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同門之間談論時，常常嘆服于先生晚年學術思維的敏感和對學界新動態的關注。

        作為一位八○后，我1999年入北京大學讀書時，田余慶先生早已不再擔任教學工作，因此無緣親身領略先生的授課風采。即使在進入研究生階段后，見面的機會也不過一年兩三次的樣子。但先生于我，卻有著一種難以言傳的熟悉感。學習魏晉史，先生的論著文字，自然是時時研讀的對象。但更多的印象，是通過我的老師們在言談中不斷提到的“田先生”而塑造成形的。記得2007年開始考察漢唐間正史中所謂的“開國群雄傳”問題時，業師閻步克先生即說這個問題當年田先生講課時就提到過，很有意思，讓我大受鼓舞。北大魏晉專業研究生有一個最為重要的日常訓練，就是跟隨老師一起研讀《通鑒》的中古部分。我當時是跟羅新老師讀的，收獲極大。這一傳統據說也始自田先生。

        第一次有機會拜見先生本人，是2003年研究生入學之后。時值深秋，由閻步克老師居間聯系，我們幾位魏晉史方向的研究生同學一起去先生家中拜訪。因為之前多次聽說過先生過去如何嚴厲、學生們——其實是我們的老師輩——如何害怕的傳說，心里還是極感緊張的。沒想到開門迎接我們的是一位慈祥溫和的老人，后來聊天時也全無“權威”的架子，極為平實自然。后來聽說先生在新世紀后變得溫柔了許多，但過去的學生去見他時還是多有心理陰影，反而不如我們這些八○后年輕人放松。那天因為人比較多，具體談的話題已經記不清了，但先生在提到某一問題時瞬間炯炯的眼神，印象深刻，可以依稀想見當年的虎威。其時恰逢先生新著《拓跋史探》出版不久，我帶去一本請先生在扉頁上簽名。今天翻檢，竟是手頭唯一的先生親筆。

        先生出版《拓跋史探》時，已經是八十歲的高齡，卻仍然能夠開拓新境如此。我們同門之間談論時，也常常嘆服于先生晚年學術思維的敏感和對學界新動態的關注。2007年夏天開始，在閻步克老師和羅新老師的支持下，我和一些海內外學界朋友組織了一年一度的“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前兩屆聯誼會在北大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舉辦時，先生均專程到場出席。我相信除了對青年后輩的勉勵之意（如第一屆會議時專門自宋人筆記中摘出“博不病荒，精不病餒”八字與大家共勉）以外，先生心中對于我們這些新生代關注的課題一定也有著莫大的興趣。那兩次會議他都是堅持聽完整個上午的報告后才離開的。后來聯誼會會刊《中國中古史研究》創辦后，每卷我都會專門寄一本給他。遺憾的是最新的第四卷2014年歲末剛剛出版，竟然再無呈送的機會了。

        2014年8月23日晚，借人大歷史學院主辦第八屆聯誼會的機會，先生亦專程趕到會場與大家座談。這可能是先生在學界的最后一次公開露面。雖然入場時腿腳略顯不便，但坐定后面對來自日本、韓國和中國大陸、臺灣中古史學界的數十位青年后生，九十高齡的先生精神甚佳，思路清晰，談吐有力，侃侃而談一個多小時仍無疲態，給予我們莫大鼓勵。據羅新老師說，先生在公開場合發言，一定都是精心準備，遣詞造句常常反復思量數日之久。但那一晚的田先生，卻是十分特別的。雖然話題都是因青年學者的提問而起，但先生毫不避諱地談到他早年的求學歷程、對唐長孺先生學問的評價、和臺灣逯耀東先生的交往等內容。現在想來，不免讓人感到先生當時在這一場合或許別有一番心緒的存在。

        先生仙逝后，我匆忙赴京參加告別儀式。返滬后的12月30日上午，即有復旦歷史系本科生的中國古代史課。上課前我特意花了十多分鐘的時間向學生介紹先生的生平與業績。大屏幕上打出了羅新老師在微博上發布的那張先生的背影照片，據說先生自己最為滿意。不由想起2008年清明，在周一良先生逝世七周年之際，先生與祝總斌先生還有閻步克、陳蘇鎮、羅新、葉煒諸位老師一起去給周先生掃墓，我們魏晉專業的幾位研究生隨侍。

        周先生的墓園在北京西郊，記得當天剛剛下過雨，路上有些泥濘。先生著一雙布鞋，和祝先生、閻老師、羅老師等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看著他們的背影，想到不久前在潘家園舊書市場買到的兩本舊書，是先生1970年代在中央黨校上課時編寫的秦漢史和魏晉南北朝史講義。忽然很想問問先生在黨校授課時，是否就已經想到了《釋“王與馬，共天下”》那樣的問題？在1979年第3期的《中國史研究》上發表了這篇論文后，十年時間里，先生構筑了魏晉南北朝史領域的崇山峻嶺，垂范后學。但我還是會想到魯迅在《野草?題辭》中說的話：“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巖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我很想去尋找1979年之前先生心中的“地火”。 ■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