櫻花是日本的“國花”之一，最早起源于中國，約在一千多年前傳入日本。由于櫻花開時熱烈，落時繽紛，短暫的絢爛之后，便隨即結束生命的“壯烈”精神與日本的國民特性非常相近，因此，櫻花一直深受日本人的喜愛，并逐漸成為日本人和日本國的象征。在日本，甚至有這么兩句話：“欲問大和魂，朝陽底下看山櫻”，“櫻花就是日本人，日本人就是櫻花”。

        長期以來，由于日本人酷愛櫻花，在幾種野生櫻花的基礎上，不斷通過園藝雜交精心培育出很多新的優良品種，最終形成了一個異常豐富、多達300余種的“櫻家族”。其中，名氣最大、栽植廣泛，同時也極具觀賞性的“日本櫻花”（又名“東京櫻花”或“江戶櫻花”），幾乎成了“櫻花”的代稱，以至于我們一提到“櫻花”，一般情況下都是專指“日本櫻花”。

        不僅如此，日本人在對櫻花的長期追捧中，還逐漸養成了一個習慣，就是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將櫻花種到哪里，并常以此為禮物贈給友邦或友人。此外，從19世紀末開始，隨著日本逐漸走上對外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日本櫻花也隨著侵略者的鐵蹄被帶到了很多地方。

        我國很多地方都種有櫻花，也有多處比較著名的賞櫻勝地。除了一些本國原產品種外，中國的櫻花很多都來自日本——要么是戰爭年代為侵略者所留，要么是和平時期以友誼的名義獲贈。比如沈陽、大連（旅順）、青島等地的櫻花，最早即是由侵華日軍所引進，而南京中山陵、玄武湖、梅園新村，北京玉淵潭公園以及武漢東湖磨山櫻花園等處的櫻花，則均為日本政府或人民為表示對華友好而饋贈。

        武漢大學校園也是一處在國內極具盛名的賞櫻勝地，每逢櫻花時節，校園里總是擠滿了賞櫻的人群。那么，武大校園的櫻花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敵寇“國花”落戶武大

        武漢大學校園內原本并沒有櫻花。上世紀30年代，當時的國立武漢大學在武昌城郊外的珞珈山一帶大興土木，辟山建校，同時大規模地植樹造林，逐漸將這片原本亂石叢生、墳冢遍地的荒山野嶺，變成了黌舍巍峨、林木蔥蘢的美麗校園。

        然而，到了1937年，武漢大學在珞珈山的校園建設尚未完成，就碰上日寇悍然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大片國土不斷淪喪。1938年初，武漢形勢吃緊，武大師生只得忍痛告別珞珈山校園，西遷四川樂山。

        1938年7月，時任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率領最后一批隨校西遷的教職員離開珞珈山前夕，他決定留下少量教職員和校工負責看管校產。當時，本校法學院經濟系助教湯商皓剛剛從日本留學歸來，熟悉日語，其夫人又是日本人，王星拱校長就要求他留校看守。一開始，湯商皓再三推辭，但王校長仍“嚴令留守，并謂國難如此，能保全一部分艱難締造之校舍便是替國家保留一部分莫大之元氣”。最終，湯商皓被校長的“情辭懇切”所打動，決定“臨危受命”，留守護校。

        1938年10月底，武漢三鎮相繼淪陷，武漢大學珞珈山校園亦遭日軍所侵占。幾個月后，湯商皓等人在其夫人的幫助下，來到珞珈山校園與駐扎在此的日軍聯隊長進行交涉。對方向他表示，日軍“對于無抵抗性之非軍事設施決無意破壞。尤其對于此山明秀水之高級學府校園的一草一木，當善加愛護”。隨后，湯商皓又驅車巡視校園，不斷見到“士兵進出”，“軍車云集”，不禁感嘆：“大好湖山，不久以前弦歌傳道授業之地，忽一變而為柳營黷武之場……”

        又過了幾個月，湯商皓聽說珞珈山駐軍換防，于是又與留校同仁再次前來交涉。此次接見他們的是一位文職武官高橋少將，他將珞珈山校園與“日本日光、箱根之風景優美的文化地區”相提并論，強調“當盡力加以保護”，但同時他又提出，“惟值此春光明媚，尚欠花木點綴，可自日本運來櫻花栽植于此，以增情調”。隨后，他將湯商皓等人帶到文學院前，“遙指將栽植櫻樹之處所”。湯商皓心里很清楚，“櫻為彼之國花，梅乃我國國花”，于是便針鋒相對地提出，“可同時栽植梅花，因中國人甚愛梅也”，希望借此維護民族尊嚴。但高橋的回答卻是：“櫻苗易得，梅種難求，明年今日君等可來此賞櫻。”

        正是在1939年春，侵華日軍從本國運來櫻花樹苗，在武漢大學珞珈山校園里種下了最早的一批櫻花樹。一般認為，日軍在珞珈山種植櫻花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緩解住在這里休養的大批日本傷兵的思鄉之情，同時，亦有炫耀武功和長期占領之意。因此，珞珈山校園里的這第一批日本櫻花，可以說是日本侵華的罪證，國恥的象征。

        1946年秋，在八年抗戰中飽經磨難的武漢大學師生，終于從千里之外的樂山回到了武昌珞珈山。次年3月，他們看到，侵華日軍在校園里種下的櫻花樹開花了，一共28株，均勻地分布在男生宿舍三個拱門之間及其兩側的四個樓棟前（每個樓棟前各有7株）。看到這些侵略者留下的遺物，想起自己剛剛經歷過的國恨校仇，武大師生的心情非常復雜，不少人主張立即將其砍掉，然而，主張保留這批櫻花樹的意見，最終還是占了上風。

友誼使者再臨珞珈

        日本國的櫻花再次來到武漢大學珞珈山校園，已經是抗戰結束3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這一次落戶武大的日本國花，已經不再是國恥的印記，而是和平與友誼的象征。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3年3月，有關部門將日本友人贈送給周恩來總理的一批“山櫻花”（又名“福島櫻”、“青膚櫻”等，原產于我國長江流域）轉贈了20株給武漢大學，由學校栽植于珞珈山北麓的半山廬前，1976年開花。

        1983年1月，為紀念中日友好10周年，日本西陣織株式會社向當時在京都大學學習的武漢大學生物系教師王明全贈送了100株“垂枝大葉早櫻”（又名“絲櫻”、“垂彼岸櫻”、“八重櫻”等，原產于日本）樹苗，經王明全轉贈給學校后，栽植于楓園和櫻園，1986年開花。

        1992年，在紀念中日友好20周年之際，日本廣島中國株式會社內中國湖北朋友會砂田壽夫先生率團訪問武漢大學，贈送“日本櫻花”樹苗約200株，栽植于人文科學館東面的八區苗圃，1996年開花。

        砂田壽夫原為侵華日軍士兵，在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后成為戰俘，隨后，他與其他7000多名日俘被集中安置在湖北仙桃等待遣返。在前后8個月的時間里，收留他的中國農民放下往日的國仇家恨，以德報怨，寬大為懷，對其照顧有加。砂田回國后，一直對中國老百姓的善良與恩德念念不忘。從1987年到1992年，他多次組織一些當年的日本老兵回到湖北“謝恩”，同時還贈送了大量的櫻花樹及其他厚禮，譜寫了中日兩國民間友好的一段佳話。

        此外，1989年春，武漢大學還從東湖磨山植物園引進了原產于我國云南的“紅花高盆櫻”16株，栽植在校醫院旁。

        最近幾年，武漢大學校園的櫻花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品種，不過主要還是上述的日本櫻花、山櫻花、垂枝大葉早櫻和紅花高盆櫻4種，校園各處共有櫻花樹1000多株。其具體來源可謂多種多樣，除了本國出產的幾處櫻花外，既有侵華日軍當年所留下的“國恥之花”，也有中日恢復邦交后由日本友人多次贈送的“友誼之花”。

 “櫻花雖美 國恥勿忘”

        長期以來，對于武漢大學校園的櫻花究竟有何歷史內涵，它們到底更多的是國恥的標志，還是友誼的象征，一直都是眾說紛紜，爭論不休。在筆者看來，唯有完整、準確地把有關基本史實掌握清楚，才有可能據此得出既符合事實、又合乎情理的結論。

        櫻花樹的生命周期很短，一般只有二三十年。不過，在武漢大學校園里，可能由于氣候條件比較適宜，又有園林工作者的精心呵護，日本櫻花的壽命能達到50年左右，而且長勢比其余三種櫻花都要好。1957年，武漢大學對部分已經老朽的櫻花樹進行了更新，1985年又補栽了一部分，主要是采用枝條嫁接的方式，對其進行大規模的繁殖移栽。

        1939年由侵華日軍種下的那28株最早的櫻花樹，到了20世紀80－90年代，已陸陸續續地死亡殆盡，其中的最后一株大約是在1997年前后死去的。至此，我們在武漢大學“櫻花大道”上所看到的日本櫻花，已經不再是侵華日軍當年所種下的那一批了，而多為原種的第二、第三代。

        據武漢大學園林部門介紹，學校近幾十年來所自行培育的日本櫻花，基本上都是以侵華日軍最早種下的那28株櫻花樹為“母本”的，從“血緣關系”上講，均為它們的“后代”。再考慮到武大校園內本無任何櫻花，日本櫻花這一植物品種最早是由侵華日軍引入珞珈山的，“櫻花大道”的園林景觀最早也是由他們所構建的，因此，日本侵略者帶來的這一“國恥標志”，乃是武漢大學的櫻花洗不脫的“原罪”，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客觀事實。

        至于1972年以后由日本友人贈送給武大的幾種櫻花，那當然是中日友誼的象征。但它們的數量相對較少，其觀賞性也遜色很多，很少為絕大多數武大師生和校外游客所關注，遠遠不能與占據主體的“國恥之花”相提并論。

        當然，不論1939年落戶珞珈山校園的日本櫻花給當時的武大師生帶來了多少屈辱的記憶，作為一種著名的觀賞類植物，它本身的美麗卻是誰都不能否認的。所幸數十年以來，大多數武大師生均能以客觀、平和、積極的心態來看待它們。

        如在1947年的陽春三月，早年曾留學日本的武漢大學生物系主任張珽（1884－1950）教授，直接將自己的課堂搬到了剛剛開放的櫻花樹下，他向同學們介紹，這些櫻花“本來是我們中國人的恥辱，不過現在，日本人被打敗了，這幾株櫻樹反而成為了戰利品，成為日本侵華的歷史罪證”。

        在這批聽課的學生中，有一位名叫蕭翊華（1927－2007），來自湖南農村，曾飽受日寇侵華之苦。看到這些櫻花，一方面，他在感情上很難接受，而另一方面，從科學的角度來看，櫻花又很有研究價值。于是，他懷著這種矛盾而復雜的心情，對珞珈山校園里的日本櫻花開始了長達60年（1947－2007）的觀測與研究，后來還獲得了“櫻花教授”的美譽。而他對日本櫻花花期的記錄，甚至比日本本國還要早6年！

        用蕭翊華自己的話來說，他研究珞珈山日本櫻花的初衷，正是為了“讓櫻花花期記錄作為日軍侵華的一項罪證，讓后人記住日軍在珞珈山留下的印記”，“向當年侵略我們的日本人證明中國人是不會忘記歷史的”。

        1985年5月，曾在武漢淪陷后留守護校的武大校友湯商皓重返母校，看到自己當年在珞珈山校園所親眼見證的第一批櫻花樹，不禁發出了這樣的感嘆：“敵酋所植之櫻木，樹本無辜，亦欣欣向榮，綠葉成蔭，惟花已過時謝矣。上月東游Washington D.C.，見白宮前亦櫻木成林，可知景物無分國界也。”

        十幾年前，曾有武大學子自發地在來校賞櫻的游人中散發傳單，大聲疾呼“櫻花雖美，國恥勿忘”，試圖努力利用所謂的“櫻花節”對廣大同學和游客們進行國恥教育。在他們的直接推動下，校方于2002年在櫻園老齋舍前豎起了一個“武漢大學櫻花簡介”的指示牌。2007年，學校又在“櫻花大道”的起點處安放了一塊刻有“櫻園”兩個大字的景觀石，并在其側面明確介紹道：

        武漢大學的櫻花不僅以其景色秀美而蜚聲國內，同時也是日本軍國主義者侵華歷史的見證。而今櫻花的品種，是歷代武大師生引種、馴化，栽培的成果，爛漫櫻花與早期建筑相映成景，成為校園內最具特色的景觀園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