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源

《現代評論》1924年12月創刊時陳源以筆名西瀅發表文章《“非列士第恩”》，批評“北京Y大學”禁止排演王爾德的戲劇。第二年女師大學潮激化，魯迅在雜文《論“他媽的！”》稱他“西瀅先生”?！遏斞溉?span style="color:#7f8c8d;">（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2005年）對他的注釋是：“陳西瀅（1896-1970），名源，字通伯，筆名西瀅，江蘇無錫人。時任北京大學教授，現代評論派成員?！标愇鳛]在武漢大學執教的時間較長，現在武大外語學院墻上還掛著他的照片，附有介紹文字：“陳源（1896年-1970年），文學評論家、翻譯家，字通伯，筆名陳西瀅。江蘇無錫人。曾由英文轉譯俄國《父與子》等名作。1924年，在胡適的支持下與徐志摩、王世杰等共創《現代評論》雜志，主編其中的《閑話》專欄。1929-1941年在武漢大學外語學院開設英國文化課、英文小說課等，學識淵博，授課幽默風趣。”（陳西瀅所譯屠格涅夫《父與子》是根據英文和法文兩種譯本轉譯的。魯迅的《再論重譯》[署名史賁，作于1934年7月3日]中有這么一句：“遇到這種參酌各本而成的譯本，批評就更為難了，至少也得能看各種原譯本。如陳源譯的《父與子》，魯迅譯的《毀滅》，就都屬于這一類的?！薄遏斞溉返谖寰?，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535頁）

再留意一下民國年間的武大如何介紹陳西瀅。《國立武漢大學初創十年（1928-1938）》（涂上飆編著，長江出版社，2015年）第五章（“嚴格程序 延聘教師”）列出1938年文學院各系教師簡介，關于院長陳源的文字最少：“教授，號通伯，江蘇人，英國倫敦大學畢業?！边@本書的第六章（“國立武漢大學的師資聘任”）也有關于陳源的記載：“陳源，教授兼文學院院長，號通伯，江蘇人，英國倫敦大學畢業，民國十七年（1928）9月到校。” 其他在國外獲得碩士、博士學位的武大教師都是在登記表上寫明的，如馮沅君為巴黎大學博士，陳劍翛為倫敦大學碩士，陳嘉則是威士康辛大學學士、哈佛大學的碩士，耶魯大學的博士。

《國立武漢大學初創十年（1928-1938）》所反映的武大民國檔案中有關的陳源的信息準確無誤。他就讀的大學是費邊主義者創辦于1895年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即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簡稱LSE）， 屬倫敦大學聯盟。以普通讀者的理解，“畢業”一詞用于本科。如果復旦畢業的學生在北大獲博士學位，履歷上填寫北大畢業，那就不應該。當然復旦（筆者母校）學生不會這樣做。

但是現在一些出版物和網上資源稱陳西瀅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博士，顯然有誤。日前讀到的整版大文章《陳西瀅博士學位系出于虛造？》（載2021年2月24日《中華讀書報》“人物”版）就是專門就此來糾錯的。這本是一件好事，文中一些措辭卻影響到陳西瀅和一些相關人士的聲譽。作者抄錄了陳源（Chen， Leo Yuan）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原始學籍檔案，發現他1918年秋季學期注冊就讀，1921年通過終考畢業，所得學位是理學士（Bachelor of Science， B.Sc.）。作者還查實，陳源從1921年冬到1922年10月，一直都在德國、法國游歷，還去德國德累斯頓小住。《凡爾賽和約》簽訂后，馬克不斷貶值，陳源用手中值錢的英鎊換成馬克，在德國買了很多德文和英文書籍，1922年年底與表叔吳稚暉坐船從法國回到上海，即得北大之聘，再與吳北上拜訪蔡元培（應該在1923年1月18日蔡元培為抗議彭允彝干涉司法獨立而提交辭呈之前）。里昂中法大學成立于1921年，吳稚暉是首任校長。此前在法國勤工儉學的數百人要求享受中法大學學生待遇，未獲同意就占領校園，法國警方干涉后事端平息，吳稚暉憤而辭職。上述文章作者還查閱了北大校史資料，找到陳西瀅1923年1月入職北大英文系的證據。這個月下旬的《北京大學日刊》連續三天在頭版刊發“注冊部布告”，宣布下一期英文系幾門課程“由陳通伯先生擔任講席”。（1923年的春節是2月16號，可以推斷，陳西瀅從春季學期開始執教北大英文系。）在這年9月26日《北京大學日刊》頭版又有“注冊部布告”，稱“英文系主任陳源先生”在那一天“舉行英文系入學試驗”。作者由此猜測：“時年陳源年方二十七歲，如此年輕便出任北大英文系教授、系主任，僅有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學士學位（即便是榮譽學士學位）或是難以服眾的。蔡元培用人向來不拘一格，又曾有為延攬陳獨秀入北大而不惜為其造假學歷和任職履歷以滿足教育部要求之前事，則陳源履歷中之‘博士’學位之由來，有可能正是起于蔡元培之權宜虛造?！庇袔追肿C據，說幾分話?！安淘嘀畽嘁颂撛臁边@一“可能”，尚無任何文字可以證明。這篇考證文章得出結論：“讀史求實。一方面，我們通過白紙黑字的檔案能夠更為真切地了解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留學生在外學習的真實情況，真即真，假即假——陳源在LSE所修為學士課程，其博士學位系出于虛造，這一點不容模糊。另一方面，陳源之英文水平在其那一代留學生中既屬頂流，他當時確系北大英文系教授、主任的合適人選，我們又當對其博士學位虛造一事給予更多‘了解之同情’?！?/p>

結語中“其博士學位系出于虛造”十個字，容易讓人感到陳西瀅本人也對此負有某種責任。假如作者在措辭上更加謹慎，“虛造”改為“誤傳”，就比較妥當。不應該忽略的是《北京大學日刊》“注冊部布告”中稱“陳通伯”和“陳源”為“先生”而非“博士”。

《陳西瀅博士學位系出于虛造？》一文還是有不能自洽的地方。陳西瀅1970年3月29日在倫敦病逝，作者提及1970年4月14日《泰晤士報》“悼詞”（一般譯為“訃聞”或“訃告”，收入臺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出的《陳源傳記資料（一）》，16-17頁）中關于陳源留學經歷的敘述： “他在一戰爆發之前便來到英國留學，其時還只是一個‘學童’（schoolboy），后來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跟隨拉斯基學習政治和經濟學——只字未提陳源獲得博士學位一事?！?筆者相信，《泰晤士報》這篇訃告的文字在發表前應該經過死者之女陳小瀅的審核。陳小瀅多年就職于英國廣播公司（BBC），與英國媒體有交往，她一定非常看重《泰晤士報》的評述。陳西瀅從1944年開始居住于在英國，直至逝世。1945年下半年，他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之一參加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籌備會和第一次大會，當選中國常駐教科文組織的理事代表，1966年退休。此后他仍寓居倫敦，身體迅速衰敗。

關于一個人的學位、稱號，必須看本人填寫的檔案材料。陳西瀅自己在履歷上填寫過所謂的博士學銜嗎？《陳西瀅博士學位系出于虛造？》一文忽略了一個英國大學授予博士學位的條件：在校注冊讀滿九個學期。英國大學一學年分三個學期，也就是說，博士學位申請人一般都必須在校注冊三年。費孝通之所以能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兩年完成博士論文，確實如作者所言，乃因他是以清華大學研究院碩士的身份去攻讀博士學位的，清華大學讀研究生的那幾個學期得到認可，九個學期的要求就可以變通了。費孝通有《江村經濟》的博士論文，陳西瀅的博士論文又在何處呢？他就不怕人問起嗎？如果陳西瀅在北大和武大任職時蓄意虛造博士學位，他在談到英國留學經歷時還得在倫敦的居留年份上煞費苦心，比如含糊其辭或故意延長幾年“游學”時間，不然明眼人就會發現有假。不熟悉英國大學的學制，又未曾細察《西瀅閑話》中一些年份的意義，才會輕信或貿然代陳西瀅編造什么“博士”的故事。1925年9月2日，陳西瀅在上海南洋公學附屬小學的同學劉叔和患重傷寒病逝，他在悼念文章里說到自己和劉叔和、傅孟真（即“五四”猛將傅斯年）一度同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那是在1920年秋?！?921年的年底，我到德國，在Dresden住了半年，六月到柏林，孟真、叔和已先在。那時中國學生從他國到德國的很多，大多因為馬克價落，前去游歷。叔和仍舊閉門讀書，所以不到三個月，他已經可以勉強看德國書和談話。我不久便去法國，又從法回中國……”（《西瀅閑話》，《現代評論》第二卷第四十二期[1925年9月26日]，11頁）。顯然，陳西瀅1921年夏本科畢業不久就離開英國去德國了。這里所說的時間，與《陳西瀅博士學位系出于虛造？》一文引證的德累斯頓大學留學生沈怡的回憶完全相符?？梢娝?925年秋寫《劉叔和》這篇文章的時候坦坦蕩蕩，如心中有鬼，有一些細節還不能披露，以便讓讀者產生錯覺，以為他畢業后依然在倫敦讀書。劉叔和1923年秋回國后曾是陳西瀅的同事，在北大教了一年半書，所授課程是歐洲經濟史。傅斯年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之一（當時人文組院士共二十八人，吳稚暉1865年生，年齒最高，比張元濟還大兩歲），包括胡適、王世杰在內的好幾位是陳西瀅的舊友。假如陳西瀅此前以倫敦大學博士學位欺騙學界，早在北大當學生的時候就以直性子著稱的“傅大炮”（傅斯年別號）就熄火了嗎？陳西瀅的妹夫浙大校長竺可楨和女師大學潮期間“東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之一的李四光（兩人為數理組院士，他們當時的婚姻都是由陳西瀅堂妹陳淑做的媒）會容忍如此不名譽的行為嗎？

那么陳西瀅有博士學位一說的源頭究竟在哪里？在他執教北大和武大的差不多二十年的時間里，并沒有人稱他為博士。但是陳西瀅在他生命的最后階段，不幸遇到無妄之災。

《陳西瀅博士學位系出于虛造？》一文引了蘇雪林在《陳源教授逸事》中的一段話：“陳氏性情之深蘊不露，可于下面一小事看出。他留學英國，曾獲有倫敦大學的博士學位，可是，筆者和他在武大共事十余年，與他夫人凌叔華、留英好友袁蘭子（按：武漢大學外文系教授袁昌英字蘭子，丈夫楊端六）又是時相過從的好友，卻從來不知他是個博士，為的他自己從來不說，別人也不提，直到前年文星書店替他再版《西瀅閑話》，封底附有他簡單的學履歷，我才知道了。當時我倒驚訝了一陣子，并非驚訝博士頭銜之如何珍貴，而是驚訝于他這個頭銜怎么會保密到這么久長的年月！”這段文字的出處是蘇雪林的散文集子《當我老了的時候》（北方文藝出版社，2015年，300-301頁）。陳西瀅晚景凄涼，疾病纏身，1970年3月29日病逝倫敦（詳見《陳西瀅年譜簡編》，收入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張彥林著《閑話大師陳西瀅》，217-244頁）。據《蘇雪林年譜長編》（安徽文藝出版社，2017年），《陳源教授逸事》一文作于1970年4月14日。文中所說的“前年”或許是1968年。梁實秋1963年9月在臺北家中作《重印〈西瀅閑話〉序》，1964年1月臺北文星書店出版《西瀅閑話》，過了幾年這本書再版，封底的作者學履歷上有博士頭銜。蘇雪林落筆太快，她應該自問，文星書店的封底文字是否經作者本人過目。當時世界上還沒有電子郵件，文星書店如果比較慎重，應該寫信給陳西瀅，詳示擬在封底印上的文字，征詢他的意見。但是書店都有逐利之心，不一定會專函遠在倫敦的作者本人，請他來做最后的定奪?，F在出版著作或舉辦線上學術活動，介紹作者或講座人的文字一般都由本人撰寫，這在通訊欠發達的六十年代是想象不到的。而且，出版社為了一點生意經，甚至可能抬高作者身價，編造學位。總之，對作者來說，文星出版社再版《西瀅閑話》時印在封底上那份履歷實在是無妄之災?！段鳛]閑話》里的《吳稚暉先生的著作》說到書局出版吳稚暉的書，賺了不少錢，卻不大顧及作者的利益：“這在吳老先生固然是不介介于錙銖，然而書賈利用賢者的心理，以圖私利，也實在可惡?！边@句話是否也能用于六十年代后期的文星書店？

據《陳西瀅年譜簡編》，陳西瀅逝世后，1970年6月28日，臺灣地區的一些大學在臺大醫院外科講堂聯合舉辦了陳西瀅追悼會，錢穆夫婦送的挽聯是“每于和平見耿介，特從篤厚發光輝”。致悼詞的人中有陳西瀅早年教書時的同事王世杰和溫源寧。王世杰也是所謂的“吉祥胡同正人君子”之一，1929年國立武漢大學成立時的首任校長。陳西瀅在1928年夏就從日本函告胡適，國民黨政府正在籌辦武漢大學，他已獲邀參加。當年9月他赴武漢，受聘為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1930年8月出任文學院院長，9月兼任文學院外文系主任。至于溫源寧，筆者還要多說幾句。

溫源寧英文人物速寫集《不夠知己》

筆者有一冊溫源寧英文人物速寫集《不夠知己》（Imperfect Understanding， Shanghai， Kelly & Walsh， LTD. 1935，也譯成《一知半解》）的復印本，原書是古代文學專家韓文佑送張中行的（1942年12月）。幾十年之后，張中行在《韓文佑》一文（收入《負暄三話》）回憶道，他在三四十年代的北京，常與這位“刎頸之交”騎著自行車一同逛舊書店。“（韓文佑）遇見什么書，推想我也喜歡，他必多買一本，送我，如英文本《一知半解》，他的一本被毀，我卻還有，就是這樣來的?！睖卦磳帍乃麨椤吨袊u論周報》“親切寫真”欄（Intimate Portraits）寫的知識界名人小傳中挑出十七篇，集成一本玲瓏的小書，目錄上每位人士的英文稱號和姓名后面附中文，比如“Mr. Wu Mi（吳宓）”和“Dr. Hu Shih（胡適）”。第十四章“Mr. Chen T'ung-pe（陳通伯）”和最后一章“Dr. S. G. Cheng（程錫庚）” 的傳主都曾就讀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而程錫庚是獲博士學位的，陳通伯則沒有，兩人稱號上的差別一目了然。溫源寧寫道：“1914年至1919年，他（程錫庚）在倫敦經濟學院。在倫敦經濟學院學習過，或者寧肯說注冊為學生的中國學生很多；但是很少人，確實很少，從那個學校拿到學位。程博士是各出色的例外，他是倫敦大學的經濟學理學博士。”這“很少人”中就包括陳西瀅，盡管他得到的是學士學位。

《不夠知己》目錄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教英國文學的英美留學生是一個小圈子，陳西瀅只是一位“先生”，沒有博士學位，人人皆知。

《不夠知己》第十四章的最后一段有一些未盡之言：“陳先生目前是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他治理有方，該院聲名遠播，堪稱中國同類學院中的最佳。這倒不足為奇，因為陳先生具有一位好的管理者應該具備的品質，待人溫和而現實，講常理，堪稱楷模。為了這一點，要是我得承擔一點行政工作，我樂意讓他來當我的老板，但是我絕對不愿意由他來做我荒島上唯一的伙伴?！睖卦磳幵诤m一章稱他為“小冊子作家”（pamphleteer）、十八世紀法國啟蒙運動中的“哲人”（Philosophe），不提作為行政管理人員的胡適，也是有他用意的吧。

這本小書出版后，作者在光華大學的年輕同事錢鍾書寫了書評《不夠知己》，刊發于《人間世》第二十九期（1935年6月5日）。上海那家專出英文書籍的“Kelly & Walsh， LTD.”，中文當時稱“別發洋行”。

既然說到溫源寧，再添幾句離題的話。溫源寧稱贊陳西瀅的藏書后說：“陳先生是讀書的。從藏書家的觀點看來，他的書中很少有幾本稱得上善本。陳先生對漂亮的裝幀和精美的印制不感興趣。”前些年《不夠知己》出了英漢對照本（譯者江楓），所收文章四十余篇，都在《中國評論周報》上發過，有的作者待考。這一版本里的“孫大雨”一文也提到傳主的藏書：“他對印制精美的書籍有一種特殊的癖好?！挠⒄Z書籍很可能已是中國最上乘的藏品。坐在自己的書房里，他會有一種心曠神怡、得其所哉的感覺，摩挲著那些罕見的善本書，彷佛它們是他可愛的孩子。”孫大雨讀了這些文字，會不會像吳宓那樣罵溫源寧“刻薄小人”呢？這個版本的好處是譯者和出版社（岳麓書社）合作做了很多注釋，有的很見文史功力（如楊丙辰先生條），但是陳通伯條中有“1921年畢業，獲博士學位”的字樣，大概是受了網上信息的干擾。篇名“Mr. Chen T'ung-pe”中的稱號“Mr.”也被刪，很講究稱號的溫源寧不會容忍這樣的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