自由軍團們的槍口轉而對準了他們曾經維護的那個政權。哀求無效之后，艾伯特、謝德曼、諾斯克們終于想起，德國社會民主黨是一個工人政黨。到了這個時候，他們終于想起了要向德國工人發出總罷工的號召。沒有任何基礎的卡普“政權”也很快在德國工人的總罷工進入了歷史教科書。值得一提的是，在卡普政變期間，?？ㄌ兀―ietrich Eckart）和希特勒成了慕尼黑右翼政權的代表來到柏林和卡普進行聯絡。盡管德國社會民主黨殫精竭慮地維護德國資產階級和普魯士老權貴的權力和宰制，德國統治階級的“明月”還是照在了溝渠。諾斯克手上的德國工人階級鮮血，并沒有讓德國統治階級給德國社會民主黨以及魏瑪共和國開出許可證。

        卡普政變過去之后，德國工人開始了進一步反擊，德國工人在幾個魯爾區城鎮上空短暫升起了紅旗。這個時候的諾斯克似乎全然不記得他是被誰趕出了總理府，并且又一次忘記了他的政黨是“工人政黨”，他再次轉向自由軍團，乞求他們鎮壓工人起義。自由軍團自然樂意效勞。1921年3月的“三月行動”也未能成功。德國革命在再次受挫中結束了第一波。

又一波德國革命

        德國的形勢并沒有因為德國革命的受挫而穩定下來，德國的危機繼續發展，并在1923年隨著法國占領魯爾區又一次到了頂點。這一階段德國的最大“特征”就是載入史冊的超級通貨膨脹。到了1923年10月，饑餓暴動成了德國各地的日常事件，柏林則成了一座沒有面包的城市。德國的大資本與此同時大發其財。值得一提的是，在超級通貨膨脹把德國工人的收入吞噬殆盡的時候，德國資產階級還在指責德國工人的工資太高，并要求工人們更加勤勞。1923年8月10日，柏林工人的罷工迅即發展為遍及德國全境的總罷工。德國的各個地區也離心離德。

        德國共產黨的力量也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迅速增長。和第一波德國革命一樣的是，工廠委員會迅猛發展，而德國共產黨則在2000個工廠委員會組織中占據優勢。工人民兵運動也在全德國境內發展。在薩克森和圖林根兩個州，社會民主黨左翼和德國共產黨組成了聯合政府。德國資產階級當然不會容忍這樣的情況持續發展， 1923年10月14日，社會民主黨籍的德國總統艾伯特援引魏瑪憲法第48條命令德國國防軍對上述兩個州展開軍事行動。社會民主黨則在長期無所作為，拒絕和德國共產黨聯合行動之后徒勞地要求“和解”。1923年10月，準備不足、領導無方的漢堡起義也遭到了失敗。

        德國的革命者們對于他們的敵人從一開始就有認識。早在1922年12月，德國共產黨的卡爾?貝克爾（Karl Becker）就對德國法西斯主義提出了警告。1923年，德國共產黨采取了所謂“施拉格特路線”（Schlageter line），針對德國小資產階級和學生，亦即納粹的社會基礎展開宣傳和爭取活動。德共還和愛因斯坦這樣的著名知識分子合作建立了國際工人救濟伙伴聯盟（the League of Friends of Workers’ International Relief）。1923年7月23日，德共和德國社會民主黨聯合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組織了反法西斯游行，這一次，又是諾斯克站在了對立面。在另一邊，希特勒的目標也十分明確，在1923年的一次采訪中，希特勒也明確地表達了進入薩克森和圖林根，把馬克思主義“連根拔起”的愿望。希特勒和德國右翼從一開始就非常清楚、明白地表明，他們決不會被他們自己打出的旗號所欺騙。

        在德國革命的過程中，布爾什維克提供了大量支持。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布爾什維克就和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左翼建立了聯系。十月革命之后，蘇聯不僅派出了卡爾·拉狄克（Karl Radek）作為自己的代表，并且給予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支持。1923年的時候，蘇聯也給予了薩克森和圖林根兩州政府大力支援。當時的蘇聯共青團還在莫斯科成立了專門去漢堡的特殊輔助隊。1923年9月，許多參加了俄國內戰的歐洲共產黨人進入德國，準備組織德國紅軍——這正是西班牙國際縱隊的先聲。

德國右翼在魏瑪共和國初期的活動

        卡普政變失敗之后，德國右翼并未就此止步。慕尼黑蘇維埃被鎮壓之后，巴伐利亞就成了德國右翼的大本營，魯登道夫、提爾皮茨等右翼頭面人物紛紛離開卡普倒臺之后的柏林，來到慕尼黑開展活動。希特勒也從此“嶄露頭角”，進入人們的視野。值得一提的是，后來在納粹內訌中被殺死了的恩斯特· 羅姆（Ernst Roehm）在一次大戰之后受德軍高層的命令組織地下軍隊亦即右翼武裝，羅姆和希特勒會面后一拍即合，并開始向納粹黨提供人力和財力支持。希特勒覺得時機到了，并發動了遭到慘敗的啤酒館政變，直到這時，魏瑪共和國政府才勉為其難地對希特勒和納粹采取了行動。

        隨著資產階級政治的發展，亦即進入所謂的“群眾政治”（mass politics）階段，以前資本主義貴族為主體的老式右翼已經不能滿足“需求”?？ㄆ照兊氖∫舱f明了老式右翼完全不考慮“社會”和“群眾”的傳統手法已經不可能行得通，這個時候的右翼組織如果想要上臺執政，就必須取得社會中的一部分的支持，以使他們的統治獲得形式上的“正當性”，也就是說，新的右翼組織和政黨必須是“群眾”性的——他們吸引的“群眾”，就其主要部分來說，只能是小資產階級。這樣一種新的右翼組織也就是右翼民粹主義（Right Wing Populism）。第一個“新式”右翼“領袖”是號稱“德國海軍之父”的阿爾弗雷德?馮?提爾皮茨（Alfred von Tirpitz）。早在一戰期間，提爾皮茨等德國右翼就開始認為德皇，以及普魯士德國的“法治國”體制太過軟弱。一戰剛剛結束，提爾皮茨就成了“祖國黨”（the Fatherland Party）的第一任黨首——1920年發動政變的卡普就來自該黨。和希特勒一樣，提爾皮茨也和白俄以及比如施賓格勒這樣的右翼知識分子、其它右翼政黨和組織比如德國國家人民黨密切合作，他在1923年的啤酒館政變中也插了一手。不僅如此，提爾皮茨本人已經和希特勒攜手，這也是普魯士權貴和希特勒結合的第一步。1923年之后，魏瑪共和國的形勢雖然隨著道威斯計劃中美國貸款的流入暫時穩定下來了，但是德國右翼并沒有就此罷手，他們念茲在茲的，始終是如何推翻魏瑪共和國，恢復他們的流金歲月。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魏瑪共和國同時受到了社會主義者和右翼的反對，但是魏瑪共和國的司法機關根本懶得掩飾其態度。1919-1922年間德國右翼進行的354起政治謀殺（總數是376起）中，有326起沒有受到懲罰，即使受到懲罰，平均刑期是4個月。正如諾伊曼指出的：“每一條據說是既針對共產黨也針對納粹的法律不變地用來針對社會民主黨和整個左翼，而幾乎從不用于針對右翼”。

        當然，德國右翼不是孤軍奮戰，他們得到了歐洲其它右翼的支援。凱洛格（Michael Kellogg）對俄國右翼對于德國右翼的支援進行了研究。一戰之后，通過干涉烏克蘭和波羅的海各國特別是拉脫維亞，德國右翼和俄國右翼建立了直接聯系和直接關系。當德國干涉軍從烏克蘭撤退的時候，參加了科爾尼洛夫叛亂的一些俄國白軍軍官在隨著德軍逃離，來到了德國。在德國，這些白俄流亡者們散布《錫安長老會紀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這樣的反猶主義贗品，和德國納粹們開展“學術交流”。埃卡特（Eckart）和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這兩個對希特勒的思想最終形成有重大影響的人物都受到了白俄的影響。希特勒本人也在《我的奮斗》中承認了《錫安長老會紀要》對他的影響。德國的右翼和俄國右翼之間的聯系與結合不止是思想和文化上的，而且也是政治上的和組織上的。比如，白俄軍官和自由軍團一起成了卡普政變的后盾。德國右翼和白俄聯合建立了一個名為“重建組織”（Aufbau Vereinigung, Re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的組織。這個組織，正如其名稱顯示的，尋求的是在俄國復辟羅曼諾夫，在德國復辟霍亨索倫。這個組織的領袖們和早期納粹的 “領袖”們高度重合。重建組織不僅和自由軍團攜手在德國國內進行政治恐怖活動，例如暗殺埃爾茨伯格（Erzberger）和拉特瑙（Rathenau），還密謀進攻蘇聯。1923年的啤酒館政變也是兩個組織攜手合作的。即使在1923年之后，重建組織仍然為納粹提供了大量資金，并在政治、軍事、意識形態等方面為納粹提供支持。在希特勒的侵蘇戰爭中，該組織中的哥薩克“領袖”波爾塔維茨-奧斯特拉尼察（Poltavets-Ostranitsa）還組織哥薩克參戰。

        德國右翼在磨刀霍霍，德國左翼又如何呢？很不幸，就在這個時候，德國社會民主黨在他們的馬克思主義辭藻里，在資本主義永遠穩定發展的幻想中，在議會活動里消磨時光。他們更是對魏瑪時期德國資產階級的進一步壟斷化視若無睹。直到1933年1月初，德國社會民主黨還在幻想和施萊歇爾（Kurt von Schleicher）攜手合作反對納粹。德國工會也在這個時期逐漸官僚化。德國共產黨則更加不幸，這個時期，恰好也是蘇聯共產黨內部激烈斗爭的時期，或者進一步說，是斯大林開始對反對派進行清洗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德國共產黨和其它西歐共產黨一樣，不是忙于組織工人階級，開展活動，而是忙于跟著蘇聯共產黨尤其是斯大林的指揮棒開始一次又一次的清洗，德國共產黨也就在這一次又一次的清洗中癱瘓了。雖然德國共產黨的黨員們仍然在街頭和納粹分子們戰斗，德國共產黨的紅色陣線戰士同盟在街頭照常進行游行，德國共產黨劇作家們寫的戲劇在柏林的劇院人氣極高，但是到了真正的關鍵時刻，他們已經無力行動了。1927-1928年，斯大林命令各國共產黨搞的那個臭名昭著的“第三時期”政策還在把社會民主黨視為最主要的敵人，甚至在希特勒已經上臺之后，其代言人們還認為希特勒會和社會民主黨勾結。之后斯大林的劇烈搖擺更是眾所周知。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政治上、文化上，德國工人階級因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