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先生病逝于北平協和醫院，當時的報刊、雜志對這一新聞進行了報道，并刊發悼念文章。有人撰文為社會上對梁啟超逝世反響頗為冷淡鳴不平，支持中醫者借梁啟超病逝之機抨擊西醫，國民黨黨報總編輯則直言不諱地指出了梁啟超在政治之污點，學術界人士對梁啟超的評價則較為公允。

社會反響：國人態度之冷淡，祭拜者寥寥

        《談藪：國人對于已死的梁任公之冷淡》，載《真光》1929 年第28卷第3期。

        民國十八年二月十七日，上海一班文人與梁任公有交情者，在靜安寺設座祭梁任公，經登報多日，聲稱公祭，結果至者僅寥寥四十余人。是日哀挽聯語數十副，為張東蓀、張嘉森、黃炎培、蔡元培、沈恩孚、孫寶琦、夏敬觀等手筆。內中造句，比戊戌于熙寧，以任公喻荊公者，比比皆是。而稱其文章風格者亦不少。獨精研佛史了解科學二事，無一人道及之。間有致贊其以雅頌陪風南者。而馬相伯集香山句“文章卓犖生無敵，風骨英靈沒有神”全場以此最為混成云。

        《悼梁任公先生》，張其昀撰，載《史學雜志（南京）》1929年第1卷第5期。

        梁任公先生晚年，嘗自比于梨洲。黃梨洲先生年登八秩，神明未衰，白頭著述，喋喋不休。梁任公先生亦自稱元氣淋漓，不讓后生，乃享壽未滿六旬。其生平志業，多未成稿；棲依西山，想有遺恨。自梁先生之歿，輿論界似甚為冷淡。先生遺體將于今日在北平香山臥佛寺之東坡安葬。余昔年游學金陵，嘗侍先生，迫懷良師，不能無一言。梁先生在中國近世史上各方面之貢獻，現代史家必有作詳盡之研究者；本篇所述，僅余之雜感而已。

        ……

        《由梁任公的追悼會而聯想到囂俄（雨果）的葬儀》，蘇雪林撰，載《生活（上海1925A）》1929年第4卷第25期。        梁任公先生在北平逝世后，上海也開了一個追悼會，我聽見了一個有趣的故事，某君素景仰任公先生之為人，想拉他的朋友同去追悼，他的朋友是個國民黨員，他的夫人，也是國民黨員，雖然不是什么黨國要人，總也算得是忠實分子，當下他夫人一聽某君的話，便下板下臉，用嚴厲的口音對他說道：“梁啟超是研究系的人，是腐化的分子，你若能擔保我丈夫的名譽，不發生危險，便同他到追悼會！”某君一想這個關系太大，他實不敢以他人名譽為兒戲，便獨自去了。

        任公先生雖然以置身政界的關系，不能令各方面都滿意，但他對于中國革命的間接鼓吹，新思潮的輸入，功績確乎不少，最后數年對于學術的貢獻尤為偉大，他個人的人格，也可以說得完全兩字。蓋棺定論，梁任公先生真可以算新中國的一個恩人，我們對于他都應當有相當的敬意。想不到參與他的追悼會，竟會發生名譽的問題！因梁任公先生的追悼會，忽然使我聯想到囂俄的葬儀。

        ……

        西洋社會崇拜天才的光景，見了真教人血為之沸，淚為之流，人生果然能得到這樣的光榮，犧牲生命也值得！他們天才的努力，大都由民眾鼓勵出來的。

        西洋天才對于民眾貢獻的報酬，是感激，是頌美，是社會上最高的地位：中國天才對于民眾貢獻的報酬，是攻擊，是謬辱，是饑寒困苦。

        深厚的土壤，才栽培出郁郁千丈的翠柏蒼松，薄瘠的地皮，只能生幾莖野草罷了。忘恩負義的民族，決不能產出偉大的天才！

任公因何離世：中醫責難西醫

        《梁任公小便出血之西醫誤診》，莊云盧撰，載《中醫新刊》1929年第11期。

        上海《時事新報》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青光欄內載。仲君所作之梁任公小便出血之病源一則。如左：

        “梁任公小便出血，北平協和醫院，三年前，認為病在腎，遂割去其一。而小便出血如故，體益衰弱，今年病愈加劇。仍入協和醫院，再檢驗腎臟及其他部分，均不得其病源之所在，后經協和醫學校一教授。名Belgund者，瑞典人，為歐洲有名之醫學者，應該校一年之聘，來授講義，非院醫也，檢驗結果，遂斷定病源在肺部之一種微菌（乃菌而非蟲，絕非癆病結核）。出其所收集之醫案，以示群醫，得一九二五年，英國威士康遜省，有三人患此病，情形與任公一一相同，此菌乃人身所常有。向來醫學界視為無足輕重，及身體衰弱，為患乃大，此三人在其結果，一痊一死，一至今未死亦未痊，曾以該三人之痰，注射于小動物之身上，無甚影響，此次該教授以任公之痰，注射于一小兔上，豎日即發熱便血，第三日死矣，解剖之前，見兔之骨節，已為此菌所蝕，乃知任公于一月前，自覺左邊一肋骨漸痛，病源乃在此菌，三年前之便血病源，亦在此菌也，現以碘酒能殺此菌，服之已有微效，然尚無把握，倘早斷定，則治之較易云。”

        詳此所載，西醫之誤點有三。其一，病在腎，即割去腎。斷手截足，固是西醫兒戲人身之慣技，然則病在心，亦將心割去乎，病在肺，亦將肺割去乎，昔者華佗，曾剜關公之臂，后遇曹操頭瘋，又欲剖腦，操大怒曰：“腦可剖耶，汝欲殺我耳，遂置陀于獄。尋死獄中，此非陀之誤也。陀實欲殺操也，是三年前西醫之割腎，梁任公獨不悟耳，不然，任公被割后，何以病不少痊，而至今加劇，且今日瑞醫斷為不在腎，未知三年前施割腎手術之醫生在否，其亦自知其為誤否，其二，百病在菌，乃目前西醫之自夸而驕人處，然瑞醫既以任公之病在肺部微菌，與英國三人相同。何以英國三人之痰，注射于小動物，則一無影響，注射于兔，獨能發便血癥乎，此其理由，亦宜細為研究，況英國三人之病，在瑞醫既自以為得其病源，然何以痊者只三之一，不痊者有三之二，其不足信也，不皎然明乎，見兔之骨，略有所蝕，便以為任公之肋痛，亦系微菌所蝕，然任公已三年，何以至今始被蝕哉，且菌系植物，非動物也，安能蝕骨哉。其三，用碘酒以求殺菌。碘酒之性猛烈，久病之臟腑，未知能勝任與否。恐菌未盡而人已死，任公其危乎殆哉。

        ……

        嗚呼，梁任公亦一學者，無書不讀，何獨于關于性命最切要之醫藥，曾不少為留心，以致委身蠻醫，生殺予奪，任其上下哉，雖然，豈獨任公一人哉，吾知將后之名公鉅卿，博學碩士，必多駢首接踵，斷送于西醫之手矣。痛哉痛哉，吾中醫雖盡其良心，大聲疾呼，其如彼之不悟何，其如彼之不悟何。

黨報“蓋棺定論”：誤于主義信仰與軍閥

        《悼梁啟超》，陳德徵撰，載《星期評論：上海民國日報附刊》1929年第2卷第38期。

        據本報十月九日北平電：“梁啟超十九日下午二時在協和醫院逝世，年五十六歲。”我們由這段消息，可引起無限感慨。在革命粗告完成的時候，從前一般從事民族運動和政治活動的人物，現在都相繼逝世，時間不過三月，前有黎元洪，現在又有梁任公！

        我們現在執筆來評論梁任公時，誠所謂“蓋棺定論”。我們覺得梁氏在從前一般人物中總算是有點成績的人物。梁氏少年時活動頗有聲色，晚節亦甚好，唯中年頗多疵眚，一誤于主義信仰，再誤于投降軍閥；然而梁氏在中國學術史上已確有地位，在革命史上亦有相當注意的價值。梁氏在排滿時代，曾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國風報》等有勢力之報紙，在中國政治思想上投下猛烈的發酵劑。同時亦得有相當的收獲，這時任公雖持議與總理有異，然亦間接幫助總理做了不少的破壞工作。

        迨辛亥光復以后，梁氏回國，從事政治運動，在熊希齡組內閣時，一任司法總長，次年復改任幣制局長；在段祺瑞任內閣總理時，梁亦被任財政總長，這些，都是梁氏一生失節的污點。

        晚年復能悔過，努力于學術的研究，此系梁氏有自知之明，不幸竟以此終致不起！

        我們略舉梁氏一生事實，以與過去一般人物相評衡，梁氏實為可以稱許的人物——章太炎現在雖然健在，實有“老而”之嘆，因此對于任公先生之死，我們不禁深致哀悼。

學界評價：開辟新史學之功不可沒，著文啟民智之績不可辱

        學者如張蔭麟、鄭振鐸、左舜生、繆鳳林諸人皆著文悼念梁任公先生。

        《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張蔭麟撰，載《學衡》1929年第67期。

        在此文中，張蔭麟將梁任公的學術活動分為四個時期：

        第一期自其撇棄詞章考據，就學萬木草堂，以至戊戌政變以前止。是為通經致用之時期。第二期，自戊戌政變以后至辛亥革命成功時止，是為介紹西方思想，并以新觀點批評中國學術之時期。而仍以“致用”為鵠的。第三期，自辛亥革命成功后至先生歐游以前止，是為純粹政論家之時期。第四期自先生歐游歸后以至病歿。是為專力治史之時期，此時期漸有為學問而學問之傾向，然終不能忘情國艱民瘼。歿即以此損其天年，哀哉。

        《梁任公先生》，鄭振鐸撰，載《小說月報》1929年第20卷第2期。

        他在文藝上鼓蕩了一支像生力軍似的散文作家，將所謂懨懨無生氣的桐城文壇打得個粉碎。他在政治上也造就了一種風氣，引導了一大群的人同走。他在學問上也有了很大的勞績，他的勞績未必由于深湛的研究，卻是因為他的將學問通俗化了、普遍化了。他在新聞界上也創造了不少的模式，至少他還是中國近代最好的、最偉大的一位新聞記者。許多的學者們，其影響都是很短促的，廖平過去了，康有為過去了，章太炎過去了。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響，我們則相信他尚未十分的過去——雖然已經綿延了三十余年，許多的學者們、文藝家們，其影響與勢力往往是狹窄的，限于一部分的人，一方面的社會，或某一個地方的，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響與勢力，確實普遍的、無遠不屆的、無地不深入的、無人不受到的——雖然有人未免要諱言之。

       《我對于梁任公先生逝世的一點感想》，左舜生撰，載《長風》 1929年4月3日第4期。

        康孫嚴王（康有為、孫中山、嚴復、王國維）各努力于政治與學術的一方面，所以他們只能各表現中國近代三十年來時代精神的一部分，而不能代表全體；梁任公則始終對于政治與學術是雙管齊下的，且于政治則主唱君主立憲而并不反對共和，能助袁世凱統一中國而決不能容許袁世凱做皇帝；于學術則除對于史學始終維持他較濃厚的興趣外，乃馳駕于各方面而茫無際涯，并且毫不愿以老輩自居，常常是和許多青年一伙兒競走。所以他對政治主張的徹底似乎不及康孫，對于學術某方面的精湛似乎遠不及嚴王，但整個兒代表這個時代的，卻除梁任公外更找不出第二個！梁任公算是在這個中國政治與學術的過渡時代充分的盡了他的天職的一個人。

        《悼梁卓如先生（1873-1929）》，繆鳳林撰，載《學衡》1929年第67期。

        然以當時民智之閉塞，士風之委靡，號稱智識階級者，下焉者日治帖括，上焉者鶩于訓詁詞章。而梁氏日以維新、變法、新民、少年、自強、救國之說大聲疾呼。復以其間灌輸世界智識、闡發先哲緒論。凡所著述，大抵氣盛而文富，意誠而詞達，加以“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于讀者別有一種魔力”故一文之出，全國爭誦，老師宿儒猶深翹仰。清末士氣之奮發，思想之解放，梁氏之宣傳實與有大力焉。雖其主張開明專制，擁護清帝。言立憲而不言民主，言政治革命而不言種族革命。與國民黨為政敵，其言論之攻擊國民黨者無所不用其極。然時務、清議、新民諸報之出世。皆在《蘇報》、《民報》之先。梁氏固不愧為新思想之陳涉，即后此民族民權之說風靡全國。亦以梁氏溫和之理論與夫暴露滿廷之失敗及維新之絕望，為間接之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