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兩河流域，又稱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其希臘語詞根的意思為 “兩河之間的土地”），泛指地處西亞的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之間的區域，該區域的大部分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境內。兩河流域素有“人類文明的搖籃”之稱，早在公元前3200年左右便誕生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楔形文字。

        《漢謨拉比法典》（以下簡稱《法典》），或譯為《漢穆拉比法典》，是兩河流域文明保存下來的最完備的法典，也是中國讀者最為熟悉的楔形文字文獻，幾乎必定出現在介紹兩河流域文明的各種出版物中。然而，關于這樣一部著名的法典，依然有不少鮮為人知的事實。

兩河流域文明的代言人，為何出土于伊朗？

        

        《法典》頒布于古巴比倫王朝國王漢謨拉比（約前1792-前1750年在位）統治末期。全文刻于一座黑色玄武巖的石碑上，高約2.25米，最大直徑為1米。

        作為兩河流域文明代言人的《法典》石碑，其出土地點不在兩河流域境內，而是位于今天伊朗境內的一個名叫蘇薩（Susa）的遺址。公元前12世紀末，鄰國埃蘭（Elam）的統治者從東面入侵兩河流域，將《法典》石碑作為戰利品，劫掠回都城蘇薩。在1901-1902年發掘季中，一支法國考古隊在蘇薩發掘出這塊石碑，并將其運回法國。該石碑現藏于巴黎盧浮宮博物館的近東藏品部，為該館的熱門展品之一。

        埃蘭文明是在今天的伊朗西南部發展起來的古代文明，中心為蘇薩。雖然伊朗不知為何沒有入選我們熟知的“四大文明古國”，但它的文明同樣悠久燦爛，早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就已經出現文字材料（用楔形文字書寫，語言為埃蘭語）。在數千年的歷史中，埃蘭與兩河流域間既有文化交流和商貿往來，又沖突不斷，互有勝負。直到兩河流域文明末期，新亞述國王亞述巴尼拔（前668-前627年在位）才徹底征服埃蘭，攻陷蘇薩。但是，埃蘭問題解決后，卻創造條件導致了另一個強敵波斯在伊朗的興起。這是后話。

《法典》的石碑浮雕：神與人的距離如何呈現？

        

        《法典》石碑的頂部是一幅浮雕，刻畫的是太陽神沙馬什把一個繩環和一截木杖授予漢謨拉比的場景。其中繩和木杖是兩河流域傳統的丈量工具，象征司法與正義。

        沙馬什端坐于寶座，雙腳則放置于一個基座上。該基座由三排魚鱗狀的花紋組成，在兩河流域的藝術傳統中用于表現山陵。因為兩河流域以東是伊朗境內的扎格羅斯山脈，所以用沙馬什腳踏山陵的手法來寓示太陽的升起。沙馬什的左右肩膀上冒出的兩簇火焰，也是識別太陽神的標志。此外，沙馬什所戴的螺旋式花紋的帽子和飾有若干水平褶皺的長袍，同樣是兩河流域神祇特有的服飾，用以在藝術作品中彰顯人和神的不同。

        浮雕中的漢謨拉比站立在沙馬什面前，左手水平彎曲90度，右臂曲起，肘部置于左手前臂上，右手手掌到達嘴部高度。這一姿勢是兩河流域藝術作品中常用的祈禱的姿勢。從服飾來看，漢謨拉比戴的是一頂包頭的圓帽，衣服則飾有垂直褶皺，樣式也與沙馬什的長袍有顯著不同。

        另外，從人物的大小來看，沙馬什坐下后的身高與漢謨拉比站立的身高相差無幾。我們可以想象沙馬什站立后的高度將大大高于漢謨拉比。通過尺寸大小來凸顯神與人的不同是兩河流域藝術作品常用的手法。

如果牛抵死了人，漢謨拉比將如何懲戒？

        《法典》使用阿卡德語（Akkadian，最古老的閃米特語，和希伯來語及阿拉伯語同屬閃米特語系），以楔形文字刻于石碑上。全文分為三部分：序、法典條款和跋。

        因為石碑表面有一些毀損，所以無法確認條款的準確數目。一般認為，保存下來的條款數量是282條，原有條款總數不超過300條。在序言中，漢謨拉比陳述了他本人創下的豐功偉績以及如何因此成為眾神的寵兒。他還解釋了立法的由來，即奉馬爾杜克（Marduk，眾神之首）之命，為人民提供立身行事的正確引導，以確保他們的正直作為。在結尾的跋中，他勉勵子孫后代遵守法律，同時呼吁眾神詛咒并懲處違法之徒。

        法典涵蓋的內容包括如下幾個主要方面：

        （1）    司法程序：如偽證、“河神”審判；

        （2）    刑事犯罪：盜竊、搶劫、人身攻擊和傷害、性侵害；

        （3）    婚姻家庭：婚姻締結、女方財產處置、繼承收養；

        （4）    經濟活動：奴隸販賣及其相關事宜、農業和灌溉、抵押、借款、不動產的買賣和出租、設備租賃和勞動雇傭、佃戶和牧羊人的義務等等。

        《法典》的每一條款都遵循統一格式，即先用一個條件從句（英文通常譯為一個if引導的從句）來描述過失或罪行的具體表現，再規定相應的懲罰。 漢譯時可采用“如果……那么……”的句式。

        《法典》的這一格式，后來傳播到古代近東的其它文明區域，對這些地區的成文法典產生了格式和內容上的影響。《舊約 ? 出埃及記》第21-23章記錄了上帝耶和華在西奈山頂授予了摩西除“十誡”外的其它律法。這些律法中的相當一部分條文采用了“如果……那么……”的格式，而且在如何對待本族及外族奴隸、人身傷害、財產侵犯等問題上，均與《法典》的規定高度相關。例如，《法典》中針對牛傷人的情況，規定如下：

        §250：如果一頭牛過街時抵死了一個自由民，那么無須提起訟訴。

        §251：如果一個自由民的牛曾經抵過人，而且有關方面通知過主人他的牛曾抵過人，但這位主人沒有把牛角挫鈍或控制好牛，導致牛抵死了一個自由民，那么牛的主人應該賠償三十舍客勒的白銀（約相當于225克）。

        《舊約 ? 出埃及記》（中文和合本）第21章中的相關條文則是：

        28：牛若觸死男人或女人，總要用石頭打死那牛，卻不可吃它的肉；牛的主人可算無罪。

        29：倘若那牛素來是觸人的，有人報告了牛主，他竟不把牛拴著，以致把男人或女人觸死，就要用石頭打死那牛，牛主也必治死。

        30：若罰他贖命的價銀，他必照所罰的贖他的命。

        31：牛無論觸了人的兒子或女兒，必照這例辦理。

        32：牛若觸了奴仆或是婢女，必將銀子三十舍客勒給他們的主人，也要用石頭把牛打死。

        如上所引，不管是《法典》還是《舊約 ? 出埃及記》，在確定牛主人的責任時，都考慮到主人對牛抵人習性是否事先知情這一點；并且，在賠償金上都提到了同一數目—三十舍客勒的白銀（雖然賠償對象不同）。以上兩則條款，通常被概括為“同態復仇”。

《法典》中的不同階層：“以牙還牙”還是“以錢代罰”？

        “同態復仇”條款實際上最早出現在《法典》的第196條和200條，分別譯為：“如果一個自由民毀掉另一自由民的一只眼睛，那么他的眼睛應該被弄瞎”；“如果一個自由民打落另一自由民的牙齒，那么他的牙齒應該被打落。”需要指出的是，同態復仇的原則僅限于自由民與自由民之間。如果施害者是自由民，而受害者來自于社會等級更低的階層，那么《法典》規定可以用錢代罰。

        以《法典》第196-199條的內容為例：

        §196：如果一個自由民毀掉另一自由民的一只眼睛，那么他的眼睛應該被弄瞎。

        §197：如果一個自由民打斷了另一自由民的骨頭，那么他的骨頭應該被打斷。

        §198：如果一個自由民弄瞎了另一普通人的眼睛或打斷了這一普通人的骨頭，那么他應該賠償一明那的白銀（約相當于450克）。

        §199：如果一個自由民弄瞎了另一自由民擁有的奴隸的眼睛或打斷了這一奴隸的骨頭，那么他應該賠償奴隸價格的一半。

        《法典》中提到了當時古巴比倫社會的三個等級，從高到低依次為：自由民（阿卡德語awīlum，音譯為阿維魯）、普通人（mu?kēnum，音譯為穆什欽奴）、奴隸（男奴wardum 或女奴amtum）。除了指稱奴隸的這兩個術語含義較為明確外，“自由民”和“普通人”這兩個術語內涵都很模糊。參考來自于同一歷史時期的其它類型的文獻材料來看，“自由民”在很多文獻中也可以泛指任何社會成員，尤其是成年男子，它似乎并不帶有等級和地位的詳細區分。至于“普通人”這個詞，它的辭源與“匍匐，拜倒在地”的動作相關，甚少出現在《法典》以外的文獻中。

《法典》的功用：判案依據還是政治宣傳？

        在研究兩河流域文明的學術界曾頗有爭議的一個問題是《法典》是否有實際功用。換言之，在古巴比倫社會的司法實踐中，實際判案時是否參照《法典》中的有關條款作為判決依據？現有的研究對這個問題大體持否定答案。在《法典》頒布的同期或之后，兩河流域本土出土了成千上萬的法律文書，卻沒有任何一份援引了《法典》中的條款。此外，在上文中提到的所謂三個社會階層的區分，在同時期的其它文獻中也鮮有反映。

        不過，《法典》第2條和132條提及的“河神”審判（River Ordeal）這一技術手段，在幼發拉底河上游的馬里遺址（Mari）出土的古巴比倫時期的文獻中，其應用得到了具體的記錄。下文引用的這篇文獻，記錄了一位名叫Meptum的人向他的上級報告“河神”是如何裁決兩個城鎮Haya-Sumu和Shubram之間的土地糾紛：

        “我的主人送來一批代表Shubram和Haya-Sumu來接受河神審判的人，我派遣一群正直和值得信任的人和他們一同前往。首先，他們讓一位婦女跳下，她浮了起來。接著，他們讓一位老人跳下，他在河中間游了一段距離后，也能夠浮出水面。他之后下水的又是一位婦女，她同樣也出來了。至于最后一位婦女，河神則‘娶了’她（即淹死）。鑒于老人只游了一段距離，而河神又‘娶了’最后一位婦女，來自Haya-Sumu的人們拒絕讓其余三位婦女跳下河去。他們承認：‘城鎮和土地不是我們的。’跳水的這位老人則匍匐在來自Shubram的人們腳下，說道：‘不要讓其余的婦女跳進河里，否則她們會淹死。我們愿意制作一塊泥板（即起草一份文書）放棄對城鎮和土地的訴求。此后糾紛永遠不再；城鎮和土地都屬于Shubram。’在（我派去的）正直的人面前，在來自巴比倫尼亞的仆人和城鎮的老者面前，他們（即Haya-Sumu的人）寫作了一份放棄訴求的文書。現在我把這些不得不跳河的人送到我的主人面前，以便他能夠審訊他們”[根據Amélie Kuhrt , The Ancient Near East: c. 3000-330 BCE （Routledge, 1995）, 107的英文翻譯而成]。

        盡管上文所引文書和其它若干出土于馬里的文獻記載了《法典》中提及的“河神審判”這一問訊手段的具體運用，但是沒有證據表明它們直接參照了《法典》的相關規定。

        雖然《法典》的近三百項條款涵蓋了兩河流域古巴比倫時期社會的諸多方面，但在與該《法典》同期或稍晚的大量法律案例文書中卻從未被引用，且與《法典》精神一致的裁決也鮮有出現。

        事實上，兩河流域流傳下來的包括《漢謨拉比法典》在內的一系列成文法典，更多地代表了抽象的公平和正義的指南，而非具體指導司法實踐的規則。與這些游離于實際生活之外的成文法典相反，民眾自發組織的地方議會和長老會從公元前三千年左右一直到波斯時期（前559-前330年）都發揮著仲裁和決策的作用。

        （作者系哈佛大學亞述學博士，現任復旦大學歷史系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