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中國錯誤地打壓現代遺傳學，稱之為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學術，大學里不能講授孟德爾-摩爾根的遺傳學學說，生物學成為所謂米丘林-李森科遺傳學的一統天下。這種以意識形態分野壓制科學分歧的做法，造成中國遺傳學和分子生物學發展滯后幾十年的惡果，至今思之，仍令人喟嘆。

        好在，經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科學界已經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識。共識之一是，有關科學的分歧，無論是學術內容方面的爭議，還是學術評價方面的爭議，都應該由科學界內部解決，而不是由其他行業或力量涉入代庖。即令是政府，一旦貿然介入科學或技術的分歧，也往往適得其反，令正常的學術爭議無法得到有效的討論和解決。

        共識之二，不管什么身份的科學界人士，如果本人的學術成果或學術評價遭遇外界爭議，就不應該回避，而應該公開回復。從院士、校長到普通師生，都不應該有例外。

        以剛剛獲得久負盛名的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的張堯學教授為例，他有著海歸學者、中南大學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等諸多頭銜，不但是學者，也是公眾人物。他獲獎后，其研究引發了同行的巨大爭議。這些爭議主要圍繞兩個問題，一是獲獎成果的水平到底如何，二是張堯學在項目研究過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這些爭議使張堯學一生中最大的榮譽變成了一生中最大的輿論危機。他應該如何面對這種爭議呢？

        我們相信，如何應對危機，最能考驗公眾人物的品行。我們希望看到，中國的大學校長在引發爭議的時候，不但有耐心聽取不同意見的雅量，還要有直面爭議、做出解釋的勇氣。

        壓制不能平息爭論，反而會導致更多不滿。作為大學校長，作為教師，如果通過明智而令人心服口服的做法，說服同行，析疑止爭，是言傳身教的最佳機遇。

        我們建議張堯學校長通過公開方式，向科學界同行介紹自己的工作，也給公眾解釋“透明計算”的價值。科學家實事求是地評價自己的工作，不僅可以顯示科學品位，可以教育學生如何評價科技研究的價值，也能夠樹立由同行評議科學分歧的良好學風，這不是皆大歡喜的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