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移支付是財政平衡的重要環節。建立周密細致的轉移支付標準，實施科學的評估和管理機制，是規范政府間財政關系的關鍵。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對此已有方向性指引，新修改的《預算法》對其基本原則也做了確認。國務院《關于改革和完善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制度的意見》則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進一步要求。它將目標瞄準上下級政府之間的資金往來，將政府自身的權力和利益作為改革對象，無疑是本屆政府值得嘉許的又一重大舉措。

        科學的轉移支付必須以穩定、合理的政府間收支劃分作為前提，并建立在中央與地方事權明確的基礎上。中央該做什么、地方該做什么，只要其內容通過憲法或法律固定下來，哪些錢該中央花，哪些錢該地方花，其劃分就不是難事。目前，《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已經中央政治局通過，政府間事權調整有了大致輪廓。但是，事權劃分不是財權劃分的結果，而應該是其前提，它涉及復雜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關系，遠非財稅改革方案所能包容。在這些改革步驟完成前，至少在方案明朗前，轉移支付制度改革的難度可想而知。

        中國是中央集權的單一制國家，憲法要求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主動性，意味著肯定地方分權。在大一統的背景下，集權可以依賴慣性，分權卻需要借助規則。如果地方的自主權不清晰，中央可以對地方發號施令，不受任何標準或程序的限制，不管是政府間財政收支劃分，還是后續的資金轉移支付，其所能發揮的效果都會十分有限。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建立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的財政體制。以“權利”為核心建構地方財政，這是一種財政自治的思路。明確事權與財權劃分后，地方可以成為獨立的財政主體，其財權不受中央非法侵犯。也只有在這種法律安排下，才可能要求地方對其債務獨立負責。

        此次轉移支付改革的內容雖然相對技術化，涉及到轉移支付的結構調整、標準明晰、程序規范和手段優化，也包括對行為邊界的厘清，但是通過宏觀觀察不難看出，其目標并非為了壓縮地方財政自主空間，或者進一步模糊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相反，無論是要求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的比重，清理、整合和規范專項轉移支付，還是要求中央負擔因其政策變動而增加地方的財政支出，或是將專項轉移支付歸因于地方承擔中央委托事務，都有助于防止中央隨意干涉地方財政事務。結合前期國務院提出的不救助地方債的立場，地方財政自治的輪廓逐步凸顯。基于法治國家原則的要求，要想將憲法民主集中制原則落到實處，舍此別無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