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費城藝術博物館在完成第一階段的改建后向公眾開放。此次改建由著名建筑師、普利茲克獎得主弗蘭克·蓋里操刀，蓋里一改往日的“招搖”，對建筑內部進行了不動聲色的改建。此外，博物館的兩場臨時展與一系列常設展也同時展開。在《紐約時報》藝評員看來，費城藝術博物館在新展中關注本土藝術，但過于強調殖民與奴隸制歷史，而忽視了其在宏大的全球網絡中的意義。

費城藝術博物館 圖：Hannah Yo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你知道有什么比投入巨資改建地標更加時髦的嗎？投入巨資而不動聲色。

現年92歲的加拿大裔美國建筑師弗蘭克·蓋里（Frank Gehry）是使用鈦金屬材料的大師。當其他的博物館與文化機構找到蓋里時，他交出了具有創造性而看起來不免招搖的建筑：例如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的金屬曲線、洛杉磯的迪士尼音樂大廳，或是巴黎路易·威登基金會的“玻璃風帆”。但是在費城，當蓋里接到重構這座美國最古老、最重要的博物館之一的任務時，他將不銹鋼和動力學軟件拋在了腦后。

距離費城藝術博物館邀請蓋里對于其位于本杰明·富蘭克林公園大道上的原址進行擴建和重修過去了整整15年，目前第一階段的工作已經完成——而且謹小慎微。蓋里的“核心工程”對其內部進行了清理和重塑，增加了2萬平方英尺的展廳空間，一個全新的入口，以及在后疫情時代可能會舉行表演和聚集活動的中庭。目前項目已耗費2.33億美元，而這只是第一階段；接下來將是新的地下展廳，以及穿過東部階梯的窗戶。

藍菲斯特大廳（Lenfest Hall） 圖：Hannah Yo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你將首先通過西入口看到蓋里對建筑低調的介入。如今這里有了更富吸引力的玻璃門和輪椅通道的斜坡。名為藍菲斯特大廳（Lenfest Hall）的西大廳被賦予了更大的窗戶，而去除了由博物館之前的建筑師羅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和丹尼斯·斯科特·布朗（Denise Scott Brown）設計的后現代風格售票亭。

大廳的西墻和原有的禮堂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新的中庭，外部使用的蜜色石灰巖與原先建筑師在1928年時所用的一致。在這里你會看到蓋里對于華麗的唯一讓步：皮拉內西（Piranesi）式的蜿蜒階梯通向地下室層，與之相連的圓頂和步道又讓其黯然失色。

左：有圓頂的步道 右：皮拉內西（Piranesi）式的蜿蜒階梯 圖：Steve Hall, via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圣·高登斯（Saint-Gaudens）的鍍金狄安娜像依然俯視著主樓梯，而杜尚的《已經給出》（étant Donnés）仍然邀請“窺視者”走向那扇木門。湯姆·艾金斯（Thomas Eakins）描繪血腥場面的大作《格羅斯診所》（The Gross Clinic）也搬到了這里——博物館與費城美術學院共同擁有這幅作品。現代側廳的圓形大廳依然展出塞尚所畫的最后一幅、也是最大的一幅《沐浴者》（Bathers）。

圣·高登斯（Saint-Gaudens）的鍍金狄安娜像 圖：Hannah Yo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目前，費城藝術博物館正在舉行兩場臨時展覽。其中“森加·能古蒂：拓撲”（Senga Nengudi: Topologies）是對于這位美國后極簡主義雕塑與表演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的研究。森加·能古蒂曾在洛杉磯與東京求學，早期曾用裝滿液體的塑料展開實驗，1975年起，能古蒂開始用舊的連褲襪創作雕塑，有時會在內部用金屬絲進行塑形。這些雕塑時而延伸至天花板，通往它們的界限，時而因為沙子的重量而下沉，讓人想到胸部、石頭或者腫塊。

森加·能古蒂作品，展覽現場 圖：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Joseph Hu

這些脆弱的臨時雕塑很少能夠大規模地被看到，光是它們本身就足以讓這場展覽成為一件大事。作品的影響還呈現于相關表演中，藝術家瑪倫·哈辛格（Maren Hassinger）將自己的身體纏繞在彈性織物中，仿佛雕塑是另一個舞者，破碎但重獲生氣。在這場展覽中，你能看到早期的影像記錄，最近哈辛格與能古蒂雕塑共舞的錄像，還有能古蒂和她的同伴在紐約一間黑人畫廊所進行的表演。

群展“新勇氣”中的行為藝術作品《花園：看不見的樹枝》Hannah Yo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新的臨時展覽展廳中，群展“新勇氣”（New Grit）呈現25位來自費城或在此生活的藝術家作品。這些作品的質量層次不齊，而且似乎有些過于迫切想要成為話題。不過，本土藝術家對于一場開館展而言是合適的交點。除了那些耳熟能詳的名字，大衛·哈特（David Hartt）無疑是展覽中最值得一看的藝術家，他新近的委任作品《歷史（暮光）》（The Histories (Crépuscule)）將掛毯和影像結合，將牙買加景象和紐芬蘭浮冰變成了一場跨媒體與跨大陸的漫游。

最讓人驚喜的是新美洲展廳，用來展示從殖民時代到美國內戰時期的作品。彩色的展墻襯托了美術館收藏的查爾斯·威爾森·皮爾（Charles Willson Peale）與其他美國畫家作品。這里還豐富地陳列了西班牙殖民藝術，以及費城黑人鐘表匠、瓷器制作者和銀匠的創作。

新美洲展廳 Hannah Yo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展覽的講解上，還有可以提升的空間。新的展墻文本強調了黑人與原住民在賓夕法尼亞社會的存在，并突出了這一地區的奴隸制歷史。但是它過于關注個人生平，而忽視了作品本身，并且一味地突出任何與奴隸制有聯系的內容。例如，一只18世紀的銀碗所附的文字沒有告訴我們關于這只碗或是銀市場的信息，只是講述了銀匠和被他奴役的工匠的故事，并且得出了這可能出自工匠之手的猜測。這當然是有可能的。但是誰制作了這只碗并不如孕育了這種創造的政治和經濟體系要緊，也不如將其與其他時代和文化聯系起來的美學形式重要。在這里，我們獲取的只是用新的說教語言講述的舊故事，而將這種語言過度地應用于美國歷史是缺乏遠見的。

新美洲展廳 Hannah Yo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費城藝術博物館，乃至所有的博物館，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去想辦法將這些展品置于新的關系中，而不是在它們后面加上星號，標注出孰好孰壞。這并非不可能。我們要做的只是將物品和圖像不只視為傳記記錄，而是作為宏大的全球性的圖像和思想網絡的載體。當我們說到被殖民時代遺產玷污的機構時，這些全球性的博物館在“罪惡者名單”排名很高，但是，在正確的“修建”之下，沒有人知道會產生什么新的方式和視野。

（本文編譯自《紐約時報》，有部分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