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澎湃新聞創刊不久，我們專題討論了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模式。這個工作得到了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鄭春榮教授的大力支持。

        在“2015中德創新合作年”的框架下，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與澎湃新聞聯合推出這個新專題，探討不同的領域（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與德國創新能力的關聯，分析其對德國創新能力的影響及其機制。這是專題的第十篇。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縱觀德意志民族近代以來的歷史，與歐洲其他民族國家一樣，它也遭遇了磨難和災難，歷經了戰爭與和平，然而，在歷史的轉折點上，德意志民族總有與眾不同的抉擇：文藝復興時期，德意志民族的文獻中不會出現諸如《十日談》這樣嘲諷教會以至于褻瀆神靈的文獻，并在這樣的瀆神道路上推進到啟蒙運動的人本主義；路德折衷地選擇了“宗教改革”，試圖使教會回到使徒時代的狀態，恰是路德的宗教改革使德意志民族沒有走上徹底否定上帝的道路；啟蒙運動時期，德意志民族杜絕了羅曼民族的極具慘烈性和破壞性的革命熱情；共產主義運動時期，它同樣阻止了來自斯拉夫民族的殘酷性和徹底性的革命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困境中的德意志民族依然能夠堅持自己固有的傳統，貫徹“社會市場經濟”，20世紀末，又將“社會市場經濟”擴建為“生態社會市場經濟”，此舉既是與時俱進，也是回歸傳統。無論是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俾斯麥的社會改革，還是戰后德國的（生態）社會市場經濟，都具有德意志民族一脈相承的思維與行為的模式：這就是在歷史轉折點上，德意志民族在堅持傳統性和民族性基礎上固守中庸之道，提出創新性理論與實踐。

 一、引言

        采取中間路線，實行中庸之道，是德意志民族近代以來的基本特征。就日爾曼民族所處的地理環境來看，其西面與羅曼種族接壤，東部是斯拉夫種族。因而，德意志民族生存于歐洲的中部，就其文化而言，它既不屬于西歐，也不屬于東歐，從而構成其獨特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特征。今天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將自己視為西方價值體系的一部分，實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德意志精英階層觀念被強制轉變的結果。可以理解為第一任總理阿登納（Konrad Adenauer）在迫不得已的情態下，朝西方轉向，與西方接軌的求生之舉。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縱觀德意志民族近代以來的歷史，與歐洲其他民族國家一樣，它也遭遇了磨難和災難，歷經了戰爭與和平，然而，在歷史的轉折點上，德意志民族總有與眾不同的抉擇：文藝復興時期，德意志民族的文獻中不會出現諸如《十日談》這樣嘲諷教會以至于褻瀆神靈的文獻，并在這樣的瀆神道路上推進到啟蒙運動的人本主義；路德折衷地選擇了“宗教改革”，試圖使教會回到使徒時代的狀態，恰是路德的宗教改革使德意志民族沒有走上徹底否定上帝的道路；啟蒙運動時期，德意志民族杜絕了羅曼民族的極具慘烈性和破壞性的革命熱情；共產主義運動時期，它同樣阻止了來自斯拉夫民族的殘酷性和徹底性的革命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困境中的德意志民族依然能夠堅持自己固有的傳統，貫徹“社會市場經濟”，20世紀末，又將“社會市場經濟”擴建為“生態社會市場經濟”，此舉既是與時俱進，也是回歸傳統。無論是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俾斯麥的社會改革，還是戰后德國的（生態）社會市場經濟，都具有德意志民族一脈相承的思維與行為的模式：這就是在歷史轉折點上，德意志民族在堅持傳統性和民族性基礎上固守中庸之道，提出創新性理論與實踐。

二、堅持神性存在的宗教創新

        縱觀德意志民族的歷史，我們可以觀察到德意志民族的內核是堅信秩序甚于自由，樂于改革而拒絕革命，強調社會（民族）而弱化自我（個體）。這些特性均能在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的宗教改革中初見端倪。馬丁·路德的有生之年是西歐文藝復興如日中天的時代。發端于十三世紀的意大利文藝復興，到了十五、十六世紀，文藝復興的影響力已經覆蓋整個歐洲，以薄卡丘的《十日談》為代表的戰斗檄文直指教會以及上帝本身，此運動一直發展到十八世紀法蘭西啟蒙運動對上帝的徹底否定。這就是歐洲的世俗化和現代化的開端。然而，同一時期的德意志人馬丁·路德依然堅持基督教的精神，力圖鏟除羅馬天主教會的腐敗來拯救耶穌-基督教，史稱“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的徑路彰顯了德意志民族堅守傳統，不走極端，不一窩蜂地追隨時代潮流的品性，是德意志民族特性的突出表現。

        路德宗教改革的創新之處有三，在堅持神性的基礎上否定教會的中介功能；突出個人與神性直接對話權利，同時在上帝事務上否定人的自由意志；在弘揚上帝王國的同時肯定俗世王國，這就是路德的兩個王國學說（die Zwei-Reiche-Lehre）。馬丁路德親眼目睹了羅馬教廷的腐敗和墮落，對羅馬教廷在德意志地區推銷贖罪券十分不滿。堅持“因信稱義”的他于1517年10月31日在維騰堡教堂大門上張貼出抨擊《九十五條綱領》，直接否定了贖罪券的荒唐以及教會的中介作用。鑒于德意志百姓讀不懂拉丁文的圣經，路德就將基督教最為重要的宗教文獻《圣經》譯成德文，取締了教會在人神之間的中介特權。路德版德語圣經與浪漫派時期的格林民間童話都成為德意志民族宗教精神和文化認同的重要文獻，對之后德意志文化的統一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路德的兩個王國的學說同樣是近代以來，從基督教出發對世界管理的一些設想。由于當時的歐洲人生活世俗王國和宗教王國中，路德就提出了兩個不同的治理方式，一為屬靈治理，一為屬世治理。不過，路德的兩個王國的學說依然將人置于神性的管轄之下，認為在上帝面前人沒有主體性可言，這也就順理成章地堅決反對伊拉斯謨提出的“自由意志”這類啟蒙-人本主義式的觀念。路德對“自由意志”的批判一直被啟蒙主義意識形態占主導地位的現代西方學界所有意無意地忽視。直至今日，這個決絕人本主義的觀念，即無論在神性還是自然面前，人均沒有其自給的主體性地位，依然是德意志精神的中流砥柱。這也是德意志浪漫精神與西歐啟蒙-人本主義意識形態之間不可調和的本質性對立。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面臨的難以解決的各種根本性難題（如能源危機、環境污染、食品安全、世界掠奪等）都是將人置于至高無上地位的后果。

三、建立民族認同的社會創新

        從國家意義上來說，俾斯麥的偉大貢獻在于將諸多德意志諸國統一為一個國家，而他在社會制度的創新上卻沒有得到相應的估價。其實，德意志國家統一和社會保險制度的建立，這兩者是相輔相成、互為支撐的關系。站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俾斯麥的社會制度創新的意義顯然不亞于其統一德國，其卓越貢獻不止于德意志帝國的穩定性，更在于俾斯麥的社會制度的創新長久地建立了德意志人的民族向心力、民族認同性和民族共同性。因此，“鐵血”之“血”與“鐵”象征的不只是這位德意志帝國的宰相的殘酷和暴力，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為，這位宰相實行并維護德意志帝國統一的鋼鐵般的意志，以及堅信德意志民族有著血濃于水的親緣關系。

        德意志國家在政治上的統一，自十八世紀以來，一直是德意志文化精英夢寐以求的夙愿，無論是德意志經典文學（歌德、席勒），德意志理念主義哲學（費希特、謝林、黑格爾），還是浪漫派（諾瓦利斯、格林兄弟等），都旨在德意志國家的政治統一之前，先在文化上建立了德意志民族的統一性認同，為德意志國家的統一準備了充足的前提條件。十九世紀中葉，歐洲共產主義和工人運動風起云涌，社會主義工人運動試圖轉變范式，用階級論替代民族性，使得剛剛統一的德意志帝國難以站穩腳跟。德意志政治和文化精英均已察覺到，社會主義運動利用由工業化產生的勞動者貧困狀況，不僅危害到成立不久的德意志帝國的持久性與和諧性，更將會對德意志民族的融合過程產生毀滅性的破壞作用。

        作為德意志帝國的首相，俾斯麥從民族特性出發，堅持非民主的社會制度，平息了19世紀80年代的社會主義運動；同時，他通過立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工業勞動者的醫療保險（1883）、事故保險（1884）、退休及工傷保險（1889）制度，保障了勞動者的基本權益，消解了他們勞動的后顧之憂，解決了他們生活的基本問題。在之后的歲月中，這些社會保險制度也同樣運用在農民身上。俾斯麥的這一系列創新舉措，規避了社會動亂，維護了社會安定，不僅在經濟上，更是在政治上加強了德意志民族的自我認同。

        一個真正的、有價值的歷史性創新并非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突發奇想，一定是繼承、發揚和突顯了其民族文化中的優良傳統。俾斯麥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創新也不例外，它有一個承上啟下的傳承性。早在俾斯麥之前，德意志農村的地主與雇農之間就存在一種父權式的保護關系；工業化時代的一些大企業家，如耶拿的阿貝（Abbe）、艾森的克虜伯（Krupp）、薩爾的施篤姆（Stumm），也為勞動者提供更多的生活保障，諸如為他們建造住房，這些住房有些至今還留存在那些地區供人居住；工人有災有病，企業主都會親自登門拜訪，或去醫院看望，并給予切實的關心和照顧。俾斯麥的創新之處在于，他將延續到工業界的農村的父權關系拓展到國家層面，并以立法形式得以確定和保障。值得一提的是，德意志國家，無論是過去的德意志帝國，還是今天的聯邦德國，其法律文本、其執行度與實現度之間的差異是微乎其微的；尤其重要的是，舉國上下都堅信法律文本的嚴肅性和不可動搖性。俾斯麥社會制度的創新性還表現在它的可持續性，俾斯麥時代建立的“普遍健康保險”（AOK）至今依然是聯邦德國接納廣大民眾健康保險的公法機構；聯邦德國在1945年之后，依然在俾斯麥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基礎上建立“社會-市場經濟”。

四、堅持民族特色的經濟創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德意志民族面臨以美國為首的戰勝國的規劃和設定（中國似乎忘卻了自己是四大戰勝國之一，而不是法國，法國只是四大占領國之一）。美英法占領者必然會在占領區建立全面資本主義的體制，強制德意志人接受“西方價值體系”，并為聯邦德國制定《基本法》，德國至今沒有一本有全民公決的憲法（Verfassung）。盡管如此有同盟國的管制與壓力，聯邦德國的創始者們依然能夠在歷史的關鍵時刻，頂住壓力，在逆境中堅持德意志民族傳統的精神特性，拒絕自由的市場經濟，拒絕完全的資本主義，堅持國家以法律和稅收制定等手段對經濟的駕馭和控制，以保障全民的基本生活（包括醫療保險、養老保障）。這就形成了德意志民族在二十世紀中葉在社會-經濟上的創新：社會市場經濟（die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必須指出的是，在中國，也有人將“社會市場經濟”翻譯成“福利市場經濟”。這是對“社會”（sozial）這個語詞的極大誤解。翻譯者只是從民眾獲得的利益角度來翻譯這個語詞，好像是民眾享受了從天而降的福分，從而忽視了國家法律制度構造的設計理念，沒有從德意志民族特性來理解“社會”的本質，更沒有看到這一創新同樣建立在深厚的傳統和民族精神基礎之上。社會市場經濟中的這個“社會”其實就是將個體的“家”的概念擴展到群體的“國”的理念，將家庭成員互助關系拓展到國家層面的法律保障體系。具體而言，就是將家庭層面擴展到地區層面，再從地區層面擴展到聯邦層面。

        不過，時至今日，這個舉世聞名的社會市場經濟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當“社會”（das Soziale）被“個體”（das Individuelle）所濫用時，也就是說，當個體不把這個社會或國家當成自己的家的時候，這個制度就會發生危機。這一保障體系建立在代與代之間的契約（Generationenvertrag）之上，其前提就是金字塔式的人口結構。就是說，退休一代領取的退休金就是工作一代所支付的退休養老保險金，簡而言之，就是下一代養上一代。如果說，十個納稅者支付一個退休者的退休金，是可以支撐的；如果用三個人的納稅金來支付一個退休者的退休金就難以承受。德國人的出生率嚴重下降，而今的德國人口結構逐漸呈現出倒金字塔形，給社會市場經濟帶來難以承受的負擔。上世紀80年代，孩子在餐館等公共場所的喧鬧聲會遭受老人的怒目而視，而現在，孩子作為未來的納稅人而備受關注。當時的聯邦德國總理阿登納自己就有八個子女，他堅信生孩子是天經地義的事：“孩子總是會出生的”！不過，上世紀90年代就有專家警告說：國家在社會保障的支出不斷膨脹與現在與將來的納稅人口銳減之間存在難以克服的矛盾。政治家為了贏得選票而一味遮蔽并回避這個問題，企圖把這個嚴峻的問題推到與己無關的下一屆選舉中。選舉制度的弊病由此可見一斑。今天，德國的政治精英必須直面、回答并解決這一難題了。

        自20世紀70年代以降，人類面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造成的種種惡果與危機，消費欲望的無限開拓與自然資源的有限性形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人類生存環境的日趨惡劣；食品工業化造成了人類生命的危機。如此種種，資本主義鼓吹的人間天堂可能霎時蛻變成人間地獄。西方知識精英首先意識到，“經濟可以無限增長”只是資本主義經濟理論制造出來的現代幻覺。“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早在1972年出版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警示世人：人類對大地的無限盤剝和榨取會造成無法修復的毀壞，在有限的星球上追求無限的增長會帶來人類社會的崩潰。與此同時，在聯邦德國境內出現了如火如荼的綠色和平運動。也就是史稱的68運動，這一運動給德國社會帶來的正反面的經驗與教訓至今還無法估量。不過，在這一運動中，綠色運動逐漸成了目前德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主旋律。上世紀末，德意志民族在人類面臨的環境問題上再度創新，在“社會市場經濟”之前加上“生態”二字，即“生態社會市場經濟”（?ko-Soziale Marktwirtschaft）。

        具體而言，就是從相關政策和法律的制定、經濟手段的實行等方面，建立在環境保護和可持續意義上的“生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主要有兩大方面進行實施：1. 對環境的使用進行量化，并作為可交易的產品引入市場。就是說，工業界對自然資源的使用不再是免費供應，而是將自然資源視為有限資源加以限制使用，一切自然資源都要作為有限產品標價出售。2. 對能源與載能體的消費要加以稅收。尤其針對私人獲取能源也要收稅，對二級載能體的消費，如電力、石油、燃油等，……私人與企業的能源使消費應有所區別。

        “生態社會市場經濟”的提出并非無中生有的革命性改變，而是在更大視閾中回歸到德意志民族精神與傳統中去，與歷史-文化，宗教-自然的創新性接軌。無論是德意志經典詩學，如歌德，還是其浪漫派都強調自然大于人類。歌德在其“自然”一文中，開門見山地確認，人只能在自然中，“被自然環抱；人既沒有能力走出自然，也沒有能力深入自然”，無論人對自然有什么態度，他只是自然的一部分。這與海德格爾的“在世界中的存在”（das In-der-Welt-Sein）如出一轍。德意志浪漫派更是將自然理解為上帝的外在化和具體化。其代表人物諾瓦利斯就認為：自然研究者的手里“自然就會死去，只留下僵死的、抽搐的殘骸，與此相反，在詩人那里……自然獲得靈魂”。還有就是以前德國民眾廣泛閱讀、卻不入文學史之大堂的故鄉小說（Heimatroman）中，對故鄉的贊美是其主導性主題。在德意志人的靈魂深處確實有著一股對故鄉（環境）的熱愛之情。因此，聯邦政府出臺的生態政策植根于歷史文化之中，會得到人民的支持，并有效執行。無論如何，德意志民族提出的生態創新意在解決人類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難題。解決世界范圍內能源危機的建設性設想，具有深遠的創新意義。

五、結語

        從以上德意志民族的三次重大關鍵性選擇中，我們可以看出，德意志民族在歷史轉折點上，在面臨解決民族問題和人類問題的關鍵時刻，能夠提出中庸之道的創新理論和實踐，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這種創新不是心血來潮的全民運動，不以放棄、甚或毀滅民族傳統和精神之核心為代價，亦非具有破壞性的“偽創新”，更不是運動與革命，而是在對本民族傳統和精神的深刻理解與領會的基礎上，針對問題的根本性，提出深思熟慮的、較為徹底的系統性方案。這樣的創新才具有可信性和可持續性。

        從德意志民族的歷史性創新經驗中，我們可以明白地看到，創新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與歷史傳統的傳承性。創新從來不是無中生有的，也不是對自身民族傳統的自殘性詆毀，而是對自己民族的充分肯定，在其傳統中發掘、繼承和弘揚前人已有的卓越思想和豐富經驗，來回答并解決自己當下面臨的各種問題。在繼承的同時，創新也要有可傳遞性。這一點與創新的第二個條件有關聯。第二，具有長期的可持續性。創新的可持續性是看其是否能有效地傳遞下去，是否能經受時間和歷史的考驗。如果創新是以一種極端的手段否定歷史或者傳統，或者一種創新在短時間內被另一種創新所否定或取代，那就不能稱其為創新，充其量是嘩眾取寵的忽發奇想。創新不是摧毀性的想法和行為，而是能夠持續和建設的正能量。

        （本文原題：“取值于創新與傳統之間的中庸之道——近代以來德意志民族的三次創新性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