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或者“One Belt/ One Road”已經是一個不需要解釋的概念。在各種國際國內閉門開門會議上，已經沒有多少人還會費力氣澄清“一帶”指的是“絲綢之路經濟帶”，“一路”則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搞不懂這兩個縮寫詞指向內容的與會者也絕少有人會樂于冒遭到鄙視的風險公開要求發言人提供注腳。

        然而，一個概念每個人都知道指的是什么并不等于在這個概念的定義方面沒有歧義。由于“一帶一路”頂層設計規劃迄今沒有對外公布，很大程度上，這個短語成了一個可以被隨便定義的寬泛概念，其范圍、內容和實行方式都是可以爭論的。其結果就是出現了大量“我說的‘一帶一路’指的是……”及其變種表述。其實，對話在很多時候本來就是對話者在自說自話，看起來針鋒相對，可如果仔細考察一下爭論雙方的對話內容，卻往往會發現甲方所批評的和乙方所支持的根本沒有交集。

        舉例而言，關于“一帶一路”與中國過剩產能向海外轉移的關系問題，批評者提出的指控包括中國輸出過剩產能同時也是輸出污染，因而必然引起當地民眾的反對。而贊成者強調的則是所謂過剩產能對當地工業化的拉動能力。這一利一弊本來是在討論過剩產能海外輸出問題是應該被同時提到的一個事物的兩面，然而，在中國當今的學術/政策/媒體過于絕對化的語境下，往往只會根據寫作者的立場呈現其中的一個方面。

        很多年前，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曾經飽受他手下那些經濟顧問的折磨，那幫人事事都要談論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就是不肯給出一個方向確定的建議。“給我找一個只從一方面看待問題的經濟學家來！”杜魯門叫喊道。他的要求在今天的中國倒是很容易被滿足，因為我們相當多的學者和專家是只從一個方面看待問題的。

        當然，也可以爭辯說，作者經過嚴縝的分析得出了具有方向性的結論，只是受到文章篇幅限制，不得不突出自己的核心觀點，從而被迫對自己的分析過程進行壓縮和精簡，僅能呈現最能支持自己論點的證據。只談一方面內容不等于作者立場先導只從一個角度看待問題。

        也許吧，但是，在媒體上發表這樣的質疑和反思，能洗凈危言聳聽誘導公眾的嫌疑嗎？至于大鳴大放一片叫好的文章，恐怕也會讓人產生有意無意進行“戰略忽悠”的印象。不僅公共媒體如此，在學術和政策研究期刊或著作上，關于“一帶一路”的文章很多也很極端。均衡性和中立性在當今中國的知識分子話語體系當中本來就存貨不多，討論“一帶一路”的時候就更加所剩無幾了。

        有趣的是，在傳統學術期刊和政策雜志上，關于“一帶一路”的文章，唱衰者寡而闡述其戰略意義或者暢想其實現方式者眾。這不難解釋。“一帶一路”已經正式啟動，在中國的政治體制和學術體制下，公然反對或者唱衰的文章很容易被編輯自覺屏蔽。而另一個話語平臺上，也就是在網絡特別是新媒體自媒體上，人們卻往往能夠看到大量對“一帶一路”提出質疑的文字。

        表面上看，很容易得出結論說，這些作者是因為無法在傳統學術媒體上發表自己的真知灼見而不得不曲線轉戰到自媒體，以警醒世人。不過，換一個看問題的角度，也可能是網絡上的質疑者和唱衰者們秉持自己質疑一切、唱衰一切的習慣使然。在互聯網上質疑一切本來就是表現自己智力超群的廉價手段。

        不論是傳統學術期刊還是新興網絡自媒體，言論的發表者在發表言論時強烈的功利主義心態——實現論文發表/獲得點贊及轉發——對作者的立論產生了近乎決定性的影響，其結果必然是中立和客觀的喪失。立場，甚至是功利主義動機決定的立場，決定言論的結構和結論，這一傾向在今天的中國，很難說是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輿論形態。只不過在關于“一帶一路”問題的爭論上，因為另外一個因素的存在，使得這種爭論變得更加地令人不知所云，那就是大多數討論者對于自己所討論的對象缺乏必要的知識儲備特別是現地情況的了解。

        敘事宏大是當下中國輿論甚至學術和政策討論的特點，相應的，宏大敘事很容易導致細節上的粗疏。2015年年初，斯里蘭卡總統更迭，之后傳出中國投資的科倫坡港口城項目因為環評問題被暫停的消息。一時間，各種分析各種反思各種憤慨充斥媒體和網絡，痛陳中國企業不知悔改不汲取緬甸教訓者有之，質疑中國投資者和中國外交界的智力水平者有之，一幅“早知如此”的幸災樂禍嘴臉者也有之。無數人從各種角度對科倫坡港口城項目的環境問題談了無數種看法。洋洋灑灑的文章、帖子當中，有多少正確指出了科倫坡港口城的中方開發商來自哪里，又有多少提到了中方開發商此前聘請的環評方姓甚名誰呢？繞開具體問題直奔宏大的戰略討論，其實只是因為大家談論的都是自己不知道的東西。這沒什么奇怪的，畢竟中國專門跟蹤研究斯里蘭卡問題的專業人員只能以個位數計，而了解科倫坡港口城競標過程又便于公開發表意見的恐怕也寥寥可數。少數人在此前發出的預警聲音在中國的學術/政策/媒體圈子里根本就沒有人關心。

        類似的情形幾年前在“阿拉伯之春”剛剛發生的時候就已經出現過。并不是中國人當中沒有人在事前預見到阿拉伯世界即將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些人也試圖做出過提醒。之所以沒能引起重視，于公共輿論平臺，是傳播規律使然——壞事只有在發生以后才是新聞。而于學術/政策圈子，則顯然不能用傳播規律說事兒，歸根結底是因為中國國際關系的學術/政策圈子長期沉浸在所謂全球性問題的宏大敘事當中，眾多研究機構和大學對美國日本以外的地區研究既不投入也不在乎產出。即使有人從事地區和國別研究，很多情況下也只是通過美國視角。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相當數量中國從事國別研究的專業人士，對象國一輩子也沒去過幾回。一名研究人員跟蹤一個地區的十多個國家的情況，主要靠剪切和粘貼寫報告的情況非常普遍。

        隨著近年來中國外交整體上更加重視周邊，國際問題研究話語也出現了“去美國化”的趨勢，國別研究、地區研究相應得到了一定的重視。但首先，國別研究的成果是在時刻跟蹤的基礎上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絕非一朝一夕能夠改變。其次，中國國際關系學術界和政策界對宏大敘事的偏愛更是根深蒂固，很多人只是從前津津樂道于“理論”現在孜孜不倦于“戰略”，不變的是看著地球儀捉摸天下大事的習慣。知道這些細節有什么用呢？有些戰略研究者這樣爭論：“我不用知道那么多細節，照樣可以得出符合事實且預判精準的結論，這些所謂細節不過是些不重要的干擾因素罷了”。還有一類研究人員意識到了細節的重要性，但不是試圖進行縝密的資料搜集和細致的田野調查，而僅僅是浮光掠影走馬觀花地到某個國家參訪了幾天，參加了幾場會議，聽取了幾個報告，回來就把別人灌輸給自己的東西通過自己的話語在中國公眾和學術/政策層面進行放大傳播。不客氣地說，這不叫重視細節，這叫天橋耍把式，其背后仍然是習以為常的傲慢和偏見。

        坦率地說，表象宏大實則空洞的戰略思維方式很可能是今天中國很多無聊甚至有害的爭論的成因。不了解具體情況，只能從宏大敘事的戰略角度談論問題，于是立場就比分析和論證更加重要。所謂“立場”在“一帶一路”問題上，并不是該這樣做還是該那樣做的路徑選擇問題，而是該不該做的所謂“戰略判斷問題”。這個問題的出發點甚至和“一帶一路”無關，卻和對中國未來發展前景的預期有關，其實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

        “一帶一路”作為影響深遠的重大戰略，的確不能不考慮其在價值層面和道德層面的影響和后果，但恐怕在“一帶一路”剛剛啟動的試水階段，更應該進行的是“一帶一路”的技術性分析。專家層面的細節討論對“一帶一路”戰略未來的影響，可能比戰略層面和理論層面的宏觀研究現在更能滿足需求，也可以為未來的戰略和理論思考提供更多素材。就此而言，眼下，學術和政策層面，少一些關于“戰略意義”的討論，多一些預警性的情況提醒和經驗類比；公共媒體方面，則恐怕要剛好相反，要多一些建設性闡釋，少一些隔岸觀火甚至冷嘲熱諷。做到這兩點，對于媒體/學術/政策研究的相關人員來說，算不上是多么過分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