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當今世界的三大飲料之一，世界上有30多億人飲茶。這種安神定氣的飲料象征著和平、和睦與和諧。但它并非僅僅是一種經濟作物。在人類歷史上，圍繞著茶葉，曾經有過無數的風云變幻。茶葉深刻地影響了這個世界的歷史。      

從南向北：“酪奴”的逆襲

        茶葉的原產地在中國。相傳神農氏嘗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我國人民很早就開始種植茶葉，在浙江余姚田螺山遺址里就發掘出了距今5500-7000年的先民種植的古茶樹樹根。起初，人們僅把茶葉當作一種藥材，從野生茶樹上采下鮮葉，直接煮成羹湯品飲，其味苦澀，故稱“苦茶”。其功效在東漢的《神農食經》里有記載:“苦茶久服，令人悅志。”

        從漢代開始，漸有長江流域飲茶的記載。三國時期吳主孫皓宴會群臣，以茶代酒，這是最早見于正史的飲茶記載。稍后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王朝間的對立也沒有阻止茶葉北上中原的步伐，但傳播過程并不是那么一帆風順。

        早在西晉時，乳酪這種從游牧民族傳入的飲料，已經成為北人所喜愛的風味食品。權貴王濟在招待東吳名士陸機（陸遜的孫子）時就端出數斛羊酪，矜夸曰：“卿東吳何以敵此?”結果陸機的回答不卑不亢：“有千里莼羹，未下鹽豉。”

        到了南北朝時期，北魏孝文帝請臣僚王肅和一群鮮卑貴族吃飯時，酒席之間也問了這么一句——“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洛陽伽藍記·報德寺》）這給出自江東名門瑯琊王氏，因其父為齊武帝殺害而入魏的王肅出了一個大難題，他的身份頗為尷尬：為自己的國家所拋棄，只得投北。身為降臣，寄人籬下，心中即使充滿對家鄉的眷念，也不能據理力爭。于是只能回答“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乃水族之長；所好不同，并各稱珍；以味言之，甚是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茗不中（注：‘好’的意思），與酪作奴”，用來迎合當時北魏以飲茶為恥的鮮卑貴族的優越感。這也是茶的別稱“酪奴”的由來。

        盡管北魏的貴族極力詆毀茗飲，卻終究難擋茶葉“北伐”的步伐。就在《洛陽伽藍記》成書的北齊年間（公元550-577年），飲茶風氣在北朝上層社會已經興起，成為文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最終，到了南北統一的隋唐年間，南方所產之茶經由大運河，大量銷往北方，茶飲已風靡大江南北；所謂“自鄒（今山東兗州）、齊（今山東益都）、滄（今河北滄州）、棣（今山東惠民縣），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

        公元758年，世界上第一部關于茶葉生產的著作《茶經》問世，系統而全面地論述了栽茶、制茶、飲茶、評茶的方法和經驗。作者陸羽也被后人傳頌為“茶仙”。

        

日本茶道與豐臣秀吉的黃金茶室

        也正是在大唐盛世，飲茶的習俗被 “遣唐使”帶回了一衣帶水的東鄰日本。日本首次確切記述茶事是729年（日本天平元年·唐朝開元十七年）二月八日，天皇在宮廷召集僧侶講解《大般若經》，曾“賜茶百僧”。當時日本的茶很珍貴（全進口），只在重大國事和佛事時才蒙恩賜。日久天長，對茶的尊崇就演變成了神圣的儀式——茶道。

        主張“和敬清寂”的茶道在戰火紛飛的日本戰國時期（1467-1573年）成型，并由被譽為茶道天才的千利休（1521-1591年）將其發展成為一門藝術。很快，茶道開始在武士社會中風靡。在僅有四疊半大小的茶室里，馳騁沙場的粗野武士的靈魂可以得到完全的洗禮，感受到在亂世中少有的安靜。

        

        出身低微的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后，也沒有忘記用茶來炫耀自己（暫時）結束戰國紛亂的赫赫功績。畢竟，對這位太閣大人而言，表面恭順的各地大名（諸侯）只是被迫屈服于強盛的武力，但茶道卻可以征服他們的心。為了宣示財富與權力，豐臣秀吉用黃金打造了一間茶室，在這間金燦燦的茶室點茶的大名們無不嘆服，為秀吉“天下人”的氣勢所懾服。

        1587年，豐臣秀吉在京都北野天滿宮舉行了“北野大茶會”，只要熱愛茶道，無論武士、商人、農民百姓，只需攜茶釜（茶具一種，煮水的壺）一只、水瓶一個、飲料一種，即可參加這次為期10天的大茶會——只有充滿自信而又強有力的統治者才擁有這樣開放的膽識。而這場完滿的盛典也標志著豐臣秀吉統治的“桃山時代”極盛時期的到來，茶葉變成了太平盛世的一個象征符號。

        

茶馬互市：古老的戰略物資

        茶葉在東渡扶桑的同時，也從中原向周邊傳播。從蒙古草原到青藏高原，茶葉在乳酪的大本營站穩了腳跟。逐水草為生的游牧民們發現，他們日常食用的牛羊肉、奶等都是油膩、不易消化之物，所缺少的果蔬營養成分，恰可以從富含維生素、茶堿的茶葉中得以補充，而茶中大量的芳香油還可以溶解動物脂肪。如同顧炎武總結的那樣，游牧民族“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到了宋代，昔日乳酪的擁躉同時也成為了香茗的粉絲，甚至到了“一日無茶則滯，三日無茶則病”的地步。中原民族作為生活調劑品的茶葉，對于草原民族就像鹽巴一樣，成為了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

        由于氣候條件的限制，游牧民族需要的茶葉只能仰賴從中原進口。于是，茶葉變成了像今天石油一樣的戰略物資，也成為大宋王朝面對周邊“四夷”的一張王牌。西夏的李元昊發動對宋戰爭后，雖然在戰場上未嘗敗績，最后卻也不得不主動求和，原因就是戰爭爆發后宋朝實施經濟制裁，造成“互市久不通，飲無茶”，引起西夏老百姓怨聲載道。而在最后達成的和議里，根據西夏的強烈要求，除了銀、絹之外，每年宋朝還要在“歲賜”中送給西夏茶葉三萬斤。

        所謂“歲賜”，著實是堪稱當時世界上最繁榮、最文明的大宋朝令人詬病的軟肋，就連江南的方臘起義，也不忘譴責宋廷“歲賂西、北二虜（指西夏與遼）銀絹以百萬計，皆吾東南赤子膏血也”。而宋朝同契丹（遼）、西夏和金朝的戰爭屢屢吃癟只得花錢買和平的原因其實也很簡單：缺馬。

        經歷了靖康之恥的李綱就曾指出“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吾以步軍敵之，宜其潰散”。所謂“國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馬”，騎兵如同古代的坦克部隊，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力量。盛產馬匹的遼、金嚴禁向宋朝出口，遼代規定“每擒獲鬻馬出界人，皆戮之，遠配其家”，金代更夸張，“詔禁賣馬入外境但至界欲賣而為所捕，即論死”。

        這樣，宋朝可能的馬匹來源只剩下了藏區。在宋朝戰馬需求急切，其他馬源枯竭，完全仰賴商業途徑購買吐蕃等族戰馬的情況下，在“夷人不可一日無茶以生”，宋朝不可一日無馬以存的情況下，茶馬貿易就應運而生，成為宋朝解決戰馬來源的重要途徑。北宋時官府用川茶交換藏區的馬匹每年達2萬匹以上，南宋達1萬匹以上，而兩宋時期四川年產茶3000萬斤中，每年至少1500萬斤以上銷往藏區。

        雖然來自藏區的馬匹最后未能挽回宋朝被蒙古鐵騎滅亡的命運，但茶馬交易在此后的幾百年間卻相襲成風，開辟出了著名的“茶馬古道”。而位于康藏交通要沖的小村莊“打箭爐”也因茶馬貿易而發展成為一個貿易重鎮——大名鼎鼎的康定縣。

        

        茶馬互市的意義尚不止于此，事實上它成為歷史上漢、藏兩大文明發生交流融合的一個重要渠道。恰如藏族英雄史詩《格薩爾》中所言：“漢地的貨物運到博（Bod，藏族對藏區的自稱），是我們這里不產這些東西嗎？不是的，不過是要把藏漢兩地人民的心連在一起罷了。”

        茶葉在政治上的重要意義連外國侵略者也看得清清楚楚，19世紀80年代，英國特務（“探險家”）慕爾克羅夫特到西藏刺探情報，他發現藏民的生活中離不開茶葉，還看見大批的商隊用牦牛運輸茶葉。回去以后就提出一條毒辣的計謀，建議以印度茶葉取代川茶，隔斷藏區和漢地的聯系，“以茶侵藏”。幸而這個計劃未曾得逞，藏族人民寧愿以高出印茶十倍的價格購買川茶，而置英國人大力傾銷的印茶于不顧。

嚴禁茶葉走私引發美國獨立戰爭

        說到英國，英國人是當今世界上最喜愛飲茶的民族之一，下午茶是英國人生活的一部分。2006年初，BBC 網站對 12 項所謂“英國的國家象征”進行了投票，最后竟是“茶”以 35.03%的得票率獨占鰲頭。但英語對茶葉的發音（tea），明明白白地來自閩南話，足見這個“英國的國家象征”，乃是made in China。

        事實上，幾乎所有外語中對“茶”的稱呼，都來自漢語。大航海時代以后，中國茶葉通過陸路和海路兩條不同路線傳入歐洲。陸路所經的地方，都用接近北方話的發音來稱呼茶葉，譬如俄語的chai，波斯語的chāy，希臘語的shai；而由荷蘭東印度公司從廈門購買茶葉，再通過海路銷售的地方，皆把“茶”的閩南音轉駁而去，如荷蘭語的thee，法語的thé，德語的tee。

        

        1650年代，飲茶風氣傳到英國。有意思的是，英國最早的茶葉是在咖啡館里出售的：咖啡兩便士，巧克力與茶半便士，還有一便士一袋的香煙，報紙免費閱讀。最初對于英國人而言，茶是一種神奇的、包治百病的，具有濃厚異國情調的飲料。1664年，東印度公司送給國王查理二世的禮物不是什么珍禽異獸，而是一小包“貴重的茶葉”和一點肉桂油。國王的妻子、葡萄牙公主凱瑟琳王后把她高貴的喝茶習慣帶入英國的宮廷生活，家庭茶會成為了王公貴族階層最時髦的社交禮儀。上行則下效，榜樣的力量無窮。進入十八世紀以后，喝茶已經從英國上流社會一種時髦的奢侈，進入到了大多數英國人的日常家庭生活。

        

        自然，嗜茶的英國人也把這個習慣帶到了北美殖民地。 1757年，紐約市為規范茶水銷售而頒布了《紐約市茶水販管理條例》，足見當時活躍的茶葉商業狀況。但在倫敦眼里，這塊新大陸永遠只是親娘生后娘養，為了償還七年戰爭（1756-1763）的巨額債務，1765年3月，英國議會通過了加強對北美殖民地經濟控制的《糖稅法》、《印花稅法案》，對北美商品課以重稅，引起了北美人“無代表不納稅”的憤怒抗議。

        為了拯救在走私茶葉沖擊下嚴重虧損的英國東印度公司，1773年5月，英國政府通過了《救濟東印度公司條例》，允許英國東印度公司壟斷北美殖民地的茶葉運銷，每磅茶葉繳稅3便士，同時嚴厲禁止茶葉走私——據估計，當時每年北美殖民地的茶葉進口已達到100 萬磅，其中四分之三是走私茶葉。

        就是這看似微不足道的三便士，最后掀起了滔天巨浪。1773年11月28日，東印度公司運有茶葉的商船停靠在波士頓港碼頭。12月16日夜晚，60名“自由之子”化裝成印第安人登上了商船，將船上的342箱茶葉全部傾倒入海。12月23日的《馬薩諸塞時報》生動地描述道：“漲潮時，水面上漂滿了破碎的箱子和茶葉。自城市的南部一直延綿到多徹斯特灣，還有一部分被沖上岸。”

        “波士頓傾茶事件”令英國和北美殖民地的矛盾驟然激化，沖突不斷加劇。不遠的地方，即將要傳來列克星頓的槍聲，引爆美國的獨立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