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前些年，由于古裝偵探系列電視劇《神探狄仁杰》的熱播，一句“元芳，你怎么看”成了網絡流行語，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狄仁杰作為一名神探的形象，是被一位外國人發揚光大的，而他就是荷蘭著名漢學家高羅佩。

        隨著嚴曉星編《高羅佩事輯》（海豚出版社，2011年），C.D.巴克曼、H.德弗里斯 《大漢學家高羅佩傳》（海南出版社，2011年）等相關圖書的出版，作為漢學家而不只是作為小說家形象的高羅佩，也漸漸為大眾所熟知。

        上海師范大學教授施曄研究高羅佩迄今已有四年，期間還專赴荷蘭萊頓大學，追尋高羅佩的足跡，掌握了大量與其有關的一手資料，作為成果，如今她的專著《荷蘭漢學家高羅佩研究》也即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014年底，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記者來到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充滿古典氣息的辦公室中，圍繞“高羅佩及其漢學研究”的話題對施曄教授進行了專訪。本次訪談由于篇幅較長，澎湃新聞將分兩次發布，上篇介紹高羅佩的漢學研究及其與中國文化精英的交游情況，下篇圍繞高羅佩的奇書《長臂猿考》展開，敬希垂注。

        

        澎湃新聞：您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中國古代文學中的同性戀書寫”，而高羅佩正巧也是中國古代性文化研究的開拓者，那么您最早關注到高羅佩是否與之有關？

        施曄：我其實早在上大學時就在圖書館里看到過高羅佩的《迷宮案》，是陳來元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翻譯過來的一本小說。我記得當時就覺得這本書很奇怪，它不像中國傳統的公案小說，又不像西方的偵探小說，這是我最早知道高羅佩這個人，不過后來又忘掉了。

        當我開始寫博士論文的時候，正像你說的，肯定要遇見他的“性學兩考”（《秘戲圖考》與《中國古代房內考》），于是我就了解到高羅佩原來還是這樣的一個人——算是中國性學研究的開創者了。一般來說中國人對“性”都避而不談，但像他這樣一個外國人能夠對此進行研究，而且做得還蠻深，我就對他產生了好奇心。

        但是我此后一直沒有時間去專門研究高羅佩，第一是為了評職稱，要拼命寫一些我并不感興趣的東西，其次就是沒有資料，缺少對高羅佩的收藏及其學術研究的深入了解。而且高羅佩的英文版學術著作在國內是很少能見到的，翻譯過來的就只有“性學兩考”，且有很多的刪節，并不完整。

        

        所以一直等我2010年評上教授，有了足夠的經費和時間以后，才有可能開展對高羅佩的研究，2011年干脆就到荷蘭去了，在萊頓大學待了半年時間，在其高羅佩特藏室把所有藏書都理了一遍，走訪了他的家人和傳記作者，反正搜集了所有能找到的關于高羅佩的資料，包括萊頓民族學博物館、海牙國家檔案館。2013年初還去了波士頓大學Muga Memorial Library，查閱了他們收藏的高羅佩檔案。經過這些準備后，相對來說我占有的一手資料就比較充足，對做高羅佩研究就很有自信心了。

        澎湃新聞：高羅佩對于中國文化無比熱愛，琴棋書畫幾乎無所不通，然而如今他為大眾所知的還是他所創作的系列偵探小說《狄公案》。您能否介紹下除了小說創作之外，高羅佩在其他漢學領域的造詣？

        施曄：高羅佩一生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六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國古琴文化，他的《琴道》出版于1941年，還有《嵇康及其琴賦》，是對嵇康《琴賦》的學術性譯注，這兩本書是這方面的代表作。而《明末義僧東皋禪師集刊》則是其考察中國琴學東傳日本譜系的副產品。

        

        第二部分是性文化研究，《秘戲圖考》和《中國古代房內考》是他的代表作，另外他對艷情小說作過校點，比如《春夢瑣言》，但是他犯了一個錯誤，他一直認為《春夢瑣言》是中國明代文人模仿唐代張鷟《游仙窟》所寫的艷情小說。但其實不然，在我看完這本小說后我覺得它是日本漢學高手模仿明代文人的口吻寫的艷情小說。

        第三部分就是中國書畫鑒賞，其中集大成的作品是《中國書畫鑒賞匯編》，很厚的一本書，現在中西書局出版社買斷了版權，但是還沒翻譯出來。第二本是《米海岳硯史考》，對米芾《硯史》的學術性譯注。第三本是清人陸時化的《書畫說鈴》譯注。這三本書是他研究中國書畫方面的代表作，另外他還研究過中國的硯、墨及民間版畫，寫過相應的一些論文；

        第四部分是動物文化的研究，《長臂猿考》是他的代表作；

        

        第五部分是對密宗神明“馬頭明王”以及梵文的研究，代表作是《馬頭明王古今諸說源流考》，還有一本書是《悉曇——中國與日本梵文研究的歷史》，《悉曇》這本書出版社已經邀請了北京大學的王邦維教授來翻譯。

        第六部分就是對中國刑案專書的譯介和研究，代表作是《棠陰比事》，我最近正在寫關于這本書的一篇論文《高羅佩<棠陰比事>譯注 ：宋代決獄文學的跨時空傳播》，已經寫得差不多了。

        我想高羅佩的漢學研究大概就是這六個部分，還有其他就是邊邊角角的，比如說關于“現結芒果”的研究。所謂“現結芒果”是源自印度佛教的魔術，和中國道家的幻術類似，先拿一個芒果核給你看，然后在地上掘個洞放進去，再用布蓋起來，然后魔術師在一旁對著樹念經，沒一會兒，芒果核就發芽了，然后再蓋上布再念經，再揭開來看已長出枝葉了，到最后就變成一棵很大的芒果樹，樹上還能結出芒果來，魔術師還能摘下芒果給你嘗，就是這樣一種為西方人所熟知的印度傳統魔術。

        高羅佩研究這個魔術怎么產生的，怎么由印度流傳到中國來，然后變成中國道家的方術之一。比如《聊齋志異》里就有講一個道士種梨（把芒果換成了梨）的故事，還有比如道教八仙里的韓湘子，他能夠讓花頃刻之間開放，這些故事其實都和“現結芒果”有關系。他能夠找到兩者之間的關系，我想中國大概少有人會注意到這點。關于高羅佩對這種印度魔術的研究，我很早寫了一篇論文《印度“現結芒果樹”的佛教淵源及中土流變》，但還在雜志社里等待發表。

        澎湃新聞：雖然高羅佩在漢學研究上有很高的造詣，但如今他在中國的知名度很大程度上還是要得益于他的小說創作。您認為寫小說和做研究在高羅佩身上是否存在著沖突？

        施曄：我覺得高羅佩最大的貢獻就是在于走出象牙塔，把小說創作和漢學研究很好地結合起來。他前面拼命在做漢學研究，到人生后半段開始從事小說創作很有好處。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前主任伊維德（Wilt L. Idema）教授也說過，“高羅佩在晚年寫小說是一件好事，能充分利用他所熟悉的中國文化以及林林總總的中國公案小說，將其學貫中西的淵博知識和研究成果融會貫通于小說創作，他充滿靈氣的插圖極大地增加了小說的吸引力。”

        一方面，高羅佩漢學研究的成果激活了他的創作靈感，這方面可以舉很多例子，比如《迷宮案》里頭的迷宮圖案就是他收藏的《香印圖考》里面的一幅插畫，我翻過這本古書對照過其中的插圖，發現是完全一樣的。另外，高羅佩兒子說《四漆屏》的靈感就是來源于他家里收藏的一架明代屏風，有一天他在旅途中百無聊賴，就突發奇想，以家里的那架屏風構思新的狄公案小說，于是就有了《四漆屏》。

        

        另一方面，小說創作又激發了高羅佩開辟新的研究領域，就比如性學研究，其實他對性學的研究開始得比較晚，那是因為他的《迷宮案》要在日本出版，日本人為迎合讀者口味就想在封面上使用裸女圖片，但高羅佩說中國女性都穿得嚴嚴實實，沒有裸體的可能。但日本人說中國古代就有春宮畫，有裸女圖，讓他去找，結果他就真找到了《花營錦陣》這一套明代春宮圖的畫版，于是他就開始研究春宮圖，這就是中國古代性文化研究領域的開山之作——《秘戲圖考》。

        高羅佩還經常有意無意地把小說創作作為傳播中國文化的一個載體，他在小說中經常植入很多東西。比如說在《玉珠串》里面通過一位云游四海的老道葫蘆先生向西方人介紹玄虛的中國道家哲學。還有，高羅佩還在那部小說里把算盤作為主題物進行大量描寫，比如算盤是如何構造、如何計算的等等，他在小說中穿插介紹中國文化的內容特別巧妙。這都是前無古人也許后無來者的，也是他作為漢學家最獨特的地方。

        澎湃新聞：1943年至1946年，高羅佩被派往荷蘭駐重慶使館擔任一等秘書，在此期間，他結交了諸多中國的文化精英，當時具體交游情況如何？

        施曄：我曾經考證出與高羅佩在重慶交往過的人大概有42位，還有一些我沒法確定名字和生平的，便沒有列入。最主要的考證依據是別人送給他的書畫，根據書畫上的題款判斷他跟誰來往過。還有藏于萊頓大學東亞圖書館的兩本冊頁《巴江錄別詩書畫冊》，這是當高羅佩1946年要離開重慶時，有很多朋友來送他，他就讓這些朋友都在這個冊頁上面題詩或者作畫，因此這兩本冊頁非常珍貴。

        當年與高羅佩交往過的名人有著名的書畫家沈尹默、傅抱石、于右任，著名的金石學家、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高羅佩還參與創建了重慶的天風琴社，于是和很多琴家交往，像徐元白、徐文鏡兄弟，楊少五、楊大鈞，以及査阜西、梁在平等人。他和馮玉祥也是在琴社認識的，馮雖然是個軍人，但很喜歡附庸風雅，所以也參加了天風琴社。

        

        此外還有一些文人，如作家田漢，當年他和郭沫若經常光顧蘇淵雷的“缽水齋”書肆，“缽水齋”類似一個文人雅集的文化沙龍，高羅佩經常和在重慶的文人雅士在此詩酒唱和，鑒賞書畫作品，風流余韻，傳播至今。記得2012年高羅佩的外孫女高若蘭和荷蘭駐滬領事館一起搞了一次紀念高羅佩的活動，他們當時邀請我去參加了。現場就有一個小伙子說我外公認識高羅佩，但是沒有人理他，于是我就問他說你外公是不是蘇淵雷，他很激動地說終于有人知道他外公是誰了。后來我們還一起去看他外婆，百歲老人精神依然矍鑠，我問老人是否記得高羅佩，她說記得，“個子老高的，一天到晚抽煙”。

        另外，還有著名畫家徐悲鴻，他送過一幅畫給高羅佩的夫人水世芳，但是由于高羅佩去世較早，水世芳的四個子女都還沒有長大，為補貼家用她就賣了很多字畫，其中就包括徐悲鴻送的這幅畫。

        政治、外交方面的人物有郭沫若，當時他在重慶擔任國民黨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他當時共產黨的身份可能還沒有暴露，所以仍在國民黨任職，他在《巴江錄別詩書畫冊》里面也給高羅佩題了兩首詩。還有比如許世英、王芃生，許世英1936年任中國駐日大使，王芃生任使館參贊，這些人是高羅佩在日本的時候就認識的，他當時為了學漢語就經常跑到中國領事館跟他們交流，這時候在重慶他們又重逢了。還有王世杰當時任國民黨中宣部長以及外交部長，也喜歡收藏古字畫，高羅佩與他經常來往，互相欣賞收藏品。

        除此之外，還有寫過《中國科技史》的李約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 1900—1995），做唐代音樂史研究的畢鏗（Lawrence Ernest Rowland Picken，1909—2007），以及著有《中西交通史》的天主教神父方豪。太多的人，不再一一列舉了。

        抗戰雖然是中國人的悲劇，但是高羅佩說過要是沒有抗戰，他不可能有機會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遇到這么多精英名流，因為抗戰使這些人都聚集在陪都重慶，抗戰給了他一個與中國士大夫文化近距離接觸的絕佳機緣。

        澎湃新聞：在重慶期間，高羅佩與時任使館秘書的水世芳女士戀愛并結婚，聽說水世芳是張之洞的外孫女？這也是人們談到高羅佩時經常提及的一句介紹。

        施曄：水世芳是張之洞的外孫女，這恐怕是以訛傳訛，我至今尚未找到資料證明這一說法。高羅佩的家人還來問過我，說聽說我媽媽是清朝某位高官的外孫女，你知道嗎？我說連你們都不知道，我怎么會知道呢？

        在已經出版的《大漢學家高羅佩傳》里面通篇都沒有這個說法，還有一個外國雜志《WHO’S WHO IN CHINA》上面有篇關于水世芳父親水鈞韶的文章，介紹他的生平，只字未提他跟張之洞有任何關系，所以我覺得這是以訛傳訛。但無論怎樣，水鈞韶是清政府及國民政府高官，水世芳為名門之后，這點沒錯。

        

        水世芳是中國傳統的賢妻良母，雖然她會說英語、荷蘭語、西班牙語，又跟洋人結婚，但是她一生保持著中國傳統賢妻良母的本色，以相夫教子為最大的事業，從不干涉高羅佩在家庭外面的事情。或許有人認為水世芳可以幫助高羅佩進行漢學研究，但水世芳說：高羅佩研究的東西我不太了解，太高深了，他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修養，包括書法都比我好得多，我只是負責相夫教子。其實結婚以后高羅佩在外面也有一些風流韻事，但是水世芳能忍，一直維持著這段婚姻，從這方面來說她也是一個特別了不起的妻子。

        以前我一直不理解為什么高羅佩去世后，水世芳會離開荷蘭到西班牙去。有次我就問高羅佩的大兒子威廉，威廉告訴我說她不習慣荷蘭的氣候，因為冬天特別長，又經常下雨，非常濕冷，對她的身體不好。后來我自己體驗了西班牙才知道，西班牙的冬天不冷，穿一件毛衣加個外套就行了，巴塞羅那的藍天白云讓人心曠神怡，所以水世芳就愿意住在那里。我問威廉說那她住在那里一個人不孤獨么，他說她才不呢，她很快就跟別人混熟了，有了自己的交友圈，樂不思蜀。水世芳就是這樣一個特別開朗樂觀的人，她好像是2005年去世的。

        上海音樂學院的教授戴曉蓮是教古琴的，她曾為了高羅佩收藏的一批琴譜到荷蘭去，這批琴譜中有珍貴的孤本《龍吟館琴譜》。她當時還見到水世芳，我看到過她們的一張合影。

        高羅佩和水世芳一共育有三兒一女，大兒子威廉是萊頓大學的教授，搞日本文學研究，二兒子彼特是律師，三女兒寶琳在博物館工作，最小的兒子托馬斯是一位外科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