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為施曄教授“高羅佩及其漢學研究”訪談的下篇。

        2011年9月1日，上海中西書局與荷蘭博睿學術出版社正式簽約，將陸續引進高羅佩的系列學術著作集，2013年《琴道》翻譯完成率先出版，而第二種《長臂猿考》最近剛剛面世。

        《長臂猿考》最初出版于1967年，是高羅佩生前最后一部學術專著，當然也是最特殊的一部，因為它的考察對象并非任何古代文獻，而是一種活生生的動物——長臂猿。

        很久以前便得知高羅佩著此奇書，無奈彼時國內尚未引進，不能一睹為快。近日，欣聞《長臂猿考》中文版面世，施曄教授作為譯者，接受了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記者關于此書的采訪。

        談起高羅佩，施教授仿佛有說不完的故事，因為這是她真正的研究興趣之所在。施教授說她曾對高羅佩的子女說過高羅佩就是自己的偶像（hero），令其家人感動得幾欲落淚。相比于在現今科研評價體制中生存而不得不完成的各種急就章式項目，她顯然更加欣羨高羅佩那種興之所至的業余漢學家身份，在她眼中，高羅佩的“業余”是一個褒義詞。

        

        澎湃新聞：在高羅佩的諸多漢學著作中，《長臂猿考》堪稱奇書，他還曾親自豢養長臂猿并進行觀察，當初是何原因促使您翻譯這本著作的？

        施曄：對，他養過好幾只長臂猿，大概有四五只，《長臂猿考》這本書里還有它們的照片。促使我翻譯這本書的外在原因是中西書局來找我，因為我寫過一篇論文《高羅佩對中國猿的闡釋及其范式意義》（載《中華文史論叢》2013年01期），引起中西書局的注意，就讓一個編輯與我商量翻譯事宜。開始我覺得我不是英文專業的，所以對翻譯并無自信，因為怕有錯誤和硬傷，所以一直沒有接受。但中西書局很執著，最后為他們的誠意感動接受了這個工作，這是外在的原因。

        內在的原因是我特別喜歡《長臂猿考》這本著作，很多人看到書名可能以為它是動物學的專著，但它其實不是動物學的，也不是歷史學的，也不是文學的，而是一本很奇怪的書，是一本類似于動物文化史這樣的專著。

        高羅佩在這本書前言中說此書是本愛之作，贈給他的四個孩子以及他養過的一只叫做“撲撲”的猿。這只猿在很小的時候犯肺炎死了，后來我聽高羅佩的兒子說他從來沒見父親哭過，但是撲撲死的時候父親卻哭了。高羅佩在《長臂猿考》的結語中說，這本書是一本愛之作，就表現出他那種鐵漢柔情，對此我很感動。

        

        其次，這是高羅佩生前最后一本學術專著，他1967年去世的，但直到1966年才完成這本書的寫作，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病榻上完成的。而且他的女兒Pauline曾經和我說，她父親寫這本書寫得非常快，因為他知道自己患了肺癌，來日無多，所以要趕緊寫，就怕自己沒時間來完成這本書，經常忍著病痛在寫，所以這也是讓我感動的第二點。

        第三點我覺得這本書從質量上來說，也是把文獻和論述結合得最好的一本書。我曾經到美國波士頓大學去看過《長臂猿考》的原書稿，大部分都是用打字機打出來的，但是在書稿空白處，高羅佩手寫了好多注釋，還有他請教別人如李約瑟的問題、每個人的觀點等等，他都寫在書稿頁邊上，從中就可以知道他為這本書付出了多少心血。

        說起來波士頓大學的Muga Memorial Library圖書館很有意思，館長很有前瞻性，他很早就遴選了一些他認為比較有潛力的西方漢學家，然后趁他們健在時向他們購買一些手稿或者其他東西，并珍藏在他的圖書館里。他當年就聯系了高羅佩，于是高羅佩就把部分《狄公案》小說的打印稿和為小說畫的73張插圖，以及《長臂猿考》的書稿都給了這個圖書館，不知道是賣還是捐的。

        這些都是我為什么喜歡這本書并翻譯它的原因。

        澎湃新聞：您認為高羅佩《長臂猿考》的最大貢獻是什么？

        施曄：剛才我講高羅佩漢學研究的六個部分之間跨度很大，互相之間看似是沒什么關聯，但其實有個核心一以貫之，那就是他的中國士大夫情結。這點很多人都說過，包括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前主任伊維德（Wilt L. Idema）教授，他也是荷蘭人，也在萊頓大學待過，他對中國、對漢學的興趣就是從讀《狄公案》開始的，他說高羅佩如果有什么野心的話，他唯一的野心就是想成為中國的士大夫，正因為這樣，所以高羅佩對所有屬于士這一階層的雅文化都情有獨鐘。

        

        那么，猿文化其實是士大夫雅文化里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大家從小背很多古詩，想想關于猿的詩句真的不少，尤其是詩仙李白的猿詩。也有很多的文賦、小說也描寫猿，但是從來沒有一個人去深究為什么中國人有崇猿的傳統。

        高羅佩選取猿這一極為貼合古代中國士大夫審美趣味的動物，將上自商周下至元明三千余年的中國猿文化變遷史納入視野，橫跨文學、史學、動物學、藝術學等領域，擷取歷代文本及圖像中的猿意象，探討其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及被君子化、隱士化的歷史進程和深層意蘊，極具開拓性、原創性及交叉性，我覺得這是他最大的貢獻。

        澎湃新聞：如果我們把《長臂猿考》視作一部現代學術研究著作，那么高羅佩在書中到底想解決什么問題？

        施曄：高羅佩想在書中解決什么問題呢？他解決了兩個問題，首先他揭示了中國人崇猿傳統的文化淵源，他覺得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猿品性非常高潔，它不像猴子那樣每天從樹上下來到地面覓食，猿一天到晚住在樹上，很少下地，渴了就喝樹葉上的水，餓了就吃水果和葉子后面的蟲子，所以中國人就覺得猿比猴的品性要高潔得多；二是猿和人一樣、甚至比人更重視家庭的親情人倫，特別是猿和它的孩子之間那種母子情深非常感人，很多小說都有描寫，特別是一些唐代的筆記小說；三是中國人覺得猿臂特別長，能夠長壽，所以說猿善采氣、壽八百，這也是中國古人崇拜猿的一個原因。

        高羅佩解決的第二個問題是他糾正了中國文學或者藝術作品中猿主題的四大誤區。哪四個呢？第一個誤區是大家都會背的“風急天高猿嘯哀”，他說猿嘯其實并不哀，猿嘯和雞鳴一樣是它的生理需要，而且還是求偶的標志。

        第二個誤區，我們有時在工藝品商店中還會看到猿猴們腳臂相連形成一個鏈的飾品，古人稱之為“連肱澗飲”，就是一種想象的猿與猿相互連貫從樹上垂下到深澗里喝水的情景。高羅佩說以他養猿的經歷，也許偶爾會有一只猿抓住另一只猿的腿或臂蕩到某個地方去，但它們從來不會有意識地這么做，它們的智力沒那么高，所以“連肱澗飲”只是古人的想象，在現實中是不會發生的。

        

        第三個誤區，中國文學傳統從唐代開始就極盡“崇猿貶猴”之能事，比如柳宗元寫過《憎王孫文》，王孫就是猴子，李德裕還寫過《白猿賦》，他們都是把猴寫得很惡俗，把猿捧得很高雅，使它們成為截然相反的兩種類型。但“猿善猴惡”這樣的主題其實也是誤區，動物之間沒有那么大的差別。猿、猴形象在文人審美及重構過程中的分流體現了一種實用主義，即以猿自我標榜，以猴影射政敵。而其更深層次原因在于猿與猴是人性中形而上的文化性及形而下的動物性的投射。人本身就是靈長類動物的一種，盡管處于進化鏈的最高端，但仍無法完全擺脫動物性。而超越動物性又是精英階層孜孜以求又難以完全實現的理想，所以，人們會在動物身上找到理想的兌現物和投射物，猿與猴的審美分流正體現了這一潛意識。盡管從動物學的角度，高羅佩對此觀念持保留意見，但他親自養猿、與寵物猿有極深的感情等行為也正反映了中國崇猿貶猴觀念對他的深刻影響。

        第四個誤區，《水滸傳》里有條好漢叫“通臂猿”侯健，很多文獻也記載猿有通臂的特異功能，“通臂猿”是什么意思呢？即當猿想要抓取東西而手又夠不到的時候，它會把一條手臂從肩部挪移到另一條手臂上，后者瞬間加長一倍，這就叫“通臂”現象。現在我們知道這當然不可能，但是很多古人都相信猿能通臂，比如清代歷史學家趙翼寫的《檐曝雜記》里還言之鑿鑿地記載過一則故事，講其縣衙里門子戲弄某猿，該猿如何通臂撕裂那人的衣服云云。高羅佩認為這個錯誤印象一定源自一只猿伸出手臂接近目標時令人難以置信的快速。但中國古人認為此為通臂，顯然這也是一個誤區。

        

        這就是他糾正的傳統文學藝術作品中猿主題的四大誤區，我覺得這是很少有人注意過的。以前中國古人也有養猿的，特別是一些道士、隱士，但他們只是把猿當成顯示他們作為隱者的高潔品性的象征。

        澎湃新聞：關于高羅佩的養猿經歷應該也有一些值得分享的趣事吧。

        施曄：高羅佩對養猿非常擅長，比如說該怎么給幾個月大的小猿喂食，他會用一個奶瓶，把水果汁和牛奶放在一起喂，還給它吃魚肝油補鈣，這些他都很在行。他對猿的這種盡心，我估計就跟對自己的孩子差不多。

        他曾經收養過吉隆坡醫學研究中心一只9個月大的猿“彼特”，彼特幼時明顯被虐待過，它的左腳踝受傷嚴重，盡管在研究中心得到精心照料，但仍不能完全適應集體生活，拒絕從籠中的一個角落出來，常舉起雙手護著自己的腦袋；只吃用手喂來的食物，大小便完全失禁。當一些年長的白掌長臂猿試圖接近它而又無功而返時，它便完全被猿群忽略。不久其腹部出現離奇腫脹，腳也似乎麻痹了，大小便失禁。研究中心便委托高羅佩照料此猿。

        這只孤僻的猿開始只呆在籠子里，不愿意出來跟人交流。喂養了幾周后，它開始跟人親近了，永遠抱著頭的雙手也慢慢地放下了一只，然后能用雙腿圍繞椅子、沙發爬行。就這樣，經過高羅佩的精心照料，這只生命垂危的小猿慢慢找回了自然本性，不僅能控制大小便，還完全擺脫了以手護頭的姿勢，并且開始喜歡被人寵愛。

        

        澎湃新聞：胡文輝在《現代學林點將錄》中對高羅佩如此總結：“在學院派漢學占據主流的二十世紀，他游離于外，一士翩翩，實代表外交官漢學的末代輝煌。”高羅佩作為荷蘭的職業外交官，一生始終以業余身份從事漢學研究，對此您有何評價？

        施曄：高羅佩處在一個節點上，他是荷蘭外交官漢學向學院派漢學轉型的代表人物。何四維（A. F. P. Hulsewe）是跟高羅佩同年出生的荷蘭漢學家，結果何四維就從外交官漢學家轉型為一個學院派漢學家，研究秦漢法典殘簡，非常精深。而高羅佩不一樣，他的研究完全是跟著自己的興趣走，范圍非常廣泛。

        學院派漢學主要是研究文、史、哲、語言這四大塊，有些漢學家將畢生精力都用于儒釋道經典的譯介以及漢語的音韻、訓詁研究。但高羅佩始終遠離這些領域，他總是漫步于一些冷僻、邊緣的領域，所以西方很多人覺得他是個“業余漢學家”。

        但我想說，首先，業余并不等于是低水平，我想高羅佩的專業造詣并不比任何一位漢學家低。其次，以業余身份從事漢學研究是他自愿選擇的。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中心存有李約瑟與高羅佩的通信，其中有一封信寫于1966年6月30號，這封信的內容是李約瑟邀請高羅佩到劍橋當漢學教授，因為當時劍橋有一位漢學家剛離職，而李約瑟因為同情共產黨而被排斥不能擔任這一職務，所以他就邀請高羅佩去，但是被高羅佩拒絕了。他推脫說不太適應那里的氣候，再就是他外交官使命還沒有完成，等外交官生涯結束了才可以專心從事漢學研究。不過我想這都只是一種借口，其實高羅佩是不想做那種學院派研究，而想憑著自己的興趣自由發展。最后，他的研究方法深得學院派壸奧，就以《棠陰比事》為例，他在翻譯這本書之前，就對它的版本變遷做了極為細致、老到的梳理，為宋代刑案文學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其實我們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興起于美國的“新文化史”思潮的角度來看，他研究的東西特別前沿，現在都成了熱點，比如性文化及物質文化研究。而且他的很多研究是開創性的，比如琴學研究、性學研究、長臂猿研究，這些都是前人沒有做過的。牛津大學的著名漢學家柯律格（Craig Clunas）是研究中國藝術史的，他就非常推崇高羅佩，他在薩塞克斯大學上中國藝術史課程的時候把高羅佩的《中國書畫鑒賞匯編》列為必讀書目。他說高羅佩是第一位涉獵物質文化的偉大西方漢學家，當然這是他的一家之言，我不認為高羅佩是第一位研究中國物質文化的漢學家，只能說是先驅之一。

        此前，臺灣評選過“百年來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六十洋客”就包括高羅佩，還有內地《華聲報》評的“二十世紀影響中國最大的一百個外國人”高羅佩也在其中。“七位華風西被的漢學家"中也有他，其他六位分別是：英國的理雅各（James Legge）、法國的伯希和（Paul Pelliot）、瑞典的高本漢（K.B.Karlgren），美國的佛里爾（C.L.Freer）、葛思德（G.M.Gest），英國的李約瑟（N.J.Needham），所以從這些方面來看的話，高羅佩的名氣是很大的，再加上他把漢學研究成果融入了小說創作當中，通過小說傳播了他的漢學研究成果，所以他是把漢學研究從象牙塔里解放了出來。

        （本次訪談初稿由澎湃新聞實習生王子愷、張健協助整理，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