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建國、援朝、躍進、紅兵……這些既是政治詞匯，也是曾經在中國大陸流行過的人名。在革命時代，為孩子起個什么樣的名字，既是父母個人的選擇，也會受到大環境與意識形態的影響。革命改變人名，這并非中國獨有的現象，其實為孩子起“革命新名”的現象早在法國大革命時期便已出現，到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更是達到了一個頂峰，構思復雜、花樣繁多，今天看來倒也不失為一段趣史。

當革命英雄取代宗教圣人

        1920年11月27日，蘇俄吉爾吉斯自治共和國（今哈薩克斯坦）巴甫洛達爾市，工人約瑟夫?伊萬諾維奇?馬科夫斯基的老婆為他生了一個兒子，當時約瑟夫?伊萬諾維奇正以第八次全俄羅斯蘇維埃代表大會代表的身份在莫斯科開會，于是他的老婆代表他參加了家鄉黨支部的一次會議，會議的主題是——為約瑟夫?伊萬諾維奇剛出生的兒子起名字。

        之后，經黨組織開會決定：為了繼承古羅馬偉大英雄、奴隸起義領袖的榮光，特將約瑟夫?伊萬諾維奇之子命名為“斯巴達克”（Spartak）。開會歸來的約瑟夫?伊萬諾維奇也舉雙手贊成這個決定。后來，這個名叫斯巴達克?約瑟福維奇?馬科夫斯基的孩子在戰爭中成了一名王牌飛行員，1944年被授予“蘇聯英雄”的稱號。

        如果小斯巴達克早五年出生，那么起名的方式就不同了。首先他會被父母帶到教堂（而不是黨支部），由神父從東正教的歷書中為他選一個名字（也許是伊萬，但絕不可能是斯巴達克），然后接受洗禮。

        十月革命前，為新生兒取名是教會的一項傳統職責。公元988年，基輔羅斯大公弗拉基米爾?斯維亞托斯拉維奇同拜占庭帝國結盟，隨后他把基輔城的居民統統趕進了第聶伯河接受拜占庭神父的洗禮，從此基督教取代多神教成為國教。基督教化對俄羅斯人名產生了顛覆性的影響。

        在拜占庭神父到來之前的幾個世紀里，古俄羅斯人秉承著自由取名的傳統，例如，生得面白就叫Bel（別爾），長麻子就叫Ryaboy（皮亞博伊），排行第三就叫Tret’yak（特列季亞克）。當然名叫Durak（杜拉克）的不一定是“傻蛋”，古俄羅斯人也相信“壞名字”反而能保佑孩子避開魔鬼的傷害，這和我國的“狗剩”是一個道理。基督教化之后，自由取名便被“圣歷取名”取代了。

        

        東正教的圣人歷又叫月份人名表（Месячные минеи），里面收錄了2500多位圣徒，他們的名字被分配到了不同的日子。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到19世紀末，圣歷中包括900多個男名和250個左右的女名。神父在新生兒洗禮前，先翻閱歷書查看當天的歷書名，是什么就給孩子取什么名。當然，圣歷中的名字并不是平均分配的，比如“伊萬”（源自“約翰”）就出現了170次，幾乎隔幾天就會出現一次，因此俄國叫伊萬的人格外多。總之，那時父母在給孩子取名這件事上并沒有什么自主權，就算當天圣歷上的名字足夠多，要選哪一個也要經過神父的同意。

        但一切在十月革命后都起了變化。1918年1月，在弗拉基米爾大公受洗930年之后，另一個弗拉基米爾簽署了《關于教會同國家分離、學校同教會分離的命令》，將革命后的蘇俄變成了一個世俗國家。根據列寧簽署的法令，婚姻和生育的登記改由民政機關管理。這就意味著為新生兒取名的權力又從教會回到了父母的手中。而在一些先進分子看來，歷書名是陳腐的舊時代的遺物，革命則應以一代新人取代舊人，因此革命后出生的新一代的名字應該符合未來新社會的特點。

法國大革命的改名前奏

        這一切都讓人感覺似曾相識。早在1789年，孔多塞便說：“（革命）一剎那間就可把今天的人和明天的人拉開一個世紀”，而法國大革命“改良”文化的構建，也是從非基督教化開始的，度量、歷法、稱呼、服飾都要與“陋俗時代”劃清界限，當然人名也在其中。

        比如奧爾良公爵菲利普就把名字改成“菲利普?平等”（Philippe égalité），而他的妹妹巴蒂爾德則改叫“女公民?真理”（Citoyenne Vérité）。政治活動家巴貝夫，原名叫弗朗索瓦?諾埃爾（Fran?ois-No?l），1794年他把名字改成Gracchus，源自公元前2世紀羅馬共和國的保民官格拉古兄弟的姓氏。

        

        根據彼得?麥克菲《法國大革命：1789-1799》一書的統計，在共和二年（1793-94年），普瓦捷市（Poitiers）593個新生兒之中只有62個起的是傳統的基督教名，而在塞納-馬恩省（Seine-et-Marne）抽調的430名新生兒中，55%取了與“自然”或“共和歷”相關的名字，如Rose（玫瑰）、Laurier（月桂葉）、Floréal（花月）；24%起的是反映共和國意識形態的名字，如Liberté（自由）、Victoire（勝利）、La Montagne（山岳）；12%取的是古代英雄的名字，如Brutus（古羅馬政治家布魯圖）、Mucius Scaevola（古羅馬英雄）；9%取了革命英雄的名字，如Lepelletier（雷佩爾提）、Marat（馬拉），最奇特的是上阿爾卑斯省的一對父母給女兒起名叫Phytogyneantrope，意思是“生的兒子都是英勇戰士的女人”。

        十月革命后，蘇俄（聯）的“革命新名熱”幾乎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翻版。除斯巴達克之外，如起義領袖拉辛（Razin），如法國革命領袖馬拉（Marat）、丹東（Danton）都是流行的新名，加里波第（Garibal'di）自然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而紅軍將領伏龍芝則給他1923年出生的兒子取名為Timur，取“鐵”與“帖木兒”的雙重含義。

        

領袖名字大變形

        與法國大革命時期相比，十月革命后創造的“新名”更加復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對領袖名字的改造變形。

        比如，有人就以早期革命領袖的名字為孩子取名。一個女孩取名為Inessa，是因為革命家伊內薩?阿曼德（Inessa Armand）；取名叫Klara，是因為那是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的名字；取名叫Roza，不是因為玫瑰，而是因為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Zhenin（熱妮），源自燕妮?馬克思（Jenny Marx）；Karl（卡爾），既是馬克思（Karl Marx）又是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

        

        當然，著名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烏里揚諾夫）也是一系列“革命新名”的來源。根據B.I.科洛尼茨基在《革命人名：20世紀20-30年代的俄國人名與政治意識》一文中的統計，二月革命以后，叫“尼古拉”的孩子的數量大大減少，而在沙皇時代這幾乎是個爛大街的名字。與此相反，托列寧的福，“弗拉基米爾”的數量出現了爆炸式的增長。例如頓河畔羅斯托夫一地，在1908-1916年只有1.4%的孩子取名為“弗拉基米爾”，而到1922-1928年，這一比例暴增至12.4%，到1941-1949年，更是占到了12.6%。

        但人們并不滿足于“弗拉基米爾”一個名字，于是還有人給孩子起名叫“伊里奇”，或者干脆就叫“列寧”、“列寧娜”。

        同時，也有人在起名時玩文字游戲般地變換列寧的名字。有用首字母組合成新名的，比如Vil（維爾）=Vladimir Il'ich Lenin（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有取音節組成新名的，比如俄羅斯前總理謝爾蓋?弗拉季連諾維奇?基里延科的父親就名叫Vladilen（弗拉季連），這個名字是Vladimir的前五個音節再加上Lenin的一個半音節。

        此外，還有人使用倒序法，以Ninel'（尼涅利）為代表，這個名字就是把Lenin倒過來寫。有的名字極為復雜，比如Lorieks（洛里埃克斯）是由Lenin（列寧）、Oktyabr'skaya revolyutsiya（十月革命）、Industrializatsiya（工業化）、Elektrifikatsiya（電氣化）、Kollektivizatsiya（集體化）和Sotsializm（社會主義）六個詞的首字母縮寫組成的；

        姚青山、李世駿在《俄羅斯人的姓名》一文中列舉了20個含義可考的與列寧有關的名字，但根據筆者的統計，這些名字的數量起碼有139個。最極端的例子出現于1924年，一名42歲的工人將自己的名、父稱和姓氏全部改成與列寧相關，他的新名字就叫伊利亞?烏里揚諾維奇?列寧努莫夫（Il'ia Ul'ianovic Leninumov）。

        還有人以當時的蘇聯領導人的名字為孩子取名，比如Dzerzh便源自捷爾任斯基。不過取名叫Zinovii（源自季諾維也夫）、Ledav（托洛茨基名和父稱的縮寫）或Bukhalina（源自布哈林）的孩子比較不幸，政治形勢的變化使得他們不得不去改名，甚至不少姓“托洛茨基”（Trotsky）的家庭也被迫改姓“特洛伊茨基”（Troisky），諷刺的是這個詞本是“三位一體”的意思。

        

        也有人將革命導師們的名字縮略成一個詞，比如馬克思（Mar）加列寧（Len）是Marlen。在所有蘇聯領導人中，只有斯大林可以和馬恩列并列，于是馬克思（M）、恩格斯（E）、列寧（L）加斯大林（S），就成了Mels，后來蒙古人民共和國有人借題發揮，又加上了喬巴山，于是出現了Melschoi這個名字。

五花八門的革命新名

        與中國人不同，俄羅斯人對名字的選擇十分有限，選來選去也不過是圣歷上的那幾百個名字。當教會限制解除以后，再也沒有什么能夠限制年輕父母們的創想，于是出現了五花八門的革命新名。

        有人以科學名詞為孩子取名，比如1925年出生的藝術家格里?科爾熱夫名字的意思是“氦”（Гелий），無獨有偶，同年出生的作家拉迪?波格金的名字意為“鐳”（Радий）。還有人以礦物為孩子取名，比如曾隱居在伊爾庫茨克針葉林地區的地質學家維克托?格拉尼托維奇?安季平的父親就叫“花崗巖”（Гранит）；還有人干脆就給孩子起名叫Трактор（拖拉機）、Антенна（天線）或者Комбайн（收割機）。

        著名作家布爾加科夫在1925年寫過一篇《狗心》，里面有個人物叫波利格拉夫?波利格拉福維奇?沙里科夫（Poligraf Poligrafovich Sharikov），名字取“測謊儀”之意，與果戈理《外套》中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Akakii Akakievich，意為“大衣”）如出一轍，間接地諷刺了這股制造新名的風潮。

        其次，縮寫詞也在“革命新名”中大行其道，比較流行的如Ikki是“共產國際執委會”的縮寫，Kim是“青共國際”的縮寫，Rem是“革命、統一、馬克思主義”的縮寫，Mirra是“世界革命”的縮寫。

        有些干脆就是革命口號的縮寫，Vektor是“共產主義的偉大勝利”的縮寫，Dazvsemir是“世界革命萬歲”的縮寫，Pyatvchet是“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縮寫，而Dolonegrama這個名字則更有趣：Doloy negramotnost'!（打倒文盲！）

        

        這股造名熱潮在1930年代后逐漸沉寂下來，而眾多新創的名字也只有極少數存留了下來，如同中國的“解放”、“建國”、“援朝”一樣，“革命新名”成為一代人的標簽。

        到蘇聯末期，最受歡迎的名字依舊是亞歷山大、謝爾蓋、葉蓮娜、娜塔莉亞這樣的傳統名字，歷書名經過上百年的發展，已經融入俄羅斯民族的語言與文化，而曾經轟轟烈烈的造名運動，也隨著時光的流逝、“革命一代”的凋零，最終成為歷史角落中被塵封的記憶。

        閱讀鏈接：

        1.劉星華《俄語姓名用法詳解》 ，對外貿易教育出版社，1987年

        2.張聯芳主編《外國人的姓名》，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

        3. Richard Stites. Revolutionary Dreams: Utopian Vision and Experimental Life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11.

        4. Stephen Wilson. The Means of Naming: A Social History. Routledge, 2003.

        5. Kolonitskii B.I. 'Revolutionary Names': Russian Personal Names and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in the 1920s and 1930s [J]. Revolutionary Russia, 1993, Vol.6 (No.2):21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