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田余慶先生這一代人中，他是受僵化教條影響最小的學者，為自己獨立的思想贏得了空間。

        12月25日清晨，田余慶先生突然走了。最后一次見到田先生是在10月6日下午，我和陳爽一起去看他。那天師母生病躺著休息。臨走時，田先生一定要叫她起來和我們告別。時間已近傍晚，因為沒有開燈，房間有些昏暗，大客廳里空空蕩蕩的，只有兩個九十歲的老人，讓人感覺有些凄涼。師母跟我說，要多保重啊。當時我還想，我這歲數還不到要“多保重”的時候吧。可是沒想到，不到二十天我就心梗住進了醫院。送我們時，老倆口站在門口，說什么也不肯關大門，一定要看著電梯關上門。這在以前是沒有過的，太正式了，正式得有些凝重。我沒有和陳爽說什么，但實際上心中是有一絲不祥之感的。11月我出院后，10日晚上先生又來電話，囑咐我多休息，不要太用功，晚上看看電視，哪怕是動物世界。他不知道，我根本就不是那么用功的人。因為住得遠，很多年來我和田先生多是電話聯系。這就是最后一次了。

        這幾天，關于田余慶先生的學術貢獻，網上有很多介紹。他很謙虛，曾經跟我說，我沒有什么不得了的貢獻，只是研究上有些特點而已。到底是什么特點？他沒有具體說，我也沒有問。之所以不問，是因為我心里自認為是明白的。

        在我看來，他在學術上主要有三個特點。第一是細密。我以前在《讀東晉門閥政治》一文中說過：“他的性格是從細節出發，追求的是不缺少任何中間環節的完整鏈條。”魏晉南北朝保存下來的史料少，要實現這樣的追求，便不得不細密，不得不努力在只言片語、字里行間發現問題。這是很辛苦的工作。在年近八十的時候，他還用這種方法去研究資料更少的北朝歷史，寫出了著名的《拓跋史探》，真是令人嘆服。

        他的第二個特點是研究中沒有預先設定的解釋模式，一切從實際出發。我曾經說過，他在追尋歷史線索時與陳寅恪很不一樣，“陳寅恪先生也是在尋找歷史線索，但從深層次上看，他有時實際上不自覺地是要用歷史的線索來證明自己的理論。他有理論先行的嫌疑。而田余慶先生則不然，他沒有預設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尋找歷史內部真正存在的線索。如果找不到，他寧可沉默”。在評論他的《拓跋史探》時，我又說：“在解釋歷史現象時，研究者很容易急切地求助于‘規律’、‘趨勢’來加以說明，他卻反其道而行之，一再向‘具體’索要答案。”他的這個特點是非常鮮明的。正是有了對“具體”的一再追問，使得他總能提出有自己特色的問題。我觀察，一流的學者大多是如此。他們是問題的發現者。他們討論的問題常常就是自己發現的，而不是跟在別人的問題后面討論。

        上世紀五十年代成長起來的學者往往受當時流行的理論模式影響很深。田先生也不能完全避免，他在《東晉門閥政治》一書的“后論”中專門有一節討論“門閥士族的經濟基礎”。這正是時代的烙印。在我看來，門閥士族與“經濟基礎”關系不大。但是，必須強調的是，在這一代人中，他是受僵化教條影響最小的學者。一般研究者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所謂“從理論出發”。“從理論出發”，提出的問題有時其實是假問題。用“理論”來解釋“具體”則常常會掩蓋了真正的歷史原因，并進而把“具體”變成了“理論”的注腳。他很特別，那些理論他當然很熟悉，他也并不排斥理論，只是他很少用理論來解釋具體問題。他提出問題、解釋問題總是從史料出發，從具體的歷史情境出發。可以說，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自覺地擺脫了理論框架的束縛，從而為自己獨立的思想贏得了空間。

        除了上述特點之外，其實他還有一個最根本的特點，他不是那種匠氣十足的“書呆子”型學者，而是一個有著深刻思想的學者。他曾經告誡我們學生，研究工作中“要注意排除反證，沒有反證的問題是簡單的問題。復雜的問題往往有反證。”他還說：“要注意不重要的時期，因為重要的時期是從不重要的時期發展過來的。”這些話看似平淡，但極耐人回味。我們讀他的書常常感覺到很有味道。這“味道”從哪里來？我想，除了他一流的文筆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來源于他思想的深刻。他因思想的深刻而展現出了獨特的魅力。我發現，有的年輕人寫文章誠心誠意地想模仿他，但總感覺不倫不類。這是因為他那獨特的思想近乎于一種天賦，而天賦當然是不能模仿的。

        1986年，我陪他去煙臺出席第二屆魏晉南北朝史年會。會議期間他生病住院了。在醫院病床上他跟我聊天，特別強調說，你還年輕，寫文章不要追求數量，也不要追求職稱，要追求境界，追求一生在學術上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這次談話對我觸動很深，一直牢記。什么是境界？他沒有解釋。但我似乎也能明白一些，以《東晉門閥政治》為例，他雖然詳盡地討論了一百年的門閥政治史，但卻始終清醒地認識到門閥政治只不過是“皇權政治的變態”而已，因而只是暫時的，歷史終將回歸到常態的皇權政治。因為討論的是東晉的歷史，他的注意力當然是在南方，但全書寫到最后，他卻說：“從宏觀來看東晉南朝和十六國北朝全部歷史運動的總體，其主流畢竟在北而不在南。只是北方民族紛爭，一浪高過一浪，平息有待時日，江左才得以其上國衣冠，風流人物而獲得歷史地位，才有門閥政治及其演化的歷史發生。”一般研究者，常常是自己研究什么，就強調什么重要，甚至會強調到過分的程度。但是田余慶先生卻不是這樣。他超越了自己的具體研究，站在了一個更高處俯瞰全局，寥寥數語正展現出了一個杰出歷史學家的理智與境界。

        記得余英時先生曾經說過，錢鍾書先生是以讀書為宗教。借用此表達，我們也可以說，田余慶先生是以學術研究為宗教。有照片顯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仍然在工作。在很多年的接觸中，我對此深有感觸。在我和他單獨見面或者通電話時，基本話題都是在學術方面。在學術上，他的興趣十分單純，不計較別人反駁他的觀點。我在讀《拓跋史探》的書評中，曾經對他的幾個觀點表達過質疑。他看過文章后來電話，就這些問題和我聊了一個多小時，興致勃勃，沒有一點兒不高興。關于《東晉門閥政治》《拓跋史探》我都寫了書評，其中都不回避我認為的田先生在學術上的局限性。為此，網上網下都有人夸獎我。其實，我之所以敢那么寫，并不是因為我有什么勇敢的，而是因為我了解他。他有著寬廣的學術胸懷。如果他是一個狹隘的人，我是斷然不會那樣寫的。

        以他的學術成績、學術地位，他本來可以活得很熱鬧。但事實上，在熱鬧的場合是見不到他的身影的。他一直非常低調。在這個浮躁的年代，低調是一種高貴的品格。 ■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