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出行坐電車最劃算

        現代人買房，非常注重交通，哪個小區離地鐵入口近，那里的房子一準很貴。

        民國人租房，同樣注重交通，比如老舍小說《離婚》里的主人公老李在北京租房，第一個要求就是“離電車站近”。電車站就是電車停靠的站點，離電車停靠的站點近，出門坐電車就比較方便了。

        現代人在大都市里生活，要想從南城跑到北城，最靠譜的出行方式自然是坐地鐵，一是便宜，二是不堵，三是時間有保證。

        民國人憧憬過地鐵。1934年作家周楞伽暢想未來，希望“電車通行于地底，飛機密布于天空，家家都有抽水馬桶”（《上海的將來》，新中華雜志社1934年版），他的愿望在今天終于實現了，現在的地鐵確實是“電車通行于地底”。可是民國時代畢竟沒有地鐵，廣大市民最靠譜的出行方式只能是坐著電車在地面上穿行。

        相對于其他交通工具而言，乘坐電車絕對是最劃算的。1908年上海第一條電車線路通車，全線共分三段，頭等座每段票價只要0.03元（銀元），二等座每段票價只要0.02元，從老縣城坐電車到英租界，只需要銅圓1元（當時銅圓128元才相當于銀元1元），而坐黃包車至少要花銅圓15元，而且黃包車既沒有電車快捷，也沒有電車安全。

        電車在上海開通后不久，會過日子的市民出門，只要能坐電車，絕對不坐黃包車。蘇青小說《續結婚十年》描寫了一個在上海生活的土財主，“平日走出門去，不舍得喊黃包車，仍舊搭電車去。”可見坐電車是很省錢的。

        如果天天坐電車，買月票會更劃算。上海電車一開始就賣月票，頭等座每月8元（銀元），二等座每月6元，三等座每月5元。那時候1塊銀元能買20斤大米（這是1909年春天上海米市的零售價），折合人民幣60元左右。換句話說，買一張三等座的電車月票要花人民幣300塊錢。乍一聽好像挺貴，但是您知道嗎？要是天天乘坐黃包車，累積開銷比這高多了。

        民國上海已有出租車，貴得嚇人，每小時收費3元（銀元）以上，完了還要給司機小費，燒包青年坐兩回出租車，就夠買一張電車月票了。

        上海電車從1908年開始運營，最初只有一條線路：起點是靜安寺，沿愚園路、常德路、北京路、石門二路、南京西路向東行駛，然后穿過南京東路，直達外灘。到了民國成立的第一年，僅公共租界的電車線路就已經擴展到了八條。此后電車迅猛發展，到了抗戰前，全市每條主要街道均有電車通行，電車成了大眾出行最便捷的交通工具。

        北京的電車比較晚。1921年5月，北京成立了一個官商合辦性質的電車公司，該公司從英國買來電車，從法國買來鋼軌，從日本買來電線，從瑞士買來發電機，經過三年多的籌備，終于在1924年12月開通了第一條有軌電車公交線路。

        

售票員收入靠貪污

        不管是在北京還是在上海，電車剛剛運營的時候都曾引起轟動，大多數人不敢乘坐——怕被電死。為了吸引顧客，電車公司推出了一些優惠活動：女士和小孩可以免費乘坐，男人乘坐則可以領到一小包花生或瓜子，同時降低票價，等大家開始擠乘的時候再把票價調上去。這一招兒俗稱“笑臉迎客，關門打狗”，類似于今天微信和支付寶平臺為網民派發紅包。

        民國時代有無軌電車，也存在有軌電車，其中以有軌的居多。每輛有軌電車上都有一個司機和一個售票員，司機沒座兒，站著駕駛，左手握住電閘，右手握住剎車，腳下踩著電鈴，開到終點站不用調頭，跑到車尾往回開——車尾也有一套電閘、剎車和電鈴。售票員站在車門口，一手接錢，一手給票，收班時把票根和錢一同上交給電車公司，由會計核對票根，檢查售票員有沒有貪污。

        

        電車售票員工資很低，月薪不到10元（銀元），收入主要靠貪。1933年魯迅給《申報?自由談》寫專欄，寫到售票員怎樣貪污：“他（售票員）一面留心著可揩的客人，一面留心著突來的查票，眼光都練得像老鼠和老鷹的混合物一樣。付錢而不給票，客人本該索取的，然而很難索取，也很少見有人索取，因為他所揩的是洋商（指租界里的電車公司）的油，同是中國人，當然有幫忙的義務，一索取，就變成幫助洋商了。這時候，不但賣票人要報你憎惡的眼光，連同車的客人也往往不免顯出以為你不識時務的臉色。”魯迅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售票員收了乘客的錢，卻不給車票，將本該上交的票錢據為己有，他得了好處，乘客也沒有損失什么，所以乘客們對此緘默不言。

        要想避免售票員貪污，可以采用三種辦法：第一，每輛電車上除了一名司機和一名售票員以外，再配一名檢票員；第二，搞無人售票，并在投幣處安裝監控設備；第三，將車票設計成有獎發票，刮票有獎，以此來誘導乘客索要車票。第一種方法和第三種方法都不可避免地要增加電車公司的成本，第二種方法在經濟上倒比較可行，可惜技術上達不到——民國時代應該還沒有監控錄像吧？

        

乘客買票換貨幣“貼水”

        民國電車之所以不搞無人售票，其實還有一大致命因素：貨幣不統一。

        我們知道，民國一直四分五裂，政權沒有統一過，貨幣也沒有統一過（1935年蔣介石政府雖然發行了法幣，但是并未通行全國，陜甘寧邊區通行邊幣，東北地區則通行偽滿幣）。以1933年的北京為例，既流通銀元和銀元券，也流通銅錢和錢票，其中銀元又分鷹洋（墨西哥銀元）、站洋（英國銀元）、龍洋（光緒銀元）、袁大頭（印有袁世凱頭像）、孫大頭（印有孫中山頭像）、雜洋（湖北與四川等省鑄造的劣質銀元）等等種類，銀元券則分中交票、天津票、河南票與漢口票四類，銅錢主要有制錢（面值1文）和大子兒（面值10文）兩種，錢票的種類可就多了，每個大型錢莊都有資格發行……以上各種貨幣同時流通，互相可以兌換，其兌換比例卻不固定，就像現在人民幣跟美元的匯率一樣經常浮動。

        OK，現在您是電車售票員，車門打開，乘客魚貫而上，您開始收錢了。公司定的票價是每人每站1個大子兒，可是乘客交給您的卻不一定是大子兒，而是制錢、銀元、錢票、中交票、銀角子之類五花八門的貨幣，這時候您必須馬上開動腦筋，按照當日的兌換比例將乘客交給您的不同貨幣迅速換算成大子兒，并迅速出票，迅速找錢。在這種情況下，無人售票絕對不可行，因為任何一款投幣機都不會找錢，即使會找錢，它也代替不了售票員的頭腦。

        可以想見，在民國時代做電車售票員是個辛苦活兒，但也是個有油水的活兒。都有哪些油水呢？一是從車票上揩油，貪污一些票錢，這個剛才我們已經說過；再就是從兌換比例上做文章，在收錢和找錢時讓乘客多“貼水”。

        比方說我從北京天安門坐電車去北新橋，票價4個大子兒，可是我兜里沒裝大子兒，只有袁大頭。按照當天的兌換比例，1枚袁大頭可以兌換100個大子兒，我給您1枚袁大頭，您得找我96個大子兒。可是您說了：“公司有規定，用袁大頭買票需要貼水10%，1枚袁大頭只能作價90個大子兒，想坐就坐，不想坐走你。”我急著坐車，只好讓您白白賺走10個大子兒。

        鑒于大多數售票員找錢時都會讓乘客吃虧，所以精打細算的乘客在上車之前會提前換錢，你按制錢收費，他就換一把制錢，你按銀角子收費，他就換一把銀角子，堅決不讓你占便宜。可是衣兜里天天裝著一把零錢也不方便啊，于是另一個商機應運而生：某些小販在電車停靠站旁邊擺起攤位，既賣零食，又幫乘客兌換貨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