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也因為還有個芥川文學獎，差不多就是中國的茅獎魯獎。有一陣，我很在乎這個，非常虛心地向人家學習，總覺得大家都亞洲人，都屬于向西方學習的東方。后來便不在乎了，覺得這日本最高文學獎就那么回事，水得很，不看也沒什么大礙。很多年以前，魯迅先生翻譯過芥川的小說，是不是中國第一人我不知道，但是有了這個例子，很容易落下把柄，證明我們的作家遠不如日本，往好里說，是魯迅受到了人家芥川的影響，往不好的地方猜測，就是學習和模仿，這太有損于中國最偉大作家的形象。

        幸好魯迅沒見過芥川，他在日本留學，芥川還是個毛孩子。后來芥川成了點名，成了著名作家，到中國參觀游覽，大大咧咧地來了，完全不把中國放在眼里，中國也沒太把他當回事。魯迅翻譯的《羅生門》和《鼻子》，據說就發表在芥川訪華期間，按說在北京完全可以有見面的機會，但是魯迅沒有屈尊，沒去拜訪送上門的芥川。芥川呢，也沒有去向比自己還年長十一歲的魯迅表示感謝。中日文壇上本該有的一段佳話，就這么擦肩而過。

        結果芥川在北京跟胡適先生見了一面，還參見了一個叫辜鴻銘的老怪物，跟辜大談段祺瑞和吳佩孚，順便又聊了幾句托爾斯泰。到北京前，芥川已在中國繞了大半圈，一邊參觀游覽，一邊寫文章記錄。說老實話，中日兩國真是冤家，從芥川記錄中國的文字中，你能讀到太多的不友好。一般情況下，我們介紹芥川這個作家，往往會掛一筆中國文化對他的影響，說他喜歡《西游記》，喜歡《水滸傳》，說他中學時代的漢語水平超常，你要真是讀過芥川的東西，讀完了他那本《中國游記》，會發現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芥川文學理想上更向往西方，在來中國的途中，他發現同船的旅客都在暈船，一個個痛苦不堪，除了一個高大的美國佬。芥川以非常羨慕的口氣寫道：“那個美國人簡直是個怪物”，不僅照樣吃喝，飯后“還在船上的客廳里敲了一會打字機”。這一段帶有贊賞意味的描寫，作為一本書的開場白，似乎也影射了當時世界局勢。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大英帝國日薄西山，奧匈帝國土崩瓦解，只有美帝國主義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暴發戶。

        到達中國的第一站是上海，或許是寫給自己同胞看的，芥川絲毫沒有考慮到中國人的感受。他的文字中充滿傲慢，從頭到尾都是不屑。“第一瞥”所見的中國車夫既骯臟，而且“放眼望去，無一不長相古怪”。這個描繪有些莫名其妙，中國人和日本人相貌難道真有那么大的差別嗎？顯然不是，楊憲益先生當年去歐洲留學，因為坐的是頭等艙，服務員就認定他是個日本人，怎么解釋都沒用。胡適的日記中對芥川也有這么一段描寫：

        他的相貌頗似中國人，今天穿著中國衣服，更像中國人了。這個人似沒有日本人的壞習氣，談吐（用英文）也很有理解。

        有一個污辱中國人的詞匯我們都熟悉，這就是“東亞病夫”。芥川看不上中國人，是典型的日本人情結，在他們眼里，大東亞應該或者可以共榮，然而中國人太不爭氣，都是病夫。可惜到達上海的第二天，芥川自己也不幸地病倒了。那年頭，我們的祖國固然很窮很落后，天應該還是藍色，空氣也是新鮮，肯定沒有霧霾問題，芥川的病怨不得中國，但是他不會這么想，日本的讀者也不會這么想。

        時年三十的芥川仿佛病歪歪的林黛玉，剛到上海就去了醫院，一住二十多天。這以后，一直處于抱病狀態，因此他文字中也難免有一種病房藥水的氣味。在來南京以前，芥川還去了杭州、蘇州、揚州、鎮江，很顯然，為了拜訪這座古城，他做了些功課，讀過幾本書。由于此前有過太多的不好印象，對于在南京可能會遇到的種種糟糕情形，似乎做好了充分準備：

        一查時刻表，離開往南京的火車出發還有一個小時的時間。既然還有時間，就沒有不去看一眼山頂建著高塔的金山寺的道理。我們經過評議一致決定后，便立即又坐了黃包車。雖說是立即，但事實上也跟像往常一樣，要為了車費的討價還價花上十分鐘的時間。

        黃包車首先經過了由排成一溜兒的窩棚構成的很原始的貧民窟。窩棚的屋頂上鋪著稻草，但基本上看不到泥抹的墻壁。大都是圍著蘆席或草簾子。屋里屋外的男男女女，都帶著一副凄慘的面孔在那里徘徊。我望著窩棚的屋頂后面高高的蘆葦，覺得自己好像又要長痘瘡了。

        “你看到那條狗了嗎？”

        “好像是沒有長毛呀，沒長毛的狗真是少見，不過挺嚇人的。”

        “它之所以變成那樣是因為梅毒。據說是被苦力們傳染的。”

        梅毒是一種性病，這段文字中傳遞出的曖昧信息，模棱兩可的表述，讓人感到很惡心。芥川正是帶著這種嫌棄心情，登上了開往南京的列車。從鎮江到南京近在咫尺，抵達南京的那天下午，為了能夠馬上到城里去看看，芥川同往常一樣坐上了黃包車。雖然有所心理準備，這個擁有悠久歷史的古城，展現出來的極度荒涼，還是讓他感到很意外。余暉流溢的城中，到處可以看到成片綠油油的麥田，蠶豆花開了，大大小小的池塘中浮著鵝和鴨。中國導游告訴芥川，這個城市“約有五分之三的地方都是旱田和荒地”。

        接下來一段對話讓人哭笑不得，芥川似乎忘記了自己的作家身份，他望著路旁高大的柳樹，望著那些“欲塌的土墻和燕群”，在“被勾出懷古幽情的同時，也尋思著要是把這些空地都買下來的話，或許能一夜暴富也未可知”。于是便用一種房地產商的口吻開導導游，告訴他這是個非常好的發財機會。然而導游拒絕了芥川的好意，回答說自己根本不可能考慮他的建議。導游說中國人是不考慮明天的事，決不會去做買地那樣的傻事，說中國人對一切顯然都看得很透徹，他們看不到人生的任何希望：

        首先是想考慮也考慮不了，不知什么時候家就可能被燒了，或者人被殺了，明天的事情誰都不知道。中國和日本是不一樣的，所以現在的中國人，比起瞻望孩子未來的前程來，更容易沉溺于酒和女人。

        如果不是寫在芥川的書里，我真不敢相信，1921年的南京人會如此絕望。作為一名能陪同日本人的導游，他的身份起碼也應該是個留學生，因為只有這樣，會說日語或者英語，才可能與學習英國文學的芥川對話。芥川于1927年自殺，他不可能預測到后來的形勢發展，不會想到他死的那年，國民政府會在南京成立，這個城市因此進入一個從未有過的繁華期。也不會想到在他死后十年，日本人的軍隊氣勢洶洶地征服了這座城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