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參議院當天投票通過任命阿什頓·卡特為美國新一任國防部長。卡特將成為美國總統奧巴馬任期內第四位防長。

        奧巴馬去年12月提名卡特接替辭職的哈格爾出任國防部長，這一任命受到國會兩黨普遍歡迎。今年2月12日，參議院最終任命投票以93票贊成、5票反對通過。

        白宮當天發表聲明，對參議院通過對卡特的任命表示歡迎，并表示期待卡特與國會就國防開支問題展開合作。

卡特是誰？   

        卡特早在1993年便與美國國防部結下了不解之緣，擔任克林頓政府全球戰略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

        2009年4月27日至2011年10月5日，他任美國國防部采購、技術和后勤副部長，隨后升任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直至2013年12月。

        在此期間，卡特在國防部負責武器采購，包括縮減或取消過時及低效的武器項目。同時負責執行國防部5000億美元（約合3萬億元人民幣）的開支削減。這一削減計劃始于2012年，預計需要十多年的時間完成。

        其實早在奧巴馬的第二任期初，卡特便被認為是接替時任國防部部長帕內塔的最佳候選人，但最終奧巴馬選擇了前共和黨參議員查課?哈格爾擔任這一職位。

        11月24日，哈格爾被迫宣布辭去國防部長一職，卡特又再次登上了國防部長候選人的決選名單。

        值得一提的是，落選奧巴馬第二任期國防部長的職位后，卡特選擇在2013年12月任滿后重回學界。

        早在1979年，卡特便畢業于牛津大學理論物理系。20世紀末，進駐麻省理工學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隨后成為哈佛大學約翰?F?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1993年加入克林頓政府負責朝鮮問題的高級顧問。現在斯坦福大學任教。

        卡特出版過11本專著或合著，發表過100多篇文章，研究范圍從12世紀歐洲西部的佛蘭德僧侶到夸克理論，再到核恐怖主義。

        卡特在紅藍兩黨中都有很好的聲譽。深受右派人士的認可，共和黨參議員麥凱恩曾在2011年稱贊卡特“勤奮、忠誠、是個有責任心的公務人員”。不過也有前白宮官員曾評價卡特：很“驕傲”，不愿與“蠢貨們”共事。

        《政治周刊》表示，作為前國會參議員，卸任國防部長的哈格爾不熟悉五角大樓內部的角逐，卡特則是對一切情況熟悉到可怕的“經理人”，雷厲風行。

        即便哈格爾是曾獲得過紫心勛章的越戰老兵，但多名消息人士稱，卡特在軍隊中受歡迎的程度遠比防長哈格爾高。

        不過有分析認為，即便當選，卡特恐怕也難與奧巴馬的幕僚打成一片。卡特在2006年卸任常務副防長時，便與白宮高參間存有矛盾。

        而在外交政策上，有批評指出，卡特對中東問題的戰略性思維不夠，針對特定問題的鷹派作風也會受到自由派的批評。2006年，卡特呼吁布什政府打擊摧毀朝鮮遠程導彈的建議便受到了廣泛爭議，這與布什當年的對朝政策相矛盾，也不符合奧巴馬的對朝政策。

        如果卡特上任，首要解決的難題便是應對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政治周刊》稱，卡特處理中東事務的經驗相對不足，更精通美素冷戰期的核問題，而非宗教激進主義。

        針對亞洲，卡特是“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堅定支持者，盡管這一點在中國國內受到多方質疑，但他依舊強調要與中國保持良好關系的重要性，增加雙方的軍事交流。卡特在此前的2月4日出席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提名審議聽證會時強調，美方應加強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和軍事能力，并繼續深化美國與中國在軍事和防務方面的合作。

延伸閱讀：若卡特成為美國新防長，中美關系會如何？

        上世紀90年代末，結束完克林頓政府任期的美國前助理防長阿什頓?卡特和前防長威廉?佩里提出了“預防性防御”的概念，為21世紀的美國提供了一份應對世界主要安全威脅的新安全戰略。其核心在“預防”二字：通過良好的管理美國全球軍事設施和資源保持強有力的軍事存在，對挑釁者形成有效威懾，并在威懾失敗的情況下能夠贏得沖突。

        美國奧巴馬總統周五早些時候提名卡特出任新一屆國防部長人選，無疑，后者對美國防務優先任務的看法契合了奧巴馬政府的安全哲學：一方面，強化與亞太主要國家的防務聯盟和伙伴關系；另一方面，立場強硬地遏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

        這位著述頗豐且樂于借助多種場合發表演講闡述觀點的五角大樓新“掌門人”，對于世界體系及各國的看法早已“躍然紙上”。與毫不掩飾地對伊朗、朝鮮的強硬言辭及力主發展對印度友好的“新戰略伙伴關系”不同，卡特的“中國觀”充滿了更多的疑慮和謹慎。回顧卡特和佩里1999年在其出版的《預防性防御》一書中解構出的針對后冷戰時期的國際安全體系，二人將“正在崛起的中國變得敵對”視為21世紀可能升級為威脅美國生存的A級潛在安全威脅之一，并對中國走向的不確定性保持極大的關注。他們的政策建議是，對華采取防御性外交強化安全合作關系以塑造中國的亞洲大國之路，從而走向伙伴而非敵人。梳理卡特入閣奧巴馬政府前后的“中國觀”變化，對于觀察新任防長上臺后的美國對華戰略變化不無裨益。

變化的“中國觀”：從“不可預測”到“競爭者”

        卡特生于越戰之后，毫無從軍經歷的他堅信歷史學的學術訓練對于有效的政策制定至關重要。“我過去以及現在都很享受歷史學，因為它是知識世界里給予現實世界行動以最多信息的單獨法則。”卡特如此說道。擁有牛津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的他認為，物理解釋了事物如何存在，但歷史展現了“事物為何是以這種方式存在”。因此，卡特閱讀了毛澤東的“人民戰爭”及鄧小平的“局部戰爭”理論，以幫助他形成對中國軍事現代化的認知。

        在2009年入閣奧巴馬政府之前，卡特對中國的看法依舊延續了此前的疑慮。2005年11月，作為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旗下“預防性防御項目”聯合主任的卡特就對印關系接受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咨詢時，將中美關系走向描述為“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并將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視為永遠無法排除的前提加以看待，主張將印度作為潛在的制衡中國的力量。這一主張同年發表于《外交事務》雜志，他用“不可預測”形容中國。

        2006年，在一份題為《美國軍事戰略中的中國崛起》的研究報告中，卡特和前任國防部長佩里兩人共同的結論是，中國與美國“可敵可友“，未來仍是一個未知數。

        在2009年4月執掌奧巴馬政府國防部助理防長一職、主管技術和軍備采購之后，卡特的“中國觀”發生了變化。同年在紐約舉行的一場智庫對話活動上，當被問及如何平衡當下和未來戰爭的技術投入時，卡特不假思索地將“近乎匹敵的競爭者”（near-peer competitor）的表述與中國聯系了起來，并明確無誤地表示，中國想要在各種項目上匹敵美國軍隊的意圖沒有那么大，而是要“在我們顯然具有主導地位的領域削弱美國的主導性”。

        在接下來的時間里，這種競爭性突出地展現于網絡及太空等新安全領域。2013年5月，美國防部不具名官員對外透露稱，中國近期發射的“高空探空火箭”是首次衛星攔截系統測試，這枚火箭未來可以用來搭載反衛星武器，摧毀目標軌道上的任何衛星。在美國國防部同期發布的一份83頁的中國軍力發展報告中，中國不斷增長的太空能力受到關注，稱中國正在開展阻止敵人在危機中使用太空設備的多種行動。其時已經升任副防長的卡特隨即出面呼吁保護美國的國家安全衛星，發展遏制太空潛在敵手的能力，并表示這種努力已經來得太遲。

        兩個月之后，卡特在阿斯彭安全論壇上表示，國防部需要新思維，并同時對外宣布，盡管國防經費面臨削減，美國防部組建網絡部隊的工作即將完成，總人數達4000人的網軍將很快全部就位。美國《航空和空間技術周刊》網站2012年曾援引卡特的話稱，美國空軍正在力推進攻性和防御性的網絡攻擊手段和技術，并表示“我(對美國防部的網絡戰能力)一點也不滿意”。

上任后最大難題不是亞太，是中東和預算問題

        由此，有分析人士預計卡特上任后的中美關系可能出現更多的競爭甚至沖突。曾經供職美國國防部擔任中國問題官員的Joseph A. Bosco告訴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作為“轉向亞太”戰略曾經的主要推廣者，卡特的上任將帶給這一戰略更大的動力。

        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近日也發布報告稱，新任防長的重要任務將包含“應對亞太地區的崛起力量”。分析還認為，卡特和奧巴馬總統在“重返亞太”戰略、加強美國和亞洲盟友關系、網絡安全以及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方面都有共識，他上任后將在這些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在此前共計8年的國防部供職生涯中，卡特領銜了兩份主要的國家安全戰略評估，即“轉向亞太”戰略和網絡戰戰略，之后均被白宮和國防部采納。

        前任美中經濟和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委員、邁阿密大學中國政治和軍事問題專家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教授認為，盡管中國會成為卡特上任后的重要議題，但中東及阿富汗問題才是最突出的難題。“白宮把持著防務政策，這導致了前兩任防長的不滿。除非這種把持終結，卡特才能在國防部或是轉向亞太問題上擁有更大影響力。迄今，轉向戰略說得多、做得少。國防預算只能覆蓋中東的行動。”她告訴澎湃新聞。

        美國智庫“夏威夷東西方中心”高級研究員、亞洲安全事務專家饒義(Denny Roy)同樣認為，危機最能引發關注，亞太雖然重要，但相較于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仍相對平靜。“他上任的首要議題是將國防部拯救出嚴重的預算縮減危機，”他告訴澎湃新聞，“‘再平衡’戰略已經非常充實，但已經遇到了結構性的瓶頸，這是卡特沒法控制的——即資助美國軍隊。”

        在今年年初發表在《外交事務》雜志上論及美國國防的整體政策的文章中，卡特坦言國防部在應對戰時出現的緊要需求方面裝備不足，因此，他上任后的優先任務項恐怕還是會放到改善采購系統方面。

        沒有軍隊服役經歷的卡特同樣面臨如何打入白宮國家安全核心圈的挑戰，包括“轉向亞太”戰略在內的一系列重大國家安全決策權都掌握在少數奧巴馬的顧問手中。與奧巴馬總統缺乏密切的私人關系是卡特上任后發揮更大影響力的劣勢之一。不過，考慮到奧巴馬在兩屆任期內已經換上了第四位防長，卡特不太可能再被更換，因而一向大膽直言的他可能也會更加自如地發出不同的聲音，“卡特有著聰明、直率以及敢言的口碑，因而可以期望他給出好建議。”饒義說。

        與在朝鮮和伊朗問題上曾發出強硬警告不同，卡特一直避免在言語上直接刺激中國。2011年卡特升任國防部常務副部長，這一年正值奧巴馬政府“轉向亞太”戰略出爐和充實的關鍵年。卡特隨后屢屢奔波亞洲多國的主要任務之一，便是闡述這一戰略的可行性和廣闊性。盡管疑慮不斷增多，但卡特堅定否認“遏制中國”的觀點進入了美國防部的決策圈內。為減少戰略的針對性色彩，“轉向亞太”的說法很快也被“再平衡”戰略取而代之。而在談及戰略重心轉移是否針對中國時，卡特則巧妙地回應稱，戰略重心轉移主要是應付“新的安全隱患”。

        眾多分析人士認為，卡特的長處在于“預防性戰略”的研判以及預警制度的設計和推廣，尤其重視防控未來可能出現的、潛在的新的重大威脅。他曾主張，防范也要“負起責任”，對于中國威脅的認知是基于假設，切忌將這種假設變成了“自我實現的預言”，真正將中國變成了敵人。

        “力圖打造一個包圍性的反華聯盟”是不可取的，卡特于2006年在和前防長佩里一同發表的研究報告中曾諫言道，“大多數潛在反制中國的力量都和中國有著重要的雙邊關系，包括經濟關系。他們都有自己的‘雙面下注的戰略’。他們不會加入‘純防范’戰略。力圖打造此類聯盟的嘗試注定失敗，這也將加大中國最終成為敵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