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是外來的概念，十幾年前被引入中國。社區源于，在西方城市的發展歷程中，城市市民有自主決策權。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們講社區的時候，說的是市民自主參與的社區。

        在中國，社區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發展過程。我國的社區建設，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模式，真正居民的參與是很少的。

        由此，中國的整個社區建設，就出現很有意思的特點：一方面建了很多硬件設施，但和居民需求不完全吻合。最典型的就是，大媽跳廣場舞。按理來說，每個街道政府都建有文化中心，但為什么大媽又到廣場去跳舞，變成了社會問題呢？這是做社區治理時，我們依托自上而下的體制，和社區居民的真正需求不完全吻合。

        現在的法定規劃中，沒有社區規劃。在法定的規劃中，有不同層次的空間規劃和商業規劃，最小尺度的空間規劃是居住區規劃。但居住區規劃是服務、物質等要素的空間布局，和社區不完全吻合。特別是今天，居住區規劃變成了由房地產商掌控的規劃。房地產商也有和市場結合的一面，但它畢竟是一個完全市場化的行為，而我們說的居住區規劃，更多是基于公共服務的考慮。

        從上海整個社會發展看，一個是老齡化，特別是上海中心城區，其實上海郊區老齡化程度也高，比如崇明，程度低的反而是農村結合部，它有大量外來人口，反而使老齡化的程度相對低了一些。

        老齡化以后，退休者一定需要使用社區空間，而且是一種非規劃空間的使用——比如廣場舞。因為在原來的規劃中，沒有提供這種空間，所以它必然自發地占據一些地方。

        還有一個問題，我國女性退休比較早。我和日本教授交流時，他們都感到非常詫異，中國多么幸福，女性50-55歲就退休了。這在發達國家是不可能的，退休年齡要延長到65歲，這涉及退休金問題。女性退休后，有了大量時間。這種空余時間很快轉換成空間，但在我們的規劃里，沒有充分考慮到這點。

        第二點，核心家庭出現開車外出休閑的趨勢。生活條件改善后，汽車是家庭必需的。而使用汽車的大多是中青年，老年開車的是少數。

        從規劃的角度講，很多空間是適合中青年這種家庭的。比如郊野公園，其實就和老人沒有什么關系，老人的活動半徑非常有限。比如三月份梅花開，在奉賢，那么遠的地方，開車去賞花消費的人都是30-40歲的精英階層。所以，規劃考慮比較多的是這一波中青年人的需求。

        以此，可以看到，整個城市的空間，確實在有意無意中，由掌握話語權的人進行支配，空間被分隔。以上海金沙江路改造為例，這是一個改造失敗的典型例子。金沙江路是一條城市干道，是一條比較老的路，2013年拓寬改造時，把車道由原來的“4快2慢”變為“6快2慢”，問題在于，它把人行道壓縮到不可思議的程度，最窄的人行道不到1米，這其實就已影響到居民出行方便。

        這種問題，社區規劃尤其應該重視。道路改造，一定要有居民參加。規劃時，要充分尊重居民意愿，甚至施行一票否決。不然，這樣的改造到底適應什么？是為誰服務的？

        這種非常具體的問題，在我們生活當中比比皆是。

        比如，在住宅區商品化過程當中，把居住小區的規劃完全視為容積率，最后形成了一個個門禁社區。這些門禁社區和整個空間的網絡化，形成了一個悖論。整個城市需要四通八達的網絡化結構，比如說過去的里弄，可以相互穿行，但人們現在都必須在小區外圍繞道。因此，從規劃角度上說，也有很多可以探討的地方。

        最后，對社區規劃，我認為，不宜把內容設計得太多，或者說，不能以福利社會的觀點，去進行公建設施的配套。政府的資源是有限的，以有限的資源要建什么樣的設施，應征求社區居民意愿，因為社區有不同類型。比如說，一些社區老齡化程度比較高，那老齡化設施需求會多一點。

        我認為，不宜把內容搞得非常齊全。到最后，政府也沒那么多錢，也涉及空間本身的使用，中心城的土地特別緊缺。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要抓一些重點；特別是一些設施，在中心城區能不能立體規劃，比如一樓是便民的，二樓是青少年活動中心，滿足更多人的需要，可能是這樣一種方向。

        （本文系作者2015年2月在上海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發起的“上海社區規劃研討會”上的發言，蔣曉娟、王昀根據錄音整理，未經作者審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