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說起安祿山，一般人都會想起歷史課本里說的安史之亂，接著或許會想起白居易的“漁陽顰鼓動地來，驚動霓裳羽衣曲”，然后，安祿山是個胡人，粟特人，以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是個超級大胖子，而且能跳胡旋舞，跳得還飛快！除此之外，對這個改變唐朝歷史進程的人，我們似乎知之甚少。

        近期，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安祿山服散考》，該書從一些不大為人注意的細節著手，探究安祿山的種族文化，折射出唐代的種種社會風尚，對了解安祿山其人及安史之亂頗有助益。為此，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記者采訪了該書作者、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沈睿文先生。

北大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沈睿文

        澎湃新聞：一般認為，安祿山的父親是粟特人，母親是突厥人，這個身份對安祿山發動叛亂有什么作用？

        沈睿文：安祿山身兼范陽、盧龍、河東三節度使，控制了河北與河東地區。這些地區在唐代是以粟特人為主體的胡人聚居區，也是胡化較為厲害的地方。安祿山的軍隊便是以這些人為主體的，這些胡人大都信奉祆教。作為上述地區的軍政首腦，安祿山是“營州雜種胡”。在唐代文獻中，帶有“胡”字的名詞，絕大多數是指粟特胡人。安祿山出身寒門，不知生父是誰，只知道是康姓粟特人。母親阿史德氏，是個女巫，后來嫁給了安延偃將軍。這樣安祿山就改姓“安”了。

        安祿山童年是跟隨母親在突厥部落度過的，所以有人直接稱他為“牧羊小丑”。據我分析，安祿山后來將生父定為康姓，而康姓是昭武九姓中的首姓、望族，恐怕也有提高自身血統的嫌疑；他自稱常樂郡望，應該是粟特移民彰顯門第的一種手段；他將母親冠以阿史德氏，這是突厥的第二大姓，可能也有爭取突厥民眾的意圖。

        安祿山不僅提拔了許多胡族將領，而且從這些蛛絲馬跡看，安祿山還充分利用了他的身世和種族文化，制造各種神話、符瑞，大肆渲染，自稱是祆教“斗戰神”，以此加強所轄地區民眾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安祿山事跡卷一（國圖藏）

        澎湃新聞：尊著往往從細節入手，專門用了一章細致地考察了信奉祆教的安祿山服散的情況。服用寒石散是一種貴族作風，從魏晉直到隋唐都有，安祿山是趕時髦，還是別有動機？

        沈睿文：服散、煉丹是當時的社會風尚，尤其在唐朝貴族、高官中風行，有的大臣甚至提前退休，專心煉丹去了。安祿山“先患眼疾”，目昏不見物，身子長瘡，性情暴躁，“事不如意，即加箠打，左右給侍微過，便行斧鉞”。這是安祿山長期服散造成的病征。甚至他的死跟服散也有不可或分的關系。安祿山的命運跟唐憲宗相似。憲宗也是因為服丹導致性情暴躁，對宦官稍則加罪，動則處死，弄得宦官人人自危，反過來將他殺死。

        有意思的是，安祿山服散并不是個例。唐代不少官員因服食發背而死。德宗之后不少藩鎮節將也都有這個癖好。李肇《唐國史補》里面說：“長安風俗，自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書法圖畫，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各有所蔽也。”

        應該說，出身寒門的安祿山服用寒食散，一方面跟當時的社會風尚有關，另一方面恐怕也有借此親近唐玄宗的用意。可是，安祿山好像不太了解解散的方法，飽受其苦，最終還為此丟了性命。

        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代服散的藩鎮節將中，還有其他一些蕃將，如高麗人李正己、武威李抱玉等。這里面恐怕應該還有蕃將漢化的問題。這在考古材料上也有所體現。最為典型的便是圓形墓的墓葬形制在河北、山東地區的風行。這種墓葬形制是北朝第一門閥崔氏獨創的墓葬形式，因為崔氏而成為該地區民眾心目中漢文化的墓葬符號。晚唐魏博節度使何弘敬是位粟特裔，他的陵墓便使用了圓形墓的墓葬形式。        

        澎湃新聞：溫泉之浴有助于解散。對于安祿山的野心和機謀，唐玄宗有所防范，為什么還要給予安祿山賜浴華清池的高規格待遇？

        沈睿文：確實，起初唐玄宗對安祿山是存有防范之心的。據《安祿山事跡》記載，安史之亂前，節度使在京城的宅第，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安祿山的了。它原先位于道政坊，離唐玄宗聽政和活動的興慶宮很近。安祿山勢力強大時，經常派心腹打探消息。我想，玄宗肯定會有所覺察，于是弄了一個名義，說安祿山在道政坊的宅第太小，在親仁坊為他另造了一幢豪華寬敞的宅子，“窮極華麗，不限財物”。可以看出，玄宗為安祿山另建新第，一方面是表示恩寵，一方面借此防范安祿山對他的窺伺。

        再說賜浴華清池。實際上，沐浴也是道教的一種煉養方法。賜浴華清池，一方面可以說是“高規格待遇”，表示一種無上的殊榮，另一方面也未嘗不是一種警示和監管。其實安祿山發家，跟唐政府對邊境民族政策的轉變有關。唐玄宗一改唐太宗任用胡族部落酋長的做法，多用胡族寒人為蕃將，并統率其種落。安祿山就是在這個大的時代背景下發跡的。華清池沐浴原本就有長生療疾的意思，考慮到安祿山服散，唐玄宗賜浴華清池就不是簡單的恩寵和拉攏，可能還含有為安祿山解散的用意。這樣，華清池就成了唐玄宗與安祿山博弈的重要舞臺。遺憾的是，更多具體的、微妙的細節已不得而知，難以探究了。

 唐太宗《溫泉銘》拓片（局部） ，藏于巴黎國立圖書館。       

        澎湃新聞：安祿山是個胖子，“晚年益肥，腹垂過膝，自秤得三百五十斤”。那他怎么可能跳舞（胡旋舞）跳得“其疾如風”？胡旋舞究竟是一種什么舞？

        沈睿文：這個問題可能要把身高一并放進去考慮。文獻里沒有提到安祿山身高的數據，我們只能做一些推測。安祿山是粟特人，屬于歐羅巴人種，身材一般會比較高大。如果訓練得當，身材盡管高大，跳胡旋舞應該也可以旋轉起來。在現實中我們也能看到這樣的人。不過，是否真的有350斤重，這里面也許有所夸大。

        從安史之亂后唐朝知識界反思初唐胡風、胡化的作品來看，胡旋舞成為其中的一個代表性符號。這在考古工作中也有發現。比如，北周粟特裔安伽墓石棺床屏風正面屏風6的下部、史君墓石堂N2和虞弘墓槨壁畫第5幅，以及寧夏鹽池縣西窨子梁6號墓石門上就有胡旋舞的圖像。

        我們可以注意到胡旋舞的場合一般有以下幾個元素：1.跳胡旋舞的舞者；2.有伎樂的伴奏；3.有酒器；4.有燈燭。當然，還有觀舞者，這一般就是指墓主人了。胡旋舞多是在晚上觀看的，這與唐詩里的記載可相印證。比如，李端《胡騰兒》云：“醉卻東傾又西倒，雙靴柔弱滿燈前。”劉言史《王中丞宅夜觀舞胡騰》：“亂騰新毯雪朱毛，傍拂輕花下紅燭。酒闌舞罷絲管絕，木槿花西見殘月。”該詩的題目即點明夜觀胡騰舞，詩中又有“紅燭”、“殘月”，可證當時胡騰舞表演多在夜晚。

        上述幾個元素共同構成夜宴的場景，這個場景也成為胡裔墓葬彰顯自己種族文化的重要選擇。更有甚者，天水石馬坪隋墓更是用墓室地面的隨葬品和石棺床前檔壸門的伎樂圖像共同構成夜宴觀舞的場景。

安伽墓正面屏風第1幅奏樂舞蹈圖

        澎湃新聞：唐朝崇尚相術，在這種社會風尚下，善于逢迎的安祿山會不會夸大自己形貌的特別之處？

        沈睿文：張廣達先生曾指出，占據、主宰唐代社會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的頭腦和行動的是各式各樣的奇奇怪怪的信念和信仰。相術就是其中之一。翻開唐人的著作，就可注意到當時人對人物相貌往往有很細致的描繪，而且是極盡夸張之能事。

        說到安祿山的相貌，在體形上最明顯的就是胖，《新唐書》《舊唐書》和《安祿山事跡》都提到安祿山晚年肥胖得要命，肚皮都要貼近地皮了，得依靠兩只肩膀抬起腰腹的贅肉才能行動。這顯然有點夸張，但胖是毋庸置疑的了。

        另外，在唐玄宗看來，安祿山這個胡人“骨狀怪異”。

        不過，安祿山更有名的可能是他兩只腳底下的黑痣。據說，安祿山還在張仁愿將軍手下的時候，有一次在給張洗腳的時候，發現張仁愿有一只腳腳底有“黑子”——唐以前對“痣”的叫法，唐宋以后多稱痣或黑痣——被認為是貴相。安祿山則說他兩只腳都有一顆黑痣，比張將軍的痣黑且大。從事后張跟安的關系以及安祿山的發跡來看，這則故事應該還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澎湃新聞：在您看來，唐玄宗不但是一位道士皇帝，而且是一位虔誠的修行者。隨著他對道術的迷戀日深，導致他在晚年只在道術的邏輯里防范安祿山？

        沈睿文：我們都知道，唐朝以道教為國教，高祖李淵一即位就跟道教教主老子攀親，老子被尊為唐朝宗室的“圣祖”。此后，高宗追封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在唐代諸位皇帝中，要以玄宗的相關舉措最多。他進一步把道教教主皇帝化，把神權皇權化。

        而唐玄宗“善騎射，洞曉音律及陰陽、象緯、推步”。在他的宣揚和推動下，道教在開元天寶年間達到一個高峰。居住在興慶宮期間，玄宗還每日每夜都會到大同殿焚香頂禮老君像。在華清宮也修建了老君殿堂。

        到了晚年，玄宗越來越熱衷于尋找長生的方法，成了道術方士的信徒。確實，他對待道教和道術的轉變影響了帝國的大政方針，自然也影響了他對安祿山的措施出現變化。

        上面講過，唐玄宗曾經通過賜宅邸的方式將安祿山從興慶宮南的道政坊搬走。但是，如果一個人對某種東西過度癡迷，就容易陷于偏聽、偏信、偏執的境地，這種迂執的情志也很容易在當事人做決策時起著某種不易覺察的作用。比如，隋文帝因夢洪水沒都城和方士安伽陁“李氏當為天子”的讖語，便把將作監李敏殺死。而其中的理由很荒謬，只是因為李敏姓李，小名“洪兒”，這一切跟安伽陁的讖語相合。從隋文帝的這件事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唐玄宗類似行為的出現。

 長生無極瓦當       

        澎湃新聞：昭武九姓胡人在唐朝起著溝通東西文明的作用，放在更長的時段來看，安史之亂對胡人也是一次沉重的打擊？

        沈睿文：這個問題恐怕還要對“胡人”進一步具體區分。比如說，粟特胡和波斯胡的命運就不一樣。一方面，安史之亂的主體是粟特胡，根據榮新江先生的研究，安史亂后，在唐朝的粟特人有的改姓，如武威安氏；有的改籍貫為會稽、常樂；有的跑到對他們較為寬松的河北地區。實際上，這些現象跟他們對唐帝國的國家認同和漢化的總體趨勢也是相吻合的。另一方面，從考古材料看，長安地區的波斯胡似乎并沒有受到什么影響。因此，這里面是否還存在一個問題，即安史之亂以后，來自不同地區的胡人之間是否存在此消彼長的情況。這今后還可以進一步考察。       

        澎湃新聞：尊著撇開了大的政治事件，而將一些碎屑瑣事置于觀察的重心，這是否意味著唐史研究趨向上的一種轉變？

        沈睿文：生活本身是多元的，豐富多彩的。這里要說明的是，我這本書只是討論安祿山及唐玄宗生活和政治中的另一面向，并非否定大的政治事件的作用，更不是以偏概全。歷史的因果是多元的，其原因同樣是錯綜復雜的，而非單一。我只是想看看是否能從一些瑣碎的邊角料里發掘出某種有意思的元素，而這些元素對我們認識和理解歷史的人和事也值得注意。

        我的專業是漢唐考古，關于這個時段考古材料的時空框架已經基本建立。在考古學研究中，如何跟歷史文獻相結合深入研究？怎么更好地將考古學的研究對象（物）跟具體的人、事相關聯？以求更好地理解考古材料的使用與形成，同時也能讓我們所研究的人、事更為具象、生動。這是我嘗試利用考古材料研究安祿山的一個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